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这一天，下午先在天安门广场召集国民大会，与会学生和群众约五万人。会上，朱家骅和陈启修都有发言和演说。会后照例示威游行，但因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激烈内讧，无以调解，不得已，朱家骅便宣告游行解散。已而不得的是，其中一支队伍径往“晨报”馆而去。这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
两把大火，胡适都不在北京，他是为脱离北大政潮而赴沪治病的。但北京情形，他都知道，除了报纸，还有朋友来信。这是汤尔和给胡适的信，亦可见知识界部分人对国民党这两把火的态度：“京中状况狞恶可怖，白昼纵火烧报馆，此是何等景象？章行严纵犯弥天大罪，亦不应放火烧之。”说及这两日的领袖人物朱家骅，汤的评价是：“朱骝先平时破谨饬，亦中风狂。是足见非稍稍读书，有相当修养者，无不从风而靡，人心如此，可畏哉。”最后，汤还庆幸胡适此刻不在京中。
插：朱家骅后来尝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朱家骅也坐上了当年章士钊的位子；教育部长。1947年，京津一带，学潮风起云涌，朱家骅从首都南京前去视察。我们可以在胡颂平为他编撰的年谱中看到这样一幕：“先生（指朱家骅，笔者注）在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欢迎茶会之后正要出门时，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涌了进来三百多人。先生对学生说话之后，胡适先生接着说话了。他说：‘朱部长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客人，你们师大的学生到我们北大来亏待我们的客人，我们是不应许的。你们这种下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据胡所言，“胡适先生很严厉地责备了他们一番，最后才散去。”然而，学生围攻朱家骅的场面，以及这个场面紧接着在清华大学的重演，胡颂平隐而不扬了。只是，这一幕朱家骅不应该陌生。北平学生用来对付他的，不正类似他当年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时的作为？
现在，可以把话题回到当时人都不在北京的胡适和陈独秀。
这把火该不该烧？在陈独秀那里，简单到一个字“该”，甚至“活该”！自“晨副”讨论赤白友仇一个月下来，报馆收到的稿件不可谓少，但，发出来的，十九都是反俄。徐志摩的解释是拥俄的稿件大都是不连贯的议论。这样，“晨副”虽有两方面的声音，但声音不成比例，这本身也就呈现了报纸自己的倾向。这样的倾向陈独秀当然不能容忍。因为在那个时代，对苏俄的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表明你是进步还是反动。这个问题在陈独秀自己那里当然不言而喻，但，《晨报》居然还作为问题讨论，讨论下来，结果反俄还占了上风。这种落后反动的报纸为什么不该烧？烧报纸的逻辑乃是陈独秀当年不准《新青年》发表反对白话文的继续。因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新青年》是自己的，说不发就不发。《晨报》是异己的，必不容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游行群众是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来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馆的。事实上是，朱家骅们此刻正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怪异在于，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不准别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报》的自由在哪里？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者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的声音可谓掷地，但胡适的意见还可商榷。胡适是在异同是非的语境中谈自由的，可是自由却偏偏不能在这个语境中谈。胡适主张容忍异己，是因为自己未必真是，而对方未必真非。和争自由却不懂自由的陈独秀相比，胡适登堂。可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并非胡适以上的理由，因为言论自由与是非无关。言论自由的意义仅在于言论本身，而不在言论是非。就此一认识而言，堂奥其中的倒是诗人徐志摩，正如他上面的态度：“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只问思想，不问倾向；只问言论，不问是非：这才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
这就是说，即使众人之所非为非，非，亦有其言论自由，这是它的权利。是不能以是剥夺，更不能以暴力夺之。像《晨报》纵火案，分明是国民党及其同谋还未执政时就先行施展的“文化法西斯”。这种以非民主的方式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争自由，结果只剩下蛊惑人心的口号，民主自由却越去越远。甚至，按照它的逻辑，失去自由的不仅是对方，同时也是自己。当对方认为自己是，并以相同的方式回敬时，自由便再也没有可能。自由不是负负得正，而是相减为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向陈独秀亮出了他作为底线的“这一点”，即“容忍”。
容忍是20世纪中国最稀缺的价值资源，它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胡适在20世纪早期就鼎力张扬，这使得这封信在20世纪书信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无以忽视的一席。在胡适看来，容忍不仅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容忍便没有自由；而且，胡适更预见容忍的缺席，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因此，胡适踩住容忍的底线向陈独秀告警，甚至不惜以“仇敌”声色俱厉。可是，这一切几乎是与夏虫语冰，一贯以己为是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因此，胡适把话说到最后，禁不住有此悲情：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胡适的话，不幸应验。
摘自《随笔》2007年第1期 作者：邵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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