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再论五四：中国走自己的路（五）

（五）五四新文化诸先锋

李：鲁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顽固的挺鲁派，从初中到今日，始终如此。我最近特别高兴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如吴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顾随等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而不认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都是认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问家，并非左翼作家和激进派，却都崇尚鲁迅，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极力拔高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用以压倒或贬低鲁迅，用文学技巧来压倒思想内容。学界也流行以“知识”、“学问”来压倒和贬低思想。其实，严复当年就说过，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爱因斯坦的新知、见解，难道不胜过一座图书馆吗？

刘：严复的话真是击中要害。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学界是学术的姿态压倒学术的真诚，即压倒追求真理的热情，也用知识掩盖思想的贫血症。许多人读了《告别革命》，发现您对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的尖锐批评，感到很震惊。周作人身上太多中国旧文人的习气，最后超过中国族群的道德底线，当了汉奸，真是个大悲剧。您对胡适评价也一直不高。

李：胡适和周作人不同。胡的作风很好，有成就而仍然宽容、谦和，其自由主义思想、风格，在中国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但他的思想确实不如鲁迅深刻，例如说中国的问题是“五鬼闹中华”，未免太浅了。周作人散文中是有些小知识，并不是大知识。钱锺书才可以算大知识、大学问。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却未能深“锥”下去。这可举的例子很多，就拿《管锥编增订》（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的第一篇来说，你读读这下半段：

《诗．文王》以“无声无臭”形容“上天之载”之旨，亦《老子》反复所言「玄德」（第十、五十一、六十五章；参观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注谓“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四十九章注：“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无所察焉，百姓何避？”）。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用意盖同申、韩、鬼谷辈侈陈“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圣人贵夜行”耳（参观二百五十六至二百五十八页）。《韩非子．八经》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旧注谓如天之“不可测”，如鬼之“阴密”。《老子》第四十一章称“道”曰：“建德若偷”（参观严遵《道德指归论．上士闻道篇》：“建德若偷，无所不成”，王弼注：“偷、匹也”，义不可通，校改纷如，都未厌心，窃以为“匹”乃“匿”之讹。“偷”如《庄子．渔父》“偷拔其所欲谓之险”之“偷”，宜颖注：“潜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经》卷十五《利养品》下称“息心”得“智慧解脱”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夫证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类“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又三十九章）欤。

多精采。这段话把中国的“圣王”秘诀，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全揭开了，讲到了关键。如果继续开掘下去，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可惜却戛然而止，转述其它。

刘：真是如此。这一则，上半段谈上帝我们把它省略了。仅此下半段读起来就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中国的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帝王之术，如鼠藏穴，如鬼潜踪，但都打着深不可测的天意。中国的智慧在天子与圣人处如此变质，真是匪夷所思。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零二年我读您的《历史本体论》，一打开书页，第一节就讲「度」的本体性。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您说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计性。而历史本体就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往着的“度”的实现中，它是“以美启真”的“神秘”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奥秘所在。您在其它文章也多次讲“度”，把度与中国的中道哲学、和谐哲学联系起来思索。每次想起您这个“度”字，就想钱先生的“几”字。他在《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十九则（系辞（三）：知几）中就有“几”意的上百则汇编，其知识密度真是惊人。所谓几就是“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也就是临界点、分寸感，也就是您讲的预计和度。钱先生的功夫是把古今中外（包括诗词）有关“几”字的应用、疏解都“一网打尽”，可是他却未能抓住“几”字作出您的“历史本体论”的大文章，今天我很有收获，可把钱先生和您联系起来思索了。

李：可谈的真是太多。所以我说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连学问也谈不上，只是“雅趣”而已。

刘：我赞成您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他不是思想家，但其学问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您说的对，前人博识者虽有，如纪晓岚，但不懂外文，书中不可能融会中西学识。而后人外语是强了，但要像钱先生拥有如此深厚的古典底蕴，恐怕是不可能了。有人批评《管锥编》“散钱失串”，不无道理，因为它无理论中轴，缺少体系构架，但这也带来一个长处，就是不把自己的丰富精神宝藏封闭在若干大概念的符号系统中，即不会因为体系的逻辑需要而删除宝库的多彩多姿。与钱先生相比，周作人的知识格局确实显得小。但周作人毕竟是文学家，其文学的闲情逸趣，也会给社会上的一部分读者得到审美愉悦。他的自然淡雅情调影响了一些作家，如俞平伯、废名等，其品书抄摘功夫也影响了后来的散文写作。您的审美尺度，似更重视文学须给人以力量。

李：也不仅如此。审美、鉴赏作家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判断。我在《美学四讲》里讲文学有情感、理解、想象、感知诸因素，每一种要素又可再分解。但文学之厉害，倒确实是思想化作情感力量去打动人，鲁迅就有这种力量。

刘：刚才您讲几个与鲁迅风格全然不同的学者艺术家，对鲁迅均心悦诚服，其中除了顾随我感到陌生之外，其它人确实衷心敬爱鲁迅。吴冠中先生这样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竟然说出“一百个齐白石也不如一个鲁迅”的话。您对齐白石也挺喜欢，曾赞扬他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国意味、中国风韵”，他是民族的，又不保守。可是您也认同吴冠中的绝对性评价。徐梵澄就在您们哲学所，我在社科院二十七年，有几件遗憾事，其中一件是未曾拜访过徐先生。因为在国内时我对佛教、禅宗和印度文化的兴趣没有现在这么浓厚。他在印度深造、钻研四十多年，翻译了《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对印度文化特别是印度宗教真有研究。回国后他唯一崇敬的就是个鲁迅。尽管这与他在青年时代见过鲁迅并受鲁迅之托翻译尼采的缘份有关。《徐梵澄文集》的编者曾对他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总结（也许就是他的自白）：梵澄由翻译尼采而进之于介绍室利阿罗频多，又从研究印度古代文明之宝典回归于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菁华，此一精神企向圆成之轨迹，端的是沿着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理想迈进的。后来他又写了《星花旧影》和《略说“杂文”和“野草”》等文纪念鲁迅，文中说：“先生（指鲁迅）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人类贡献之伟大，诚也不可磨灭，不朽。”（《徐梵澄文集》第四卷第三百九十七页，上海三联分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老实人说的老实话，鲁迅真的是不灭不朽。

李：我知道他从印度回来后在哲学所，可是我也一直未见过他。他埋头梵文经典，可是对鲁迅却如此景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我喜欢读的书，我比较相信他说的。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很高。尽管他在年轻时受到胡适的帮助，感激胡适，但他说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比胡适深刻。

刘：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家，也没人能赶上鲁迅。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讨论会，我发表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张是个“夭折的天才”，其成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当时很多人不高兴，但您支持我。

李：把张爱玲说成比鲁迅更高，有点可笑。艺术鉴赏涉及到审美对象诸多因素的把握和综合性的「判断」，不能只看文字技巧。张爱玲学《红楼梦》的细致功夫的确不错，但其境界、精神、美学涵量等等，与鲁迅相去太远了。要论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动的整体文学艺术水平却远非屠格涅夫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在于他那种叩问灵魂、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

刘：我们以往的文学批评强调政治标准，弄得不知何为文学，现在也不可过分强调文字技巧而忽略文学的精神内涵。一是精神内涵，二是审美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法国古典主义玩赏“三一律”，把文学技巧推向极致，但最终创造不了好文学。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