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北京《晨报》被游行群众捣毁焚烧

1925年11月29日下午五时左右，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被游行群众捣毁一空并焚烧……

事情发生在北京，但无形的火苗却从北京延伸到上海。此刻，人在上海回避北大风潮的胡适有信给也在上海的陈独秀，信中谈论的就是他们两人为北京《晨报》馆被焚而引起的冲突。胡适对陈独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却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这一问，在胡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交锋的情形，但，我们知道，这件事过去几天了，胡适心中并没有让它过去。他索性把自己一些更完整的想法形诸笔墨，以书信的方式知会陈独秀：“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

请注意“这一点”，胡适把它看得很重。他下面分明说：“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事实上胡适一生都没有仇敌，以这样的语气说话，胡适也仅止一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点”，以致胡适要向十年老友发出类似绝交的警告呢？

《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办，1928年6月停刊。最初它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但在后来办报过程中，研究系背景仍在，但机关报的色彩褪去，逐步成为一个超越各党派之上的公共媒体。《晨报》当时在北京有很大影响，发行量将近一万。在每天的新闻正张之外，还有一个发表文艺与学术的附张，叫《晨报副刊》（它由鲁迅命名），这是北京知识界自由言论的一个公共平台。最初由李大钊主编，1920年7月，由孙伏园接手。1924年10月，因鲁迅讽刺徐志摩《我的失恋》在发排时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下，孙愤而辞职。直到1925年10月1日，《晨报》才请来徐志摩。可是，徐主持副刊不到两个月，《晨报》就燃发了冲天大火。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说起来，与徐志摩的“晨副”未必就没有干系。

《晨报》被焚，《晨报》自有反省。1925年12月7日，报纸复张后，在放火的幕后指使上，该报社论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反共产说，因《晨报》反共产言论所致。一是党派倾轧说，因《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所致。一是同业煽动说，因同业竞争所起。如果不论最后一点，当时作为进步力量的国共两党都是反对《晨报》的。还是在民初国会时，梁启超的进步党就是国民党的对头。及至现下，由于《晨报》的反苏立场，更招致年轻的共产党的反感。因此，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晨报》被焚，主要是出于前两种原因。中国青年党的“醒狮派”撰文认为这次事件是该报反对联俄而引起。在对该事的看法上，它说：在对方那里，焚毁“当然是认为应该的，而在我们看来，虽《晨报》的主张，在根本上与我们大有不同，但以这种杀人放火的毒辣手段对付敌党，是万恶军阀所不敢为的。”是的，至少到1925年底，有着礼让文人传统的北洋军阀虽然封过言论，但从未有过光天化日焚烧报馆之举。烧报馆的却是民间自己，是民间持不同时见的群众和组织。至少这也是一件咄咄怪事。

既然这咄咄怪事的缘由之一是《晨报》的反俄倾向，那么，就要看看刚上任的徐志摩到底在“晨副”做了些什么。

徐志摩是在《晨报》总编辑陈博生的再三邀请下，于1925年10月1日在《晨报副刊》亮相的。他用以亮相的文字是一篇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徐志摩到底想怎么办这个几易其手的副刊呢？“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这个“他”，就是陈博生，徐志摩好像预料到什么，预先和陈博生打招呼。因为，徐志摩坦承：“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里（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来了之后的徐志摩，用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副刊上连续展开苏俄问题大讨论。

《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日出刊，一周四张，由徐志摩负责。除此之外，每周还改出三个周刊，分别是《社会周刊》《国际周刊》和《教育周刊》，三刊则由《晨报》其他人负责。10月6日，由刘勉己负责的《社会周刊》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10月8日，徐志摩的副刊就有了回应，这就是清华教授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以这两篇文章为发端，《晨报副刊》包括它的《社会周刊》和《国际周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主战场就是“晨副”，主持人就是徐志摩（以及刘勉己）。仅10月份，徐志摩就推出了两个讨论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而且徐都撰写了前言。在不到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晨副”及其周刊刊发了讨论文章五十来篇（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本来讨论可以继续下去，但11月29日的一把火，烧坏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