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人们读史书往往偏爱盛世，汉唐雄风，泱泱大国，足以令今人目迷神往，诚然，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辉业绩，伟大成就。然而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变，兴盛固然是一种发展，衰变也是一种发展，研究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着眼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从此一程到彼一程是怎样转折的，衰变就是这种转折的积蓄、准备和启动。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社会的新质因素往往在王朝鼎革的势态中表现。就文化而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兴旺发达，为后世无以伦比，都是出于乱世中的争鸣；魏晋玄学崇论闳议，大大提高民族的思辩力，佛理援此融入华厦，促发了辉煌的唐文化，玄学也萌生于乱世；晚明一代，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有人誉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思潮，或是儒学的新阶段。众多的争议，恰恰表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为清代学者所不屑的衰世。不论是硕学鸿儒、孔孟老庄，还是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土生土长的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佛家，无一例外，都是生逢忧患，创立学派，在末世中形成，兴起或发扬光大。

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延续二千年。它本身不仅有创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政治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研究者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世，衰败的景象远胜过汉末、唐末和宋末，以致极度的强化和极其弱化的趋向，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循着这一势态，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烂熟，而至沉疴临绝，一蹶不振，出现解体的朕兆，不是没有可能突破内循环，开出新天地，但是值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之际，中国又未能赶上历史的潮头。

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已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又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败落，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正在腐烂下去。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干预，纯系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轨迹。历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如创始、延续、加强和调整革新，都不乏有丰硕的成果，而对于末世衰变的研究，却往往流于概念化，就是对开国皇帝也比末代帝王的研究更见成效，因此剖析这一特定时期的封建统治是怎样没落的，又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城市民变迭起，但没有联合的趋势，更没有扩散到农村。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斗争尚未越出相对缓和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陷”，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又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一般说来，农民起义并能颠覆旧王朝，必须具备下层民众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从万历朝来看，农村的动乱，尚未从根本上危及王朝的统治格局，社会却面临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民起义的风暴先期来临而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更有他姓王朝所罕见的种种危象。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沉疴临绝，历史必须要作出重新的选择。

统治机构自行解体的趋向

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挺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万历以后的几代皇帝，光宗短命，即位不足一年即撒手而去；喜宗不像他父辈沉缅酒色，可是个出名的糊涂虫，他嗜好木工，整天弄斧，作出的玩具器皿，玲珑剔透，可对政事一窍不通，一切都依赖宦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连他的妻妾遭人毒手也不暇顾，不论是治国还是理家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毅宗在农民大起义前夕临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出自藩王入嗣的身分，使他尚能面对现实，想望治平，但是大厦将倾，积习难返，纵有治国之志，也无回天之力，而末世君主的骄横猜疑，他也无所不备。极度专制的封建社会结构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的起码能耐，再也无能驾御庞大的国家机器。

晚明社会的百年之中，累计有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万历王朝更为突出。

皇帝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左都御史詹沂、户部尚书赵世卿、李廷机等中央大员就这样自行卸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这样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根据《明通鉴》的统计：尚书三，待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在职的只剩下九人，仅占编制的十七分之一。当官的跑了，下级也就不上班，有的衙门索性锁上大门。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侯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在途中拦道号哭，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边防军请发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有盗匪，互相隐匿。各地解银，无人受理。边疆民族进京朝贡，无人接待。文渊阁大印被盗，查无踪迹。太仓库失窃，宫廷值班金牌丢失多年，无人发觉。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

一些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不断上疏，痛陈时弊，南京御史孙居相说:“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首辅叶向高目睹时政之败坏，愤而辞职，他说:“今章奏不发，大僚大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对此他断然发出警告:“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隆庆前后短短儿年，发生在内阁的斗争，此起彼伏，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刚刚击败李春芳，又被张居正轰跑。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吵就是数十年。轰动一时的宫廷三大案，成为朋党倾轧的焦点，愈演愈烈，直至明朝灭亡。官员贪脏枉法不胜枚举。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正如继叶向高后就任首辅的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经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的地步。所以《明通鉴》对万历中叶以后的朝政作了这样的评价:“(神宗)中晚以后，庶务日以随废，堂廉日以癸隔，党援门户之习，嚣然不靖，明伐纲纪之弛，未有过于神宗朝者。”

