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五）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十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话，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这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班干部》。文章说：“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自从去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和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署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这篇社论语气非常强硬。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些同志不懂得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必要的完成，而竟然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施以‘仁政’。他们似乎忘记了由于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才使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广大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压迫过去长期压迫人民的少数压迫者。国家政权就是这样从原来少数压迫者的机关，变成为今天最大多数人民压迫少数压迫者的机关。我们人民的革命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势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两立的。人民对于一切决心脱离反革命阵营，回过头来为人民服务的，都已经给予宽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现在愈加分明了。现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既不会自己甘心死亡，就必须彻底革掉它们的命，决不能允许它们来革掉人民的命。”

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夏秋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都进行的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严重紧张和忧虑。如同在乡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规模地使用，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用暴力的程度则小得多。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还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习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由于相互揭发导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至此把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人格力量基本摧毁。冼玉清当时感到，四九年以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看见这样剑拔弩张，他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了。冼玉清说：“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当中说假话开始成风，虽然这是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但天长日久，它已成为一种风俗，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认为这都是由于“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所造成的，不可能真正有效，但短时间内可能是这样，如果是整体化，长时间如此，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胡适说；“现在我们有许多朋友在北平受压迫，作坦白文章。去年（四十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还有，他们除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思想’外，更进一步评判蔡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学术平等。他们说：‘这是错误之至；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我想，各位一定与我同感。

在这个时期，我不敢说过分乐观的话。不过，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是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想想那时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的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以为思想改造运动不足以摧毁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个估计是太过于乐观了，因为他想象不到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的严酷。思想改造运动，从设计者角度考虑，这个运动是很成功的，不过它越是成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