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人们读史书往往偏爱盛世，汉唐雄风，泱泱大国，足以令今人目迷神往，诚然，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辉业绩，伟大成就。然而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变，兴盛固然是一种发展，衰变也是一种发展，研究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着眼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从此一程到彼一程是怎样转折的，衰变就是这种转折的积蓄、准备和启动。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社会的新质因素往往在王朝鼎革的势态中表现。就文化而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兴旺发达，为后世无以伦比，都是出于乱世中的争鸣；魏晋玄学崇论闳议，大大提高民族的思辩力，佛理援此融入华厦，促发了辉煌的唐文化，玄学也萌生于乱世；晚明一代，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有人誉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思潮，或是儒学的新阶段。众多的争议，恰恰表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为清代学者所不屑的衰世。不论是硕学鸿儒、孔孟老庄，还是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土生土长的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佛家，无一例外，都是生逢忧患，创立学派，在末世中形成，兴起或发扬光大。

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延续二千年。它本身不仅有创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政治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研究者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世，衰败的景象远胜过汉末、唐末和宋末，以致极度的强化和极其弱化的趋向，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循着这一势态，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烂熟，而至沉疴临绝，一蹶不振，出现解体的朕兆，不是没有可能突破内循环，开出新天地，但是值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之际，中国又未能赶上历史的潮头。

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已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又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败落，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正在腐烂下去。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干预，纯系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轨迹。历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如创始、延续、加强和调整革新，都不乏有丰硕的成果，而对于末世衰变的研究，却往往流于概念化，就是对开国皇帝也比末代帝王的研究更见成效，因此剖析这一特定时期的封建统治是怎样没落的，又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城市民变迭起，但没有联合的趋势，更没有扩散到农村。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斗争尚未越出相对缓和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陷”，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又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一般说来，农民起义并能颠覆旧王朝，必须具备下层民众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从万历朝来看，农村的动乱，尚未从根本上危及王朝的统治格局，社会却面临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民起义的风暴先期来临而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更有他姓王朝所罕见的种种危象。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沉疴临绝，历史必须要作出重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