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四）

周炳琳最后能过关，还是应为毛泽东说了话。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批语中说：“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作法。”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汪敬虞回忆说：“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和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作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而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顾。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会上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还是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上。”当时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主持者是刘大年，虽然运动平和，但也可以想见对运动的忠诚，梁思永重病在床，还不放过，他不久就去世了。

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并不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辨的。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后被发现的早，保存了他的生命。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了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线，这样华罗庚才算过了关。

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他虽然作了检讨，但群众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的报告是从他个人经历开始的，报告亲切、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