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竟已很有头脑!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中国,在上海首次放映,被国人评为“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这样一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很快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与商人的注意。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些大城市中已经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

早期电影多为自然风光和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实录,这些来自外洋的新鲜玩意,使久浸于传统艺术形式、并且还不大容易迈出国门的国人得以领略到外部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当时人对电影的感受以正面为主,推崇看电影“益处很大,无论哪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长许多的知识。

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出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做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也正因为当时的影片是以自然记录为主,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还不大,因此有论者认为,外国电影中“有许多的道理,很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余外还有那离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开心散闷,人得了闲,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的多么?

中国戏,小孩子们看了,坏处很多,好处极少……那些淫荡不堪的戏,最容易引诱坏了青年的子弟,不用说了。就是那好戏,也不免夹杂着邪说迷信,毫无道理,最能够锢蔽人心,人能把爱看戏的心,移在看电影上,管保他有益处。”但是,正是对电影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潜含的对于道德教化的期待,而一旦看电影不再有他们期盼的“益处”时,对于电影的负面评价便不可避免。随着电影的发展,故事片成为电影主流,其中既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反映,更有通过艺术方式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而这些观念,不说在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会引起争议,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差别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制片者为贸利起见,往往刷印此项影片,迎合社会心理,以冀营业之发达。不知情艳态,易导人以桑濮之行,冥冥中隳坏名节不少。”电影既被认为如此易于影响观众,对电影进行检查的主张,便较易得到社会认同。

民国年间电影检查呼声的出现,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国影片,占领了中国市场。此时正值美国开始流行连集侦探片,如《火车盗》、《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等,在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如强盗、暴徒及黑社会人物,都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以前亦未见过。坏人干坏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抢劫绑架,谋财害命,奸淫掳掠,杀人拒捕……宛如坏人展览会,描写得像英雄好汉,叫人眉飞色舞。侦探片好像坏事教课书,叙述得出神入化,使人兴趣盎然。”遂有论者谓:“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因此,“侦探长片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银幕的阎瑞生案最为轰动。1920年,上海某洋行买办阎瑞生,为图财害命,勒毙妓女王莲英。案破后,“阎瑞生在审讯时,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案件的本身,的确就是一部外国侦探片的翻版。”论者将都市治安的恶化归于美国侦探片,但其时治安是否有明显恶化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种恶化为事实,当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远非归之于看了几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之简单。

不过从当时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电影所受的关注及其处境迥异于它种艺术形式之现实。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其发展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因为这些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当时在美国银幕上出现的华人,往往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鸦片、吐痰等描写。时人认为,这些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侮辱中国人,实足引起国际恶感”;“加之扮演者虽似我国人民,但泰半为他国人任之,故诬我尤深。即真有我国人任之,亦以久居异邦,对祖国社会情形不无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据外人所作小说之理想,凡我国人士曾见此种影片者,无不认为耻辱。”

因此,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近代中国的弱势地位及受列强欺凌之现实,使骄傲于古代中国之发达强盛的国人对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倍加敏感与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民族主义情怀,则人们对治安恶化的关注往往源于传媒的报道,而由于传媒的作用,个案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从而使受众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

此一民族主义情怀贯穿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始终。第一批国产长故事片的拍摄上映,在民国电影检查呼声的高涨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1920年阎瑞生案发生后,因该案有新闻价值,情节离奇曲折,其中之洋场妓女、恐怖谋杀、千里追捕,直至最后凶手归案并遭枪决等情节,正是市民百姓之谈资。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用各种艺术形式,如新剧、说书等,将该案搬上舞台,票房甚佳。这也刺激了电影从业者,1921年,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以真人真事、实地真景为号召,结果上映后,“观者挤拥”,“打破常人之意料”,“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该片虽获得了高票房,但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为“在彼固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于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亵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诲淫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