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依靠统一的官僚机构实现社会统治的职能，即使皇帝不理政，官僚机构若能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解体。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政事荒怠，但与神宗朝相比，职能尚未丧失，所以经过隆庆年间徐阶的革除弊政，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政事又有所振作。万历中叶以后则不然，朋党之祸固然对吏治有败坏，更重要的是皇帝公然与国库争利，严重践踏了地方官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宦官作为特派税使到各城镇监矿征税，踢开地方官员，另行组织中使衙门，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私囊。这些税使派到哪里，就在哪里纠集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发多起民变，也激起地方官员的反抗。税使自恃有皇帝的特谕，冲击官府，拷打官吏，凌逼大臣。神宗不理朝政，却对宦官的密报“百言百听，如提如携”，受迫害、被削职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这飞来的横祸使得“满朝臣子益惊怖而叹息矣!”首辅沈一贯抨击委派税使的行为“徒亵朝命辱国体”，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这是造成旷官不补的重要原因，他说:“识微之士且曰:‘矿税未罢，则庶官未必补也。’何也?天下之监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皇上方任貂当以渔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是废官之不补也，矿税之一念横之也。”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本是封建王朝法定的统治系统，也是皇帝赖以建树威权的主要支柱。官员是朝廷的命官，依据国法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的保护，这是统治者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不管怎样为所欲为，在客观上不能不受到此种利益的限制。神宗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的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神宗这样无限制地扩张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最高层的自行败坏和内部火拚，这反映统治阶级中已没有一个能人或集团来缓解统治危机，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再也无力抗御内忧外患，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世纪末万历王朝的后期，朝野上下，掀起一股骂皇帝的“非君”思潮。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假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不仅如此，上朝时不守朝仪，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连乞丐也混在午朝门外，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法纪废弛，皇帝、官府无可奈何，监狱甚至长出青草。皇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政治表现，皇帝的失控与权威下跌，是皇权没落的朕兆，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开始出现溃裂，为明末政治伦理的启蒙打开了缺口。

理学的衰微和异化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在宋代形成、发展，至明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受到人们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学者士大夫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洪武二年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明成祖时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因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政之。”由此可见，程朱理学被明王朝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然而，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还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首倡者王阳明发掘湮没已久的陆九渊学说，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提出良知说，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的本义在弘扬存天理，灭人欲方面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之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他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无人心不具有这种良知良能。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九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心中自有天理。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不仅给士大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诚如东林钜子顾宪成所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逐亡。”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出自王学，又越出王学，走向民间，并以贴近民众的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学说的重点。王艮虽然也讲缚私欲，但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这就是说,学术的传承要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为准绳。据此他提出尊身(身体)知本，明哲保身的主张，提倡安身、保身、尊身、把身与道相提并论，反对以身殉道。他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知道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舍己，不以己依于万物。”“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王艮这样重视人身的价值，提高人的生存意义，这与理学灭人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也反映他是王学蜕变的肇始者和创始人。王学传至颜山农、何心隐更对人生的合理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把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作为践仁、明道的体现。何心隐公然背叛五伦之教，舍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义，独留朋友一伦，把没有血缘连结的师友作为人伦的首要关系，这对传统的宗法关系是一大挑战，有人斥之为“大奸”，也有誉之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大毁大誉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顾宪成从私心利欲的角度作出中肯的分析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李贽又进一步从哲理上论证了人必有私的“童心说”，宣扬天下尽市道之交，至此王学已非未来面目，因而有“王学左派”的称谓。

