杨念群：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

“瘟疫”发生与普通疾病不同，个体病痛如不传染，基本可与他人无涉。但瘟疫一起，则仿佛好大一片天空都被毒魔吞噬笼罩，毒气四溢之际，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闹得昏云惨雾，天地玄黄，为之色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每当毒雾弥散之际，四处剿杀追逐病毒，强行区隔正常与非常之人的宏大场面，就极易演变成一种相当壮观而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行动。“防疫”与“避疫”也就不可能单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仅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传统认知：“医疗”也是“社会”现象

在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认知框架中，“医疗”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被对待的，例如在传统地方社区面临瘟疫传播的威胁时，施医治病往往就是社会化的慈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本无法独立出来。“医疗”过程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程序被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加以观察，是现代科学眼光审视下发生的结果。可是如果仅仅用后人形成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弥漫于“社会”之中而熏染出来的中国“医疗”观，自然常常会觉得荒诞不经，难以苟同，从而把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现象与国人同样植根于如此情境中看待世界的方式分离开来，形成了相当单调的判别标准。

如果回到中国历史的现场中进行观察，会发现许多医疗现象的出现不但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其治疗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比如中国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准疾病状态”的现象，病人发作时的临床症状根本无法通过中西医的任何正常诊疗手段加以治愈，而必须求助于被传统与现代医学排斥的文化仪式行为如画符、祭扫、做法等方式。这时，纯粹的科学解释就会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更为重要的是，当疾病作为个别现象存在于个体病人身上时，完全可以通过施医送药的纯粹医疗途径予以解决，可当某种疾病以大规模瘟疫传播蔓延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时，对付病菌已不仅仅取决于医治病症本身是否有效，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

清代的历史已经证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而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对个体病患者的实际治愈水平。或者也可以说，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从“社会史”而不是从单纯“医疗史”的角度观察，正可以看出时疫发生时社会与政府行为在社会动员组织与整合能力方面的差异性。

清代：“济贫”“施医”开始分离

清代咸同时期以后，瘟疫的频发程度越来越高，但清政府出面进行官方干预控制的行为和实际作用却在萎缩。深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种悖论现象的产生与清初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在对民间生活进行控制方面出现了利益格局的再分配有关。

就清代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情况来看，虽然医疗职能普遍由地方社会承担，如宗族、各种善堂等慈善机构，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不能算是纯粹单独的医疗机构，而是大多在主体救济功能之外兼具施医诊治的作用。比如乾隆时上海的同善堂就兼有施馆、施药、惜字、掩埋的多项功能，所以都不是“专门化”的医疗机构。而且这些慈善功能基本延续着宋代以来分散性的乡贤救治的地方传统。如《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出场时就说他：“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在地方社会遭遇大疫时，这些零散的救助活动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道光以后，中国地方社会的综合性善堂急速增多，意味着其中所包涵的医疗救治成分也会相应地增多，这就为西方医疗行政体系的介入奠定了基础。后来更有“施医局”这样的机构从善堂系统中分化出来独立运作，从而使原来善堂救济“贫病”的功能内涵悄悄发生了变化，“病”作为救济对象已不只是“贫”的延伸，而是被相对独立划分了出来。所以道光以后的施医局等专门机构的出现是传统医疗资源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与西医医院虽在诊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大有不同，但在对疾病治疗进行空间组织方面却有相互衔接与共容的地方。不过，是否可以马上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现代医院的出现与发展，似乎还难以仓促定论。

由此可知，要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显然不能靠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医疗史”研究加以说明，也不能依赖于传统意义上对上层机构的“制度史”分析方法予以诠释。因为清代的防疫体系往往与各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功能缠绕在一起，通过它们的作用才得以显现，这种复杂的情况不是纯粹依赖观察医疗现象的狭隘视野能够加以归纳的。与之相关的是，清代防疫系统似乎只有在“地区性”的境况中才能凸现其意义，而无法从传统政府整体职能运筹的角度评估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