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讨论苏俄呢？不妨看他自己怎么说：“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癕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因此，“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这是一个诗人的洞察。与之相比，此时胡适在苏俄问题上则不免短见。徐志摩始终以诗人名世，他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东漂西荡的浮浅才子。其实，他的诗才未若他的学才，前者穷尽发挥，不过尔尔。而后者，因他自己弃学从文，未能尽展。但他毕竟读过哥伦比亚的政治学系，毕竟师从过拉斯基，又毕竟与罗素有过从；因此，偶涉时局，即见身手。这方面的感觉简直好于诗的感觉。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也可惜徐本人未必知道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更可惜他之这一面，不幸被他自己、也被后人遮蔽了。
陈启修的文章本是为苏联辩诬，因为自1922年以来，苏联在中国大地上成功点燃了反帝运动的熊熊怒火。反帝声浪在国内舆论呈压倒之势。但也有人指苏俄为帝国主义，相对英美白色帝国主义而言，它是赤色帝国主义。陈文是要解构这个概念，其立论出发点：苏联尽管是赤，但不是帝国主义。然而，他的题目和立论却对不上号。“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答曰：有。或，没有。然而，无论有否，都无从导向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位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北大教授，年虚四十，其修辞水平，实在不然。至于文章的逻辑，则是教条式地从概念到概念，不究事实，只作推理。比如，苏俄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苏俄恰恰资本匮乏，因此，称它为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了”。它的另一个逻辑更奇怪：“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转移目标之计……”一言以蔽，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个因果，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形式逻辑？
因徐志摩之邀，张奚若已经在“晨副”上发表了《副刊殃》，正准备写《大学灾》。他忧愤于副刊和大学对青年学生在舆论和思想上的误导，很想正本清源，把“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拉出认知的迷津。读罢陈文，他搁起了《大学灾》，因为陈文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现成的误导之例。在行文中，张奚若绕开了苏俄是否为帝国主义，转从事实角度，判断它是中国之友还是中国之敌。此后，这场讨论便主要不在帝国主义的概念上兜圈，而是集中到“赤白仇友”这个问题上来。关于苏俄，张的言论过于犀利，这里不引。但不得不引的是有关他对《晨报》发表陈文的态度。这番话是张奚若对《晨报》说的：“一个报对于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总要有一种一贯的主张，若是今日说东，明日说西，那就近于儿戏了。”以对苏俄为例，“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你们敢明目张胆的出来反对，不管你们的特别原因如何（或者是因为要反对你们老对头国民党），只那不为卢布所诱，不为俗见所屈的地方，已经令人非常可佩。”往下话头一转，“但我劝你们……”，“不要使敌人的宣传品乘机混入”。因为，“萧伯纳说‘打仗要打到敌人的营盘里面去’，陈先生于此言可谓得其三昧了。”张的意思是，《晨报》应该保持立场，不该刊发陈启修那种“敌人的宣传品”。
奚若差矣！固然，张奚若和徐志摩都是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包括没有卷入这次论战的胡适之。但，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看来对三个人还是不一样。张奚若仿佛忘了老伏尔泰的话：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晨报》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比如它的社论。但，《晨报》又是一个公共平台，社论之外，还必须给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言论空间。编发陈启修稿子的刘勉己，在价值取向上为反苏，他并不同意陈文的观点和结论。但，针对张奚若的批评，他这样说：“……晨报是社会报，不是党报，也不是营业报；他不必像党报一样，排斥一切异己的言论，所以他在正张上，广时论一栏，博征一切有价值的论著。”徐志摩也是这样，他无法同意张奚若，他甚至表示，“我以做副刊记者的资格，也以我个人的资格，得在这里声明几句话”，“我第一要声明的是本副刊……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另外，在选稿标准上，徐志摩说：“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而我们知道，徐志摩的个人倾向也是坚定的反俄。然而，在他手上，照样编发友俄和学俄的稿子。对此，拥俄派的陈启修也承认：“在大家起来讨论友仇问题这一点上，觉得中国现在言论界还没有被党派的成见完全闭锢着。”在《晨报》人的努力下，《晨报》本身，于不同党派之间，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一个媒体。
然而，正是由于苏俄讨论，《晨报》遭受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火劫。讨论开始后，刘勉己约请梁启超做文字，谁知梁开头就说了一段笑话：
晚明的智识阶级最会拌嘴，那时讲“良知”正是最时髦的名词，有人说良知即“赤子之心”，有人说良知像一张白纸，于是发生“良知赤白问题”。朱舜水集里头有句话：“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就是由此而来。良知赤白没闹得清楚，满洲人却已经进关了。
苏俄赤白也没闹清，一把火就烧到了大门口。
点燃这把火的是国民党，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学生群众所举行的“首都革命”。这个革命集中在两天，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它的领导人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朱所领导的两天革命，除了分别在神武门、天安门游行集会外，就是放了两把火。一是28日的一把火，烧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第二天，再接再厉，又一把火烧掉了《晨报》馆。
章士钊事后就自己家中28日的变故写过《寒家再毁记》。谓其“再毁”，乃是5月7日学生已经毁过一次，被毁的多是字画、碑帖和书籍，尤以书籍为最。此次再毁，又是何种情形？下午五时许，千余众团团围住章宅，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其处理诸物，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好一节文言笔力（谁说文言不如白话，白话能有如此精彩？），“捣”“攫”“火”，活画出一幕“文革”原型。
第二天，厄运即降临《晨报》。章家被捣后，人在北京的任鸿隽“和志摩说笑，《晨报》馆恐怕不免”，谁知第二天，就“居然应验了”。这是任鸿隽11月30日给胡适的信，向他报告京中这两天的情形，他的慨叹是“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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