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至
（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李：十多年前我写《论语今读》，返回孔子。现在尊孔成了时髦，我就不再谈了。因为讲孔子成了掩盖更重要更必须的东西的手段。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与民主。对于传统，林毓生讲“创造性转化”，我讲“转化性创造”。孔子是我们的重要资源，但不能代替我们的现代创造。
刘：五四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以实现传统的西化，但其致命的弱点是缺少自身的理论创造。您的命题实际上是要开掘传统资源，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现自己的建设性创造。重心是建构，不是解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西方形而上体系为目标，否定西方启蒙理性也形成了时尚。我觉得，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五四把它“拿来”，是拿对了。二十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科学理性却朝着“工具理性”倾斜，忽视了“价值理性”，即忽视了“真善美”这些基本价值。学校教育也以培养“生存技能”（属工具理性范畴）为第一目的，未能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第一目的。中国也正在向西方看齐。在这种历史场合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把“学为人”作为第一目的）和伦理思想倒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不能照搬，特别不能让变形的孔夫子卷土重来。确实如您所讲，要完成转化性创造，要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巨大成果，建设具有中国色彩的科学民主系统，如您所说的要走自己的路。
李：走自己的路，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八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沙龙里，我讲的内容就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其实八十年代我就讲过。各个国家的传统、资源、内外部条件、文化心理差别很大，怎么可能走一样的路？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泽厚、刘再复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