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告别“新启蒙”
刘:八八年
李:时代不同,课题也不同。当时我是不欣赏、不参与他们的“新启蒙”的。因为我认为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比空喊启蒙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艰难,更需要研究讨论。即使思想文化层面说,也不能停留在启蒙水平。八十年代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现在看来,似乎仍然没错,只是我说得比较简单粗略。鲁迅比其它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不止着眼于唤醒民众,而是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你是搞文学的,对这一点的了解和体会一定更深切。
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抒写孤独的内心,叩问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潮流面前充满不安感和动荡感,鲁迅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子。他的《野草》,其深刻性就在这里。中国现代散文能抵达这样的精神深渊,真是奇迹。鲁迅完成了超越之后,晚年受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又热烈拥抱社会是非,返回救亡。一是超越启蒙,二是返回救亡,这是鲁迅精神之旅的两大现象。真正的思想者个体是很丰富的,其生命的曲线与多彩也很正常。但我们现在既不能返回启蒙,也无需返回救亡。您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已属于过去。不过,回顾九十年,觉得还是鲁迅最深邃,最伟大。前些时,鲁迅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