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到抗日:张国焘回忆西安事变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著 东方出版社

原标题：张国焘回忆录里记述的"西安事变"

张国焘，江西吉水县人，一八九七年生，一九一六年入北京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往还密切；在校时当选学生会会长，"五四"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一九二一年，与毛泽东等同为中共建党会议出席人，同年十一月赴苏联，见过列宁。他历任中共要职，主持过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川西毛儿盖地区与毛泽东主张不同而分裂，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回归，一九三七年脱离中共。但在抗战期间未得蒋介石器用，抗战后被任命为"行政院善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嫌弃之，闲居上海。曾去台湾，但又因与人不和，而于一九四九年转去香港定居，一九六八年移居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冻毙于多伦多一老人院。他的《我的回忆》一书，是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邀，费时四年而写就。张国焘其人心气甚高，但失败一生，书中已不多自我粉饰之文字，且内容相当详实。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西安事变"之描写犹为精彩。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渊注］。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目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什么热中抗日，周的分析比较恰当。他认为万毅［后任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为东北军军人在中共中地位仅次于吕正操之第二人。渊注］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学良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已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的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者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藉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的，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订办法出来。譬如说张学良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陕北荒凉之描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