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原标题：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关于王蒙

一、时代背景

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是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和葛洛。秦兆阳没有想到，经他手修改后发表的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反响。秦兆阳本人是一个小说家，但在他一生中，他的小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他自己的一篇理论文章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还有就是经他手发表的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名字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者是王蒙。

1956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一年前发生了胡风事件，然后是在全国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也许是因为胡风事件和随后发生的运动，使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恐慌，为了改变这一情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胡乔木起草的。在胡乔木一生中，这是他文字生涯中有份量的一笔。因为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解放知识分子，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央认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文件，是当时“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办公室”起草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是把中国当时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艺人的情况，作了分类统计，特别是他们的生活情况，可以看出，中央是想提高他们的待遇。我查看过这个报告，中国当时各个行业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情况都在其中。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开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也提出来了，这一段时间，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说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但随后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在胡风事件和反右运动之间，恰好有一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事后看，如果没有这一个“早春天气”，反右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也可能就不说那么多话了，因为“早春天气”里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作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错觉，这为他们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说来有趣，1956年9月8日出版的九月号《人民文学》，它的编者绝对想不到这一期杂志会有那么多让人难忘的文章。这期《人民文学》的头题是秦兆阳以何直笔名写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引起的事非，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就是王蒙的小说，还有黄秋耘的短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就因为这篇文章差一点被打成右派，最后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发配岭南。这期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彭慧一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彭慧最后也成了右派，加上右派王蒙，这期杂志真是太不吉利。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这期杂志的小说栏里并不是第一篇，而是第二篇。本期共发了五篇小说，用黑体标出的只有两篇：第一篇是大群的《小矿工》，第二篇才是王蒙的小说。从这个排列上可以看出，编者对这篇小说是重视的，但还没有重视到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据秦兆阳在1957年4月和5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座谈会上介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6月中旬收到这篇稿子的。小说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见，交给我。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7月17日，第二天就要发8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于是连夜赶着修改”。

涂光群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组的编辑，据他回忆，最早看到这篇小说的是另一位编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谭之仁。涂光群说：“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在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王蒙的小说是临时换上去的，也就是说，从后来编好的杂志上看，编者对这篇小说并不是特别在意，但如果了解这是临时换上去的稿子这个背景，就可以说，编辑是特别推崇王蒙小说的。

秦兆阳的编辑风格是喜欢修改作者的稿件，这是个好习惯，但也是个坏习惯，因为编辑过多的修改，对于原作也可能是伤害，小说的题目也是他改的。因为小说后来起了风波，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支持小说的思想倾向，所以修改王蒙的小说也成了问题。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对比刊在中国最大的一家报纸上，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可以说明当时报刊杂志对于领袖个人对一篇小说的态度，是绝对认同的，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为“毛泽东听周扬等人说小说缺点部分是编辑秦兆阳改的。毛泽东提出要批评编辑。作协党组原拟让《人民文学》编辑部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茅盾主张先开个座谈会，然后把座谈会记录发表，以便说明《人民文学》修改王蒙小说的情况，同时谈谈作家与编辑的正确关系。”

在后来对秦兆阳的批判中，他修改王蒙小说几乎成了最大的罪状，认为他强化了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其实他的修改大体可以说是文字上的，虽然有自己加上去的话，但基本还是按原作的思路进行的。秦兆阳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但那个时代的编辑对于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作品，这样处理，自然也有他的道理。在这一点上，王蒙是有风度的，虽然他在一些文章中对于修改自己的文章作了解释，但从没有责怪编辑。因为毛泽东肯定了这篇小说，在五十年代，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倒有一种把帐算在秦兆阳身上的倾向。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他又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中说：“《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学》的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的首倡者——秦兆阳，还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强加到这篇作品里去，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绪和林震性格的偏激，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况后，在文章中就突出说明是秦兆阳了。因为毛泽东对这篇小说的态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时，极少提到王蒙和他的这篇小说，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刘绍棠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