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意气风发的，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禹、老舍、叶圣陶、李劼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机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名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尊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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