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蒙写作生涯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说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之一。当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以眼前的社会生活现实来判断小说,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但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这篇小说是不够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时,对王蒙这篇小说有一个新评价。他认为:“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这个分析很有启发意义,它提示读者,特别是在时间过去许久以后,再从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已没有意义。
王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有22岁,当时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王蒙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两个意象虽在写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王蒙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现在看来,小说因为把握住了这两个意象的内涵,所以小说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后代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如果细读王蒙的小说,你会发现,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他的小说还能让读者重新解读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于王蒙的艺术感觉使他在瞬间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先看小说开头这一个细节:“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没有解释这个细节的含义,但不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钱?还是不愿意要钱?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释为是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感情,但半个世纪后读者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在会上,袁水拍有一个看法是:“三轮车不要钱,很拥护,但里边是黑暗。有的也可说是无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刘世吾也是表面的。”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有一个现象是,那些从政治立场上否定小说的批判者,常常比赞扬小说的人,更能看出小说的妙处,至少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评价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还是有力的,不过他们的立场和对作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过去读者认为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样理解可能简单了一些。刘也是北大学生出身,他在组织部,对什么事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当林震把韩常新随意整理简报的事告诉刘世吾时,刘的反应是:“老韩……这家伙……。真高明……。”刘是一个陷在了“组织部”里的“学生”,而林震虽然来到了“组织部”,但还没有陷进去。如果他在“组织部’呆下去,他也是一个刘世吾,因为党的生活就是这样。还是在中国作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认为:“他下去也会变成刘世吾,有类似的调调,有忧郁病、孤独感的人。”刘世吾的哲学是:
“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在这篇小说里,还保留“学生”气质的人,不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小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有一种暗讽的东西,王蒙后来的小说中,也常有一种让读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王蒙几十年以后形成的创作风格,我们都可以在他早年的这篇小说中找到潜质,特别是他的讽刺艺术。
王蒙自己解释写作动机时说: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王蒙当时是以检讨的心理说这段话的,但恰恰是他说不清楚的这些东西,获得了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如果他当时什么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会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五十年代一些今天看来还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基本都是作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