王阳明以灭人欲的良知说传道授业，可他的再传弟子却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利和欲本是追求、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动力，正因为有这动力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与生产水平。“王学左派”以明道、践仁，来论证“私”、“欲”的合理性，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基础，百姓日用之学也得力于王学的“不轨弟子”，在晚明发扬光大，风靡天下。对这变迁，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作出这样的总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巾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这样背叛名教自非王学的本义，却又受之于王学的导引，这二律背反的后果使理学异化，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王阳明始料不及的后果，但作为一代哲人，又不乏有此隐忧。晚年他在南京讲学时，风闻弟子有背师教时，不无感慨地说:“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授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在他去世后，愈益不可收拾，以至有人把风俗的败坏归罪于王阳明说:“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人情，坏人心术。近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唱导。”

这是王学的“过错”，又非王学的过错。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在思想领域有强烈的反映。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思想的主干，不可避免地“向左转”，发生分裂、蜕变，从而兴起反理学的思潮。

纵观明代思想史，程朱理学称霸学坛，至明中叶已经失控，陆王心学的崛起，更使程朱的威信日下，二派争讼激烈，有以王学攻程朱者，也有以程朱非王学者。异端之说蓬勃兴起，有的近于佛学，有的又近于道学，还有向西洋寻求救世良方者，纷纷扬扬，多元并存。百姓日用之学如异军突起，既传之儒家的经典之教，又融入阐扬利、欲的新说，冲破了传统的程朱陆王、佛道儒法的禁锢,联翩地涌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害邪说”，学术上反对自锢，以异端自，追奇求新。市道之交说、童心说、情教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钱神论，引得附和者如痴如狂。酒店茶肆，盛行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异调新声，妇孺传诵，风靡一时。正是这种不拘守祖宗成法的时尚，涌现一股新鲜气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曙光。

新因素的激荡，正意味着旧传统不可挽回的失落。力图正风俗，重整纲纪者纷纷提出救世的方案；逆反性的文化生机又预兆传统文化必然要衰变而革故的趋势。晚明文化就这样交错着正统与异端、守成与更新、循礼与非礼的矛盾，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发展到明后期孕育了异端思潮，造就出破坏自己的反对派，尽管这并非是始作俑者的初衷，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大潮，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顺流而下，带着困惑和矛盾，冲破理学的禁锢，为启蒙思潮的喷涌打开了渠道，这使理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力，在新旧学术的交替冲撞中，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从上述两种危象可见，前者是统治危机；后者是文化危机。这两者如影相随，文化危机伴发统治危机，是传统文化模式衰微的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源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冶国的传统，是以礼制的模式作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统治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历代统治阶级都以法制的、哲理的、教化的手段加贯彻和宣扬，形成社会的统治意识。这三者的一体化，蕴有结构上的矛盾。统治序列，亦即层层隶属的等级秩序，是三纲五常之命脉所在，自古即奉为千古不变移之信条，是不予变的因素；道德有盛衰荣哀，不会轻易变动；物质生活却是多变的因素。当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增加，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方式变迁，越礼逾制的现象大量涌现，必然要冲决道德的网罗，导致等级秩序的变动。刺激这种变动的，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国民经济结构，必然伴生商品经济周期性的活跃，从而又周期性的败坏礼制。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旧王朝的统治，但是新王朝仍然按照礼制的旧模式安邦定国，虽农民政权亦不例外。一度是农民领袖的刘邦定朝仪、复兴礼制，朱元璋加强礼制的建设，都反映农民起义并不是真正摧毁礼制的力量。真正促使礼制败落的是商品经济的刺激和欲望的增长。

明末种种有声有色的社会景象，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异端思潮为舞台的，然而这种景象都局限在少数城市。封建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制约，中国商人资本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历史局限，限制了商品经济能量的进一步发挥。商人和士大夫不能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启蒙思潮在人文方面的局限，致使晚明社会虽然跃动着变革的曙光，仍然不能迈出中世纪。但是沿袭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坚冰，毕竟已经溃裂，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如果没有新兴的异族清兵入关，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华夏族已无能力按照传统模式重整山河，明代缘此不是没有可能走出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步入新的时代。尽管这是艰难的历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的近代化可能提前到来，晚明社会给了这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