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AIGC很大程度上消弥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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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岳佳彤 主编|杨泽宇

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60s要点速读：

1.这一次ChatGPT为代表的AIGC，是对人的智力能力的增强。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精英跟普罗大众之间的巨大的距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整个社会实事的一个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彻底的改变。这样的一种加持，就使得精英跟普罗大众之间，过去的这种巨大的专业的鸿沟、高度门槛等等，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拉近了，这就会改变一个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一个基本逻辑。

2.传播专业在未来社会生活中永远是朝阳行业。而且它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价值、地位会越来越高。但如果仅用大众传播时期的法则、规则培养学生，那么相对来说，传播专业在未来的作用可能有限。所以对于我们做人才培养、做传播学科构建的研究者，以及教学和研究机构的所有的同仁们，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我们的学科体系，如何改造我们的人才教育方式，来重整资源，重整模式。

3.在短缺时代，如果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玩就成为特别奢侈的事情。今天玩本身可能成为创造财富、丰富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游戏这个概念被污名化了，应该得到反拨。

正文：

AIGC很大程度上消弥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差距

在大众传播时代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两种沟，一种叫信息沟，一种叫知识沟。知识沟信息沟传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沟壑，是横亘在社会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你就会知道，一个在中心城市的人，相对来说，他的知识也好，或者综合素养也好，以及他的启蒙和发育程度就会比较全面和丰厚。而一个偏远地区人，他可能很努力，在某些知识方面也的确做得很好，所以他有的时候能考到清华北大来。但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普遍的这种文化滋养的程度，整个知识和信息享有的程度，跟中心城市人之间，总体状况是有巨大的差异的。这也影响到整个的现代化的实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等等。

这在大众传播时期一直是要治理解决的“两大沟”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个问题，人们在大众传播时代虽然做了很多努力，实际上它是无解的。但是互联网一下子就把这两个沟给填平了。只要网络的基础设施基本覆盖完成之后，哪怕你在一个再边远的山区农村，只要连上互联网，中心城市人能够接触到的网络里丰富的海量的内容，在那个地方也能接触得到。所以从触达的角度来说，这个沟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沟，这个沟就叫做使用沟。在互联网如此海量丰富的资源面前，有些人可以利用这种丰富海量的东西创意创造、创新发展，能够形成巨大的商机也好，发展的潜能也好，成就自己、成就社会，成就时代。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会发现，虽然他有那么丰厚的互联网资源，但是很多人都是在刷短视频，天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些让你有所身心放松的短视频，自然有它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可以平复或者相对来说按摩在社会转移过程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积累，精神的某种压力，身体的某种疲惫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在互联网的资源当中，仅仅提取这一部分的功能和这部分的信息，那显然它对互联网使用的层级就太单一、太低级了。很大程度上使用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一次ChatGPT为代表的AIGC，不是对人的生理能力的增强，也不是对人的心理能力增强，而是对人的智力能力的增强。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精英跟普罗大众之间的巨大的距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整个社会实事的一个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彻底的改变。这样的一种加持，就使得精英跟普罗大众之间，过去的这种巨大的专业的鸿沟、高度门槛等等，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拉近了，这就会改变一个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一个基本逻辑。

在这种技术加持下，对整个社会的样态、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础性的逻辑都会发生重大改变。所以我们说对于社会，尤其是数字文明时代 ，这种所谓的人类增强，它之所以区别于工业文明时代，是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的。而在未来社会，它是一个扁平式的分布式社会。

有了ChatGPT这样的一种AGI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加持，至少在地位的形式方面，虽然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已经极大地被缩减了。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是对称的。这种情况之下的社会治理也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好，社会的协同规则也好，都会跟过去的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社会是有很大的不同和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所引发的社会的巨大转移和改变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一次的人工智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并不仅仅利用大模型，它还有预训练，即在未来使用过程当中，你每一次应用，你的反应、反馈，都是对它的一种再输入。它在不断地学习如何和你相处。这种预训练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的偏好问题。我们简单的形容就是所谓的讨好型的表达方式，向用户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当然这样的一种讨好型的人格本身，在大数据的后台是可以调整这个参数的。我可以让它非常“宠”你，它说的每一句话都顺着你说。现在和ChatGPT说话，你一旦说“你说错了”它会说“对不起”，它表现的态度特别好。

算法公司能调它这种所谓的表达的价值观。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算法公司本身是不能在后台调参数的，不然它就等于在操纵舆论。人工智能没有价值观，它只能把代表性的说法都列举出来。当它给出一个观点的时候，至少说明社会上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的，因此人们就把这样的一种观点的表达，认为是社会中间线的表达。如果你调整了参数，人们又误认为这是大多数的看法，这是一个价值的误导。

所以，算法公司、模型公司是不能有意地调它的参数的。但是在用户端，我是可以调结果的。我可以要宠我型的，也可以要中立型的，也可以要怼我型的，这些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明确知道自己要宠我还是要中间线的，还是要怼我的，这个是功用的不同。所以这个调节的参数的权利在哪一方，这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社会规则来加以实现。

游戏是让人们的天性逐渐释放的过程

我们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书叫《游戏与元宇宙》，探讨的是游戏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在社会的组织、基础设施、基础平台方面所扮演的主流媒介的角色。为什么说游戏是主流媒介呢？这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人类文明史形成的99.9%的时间中，人们都在解决解决物质短缺问题。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形成社会，就面临着物质匮乏问题，缺吃少穿。所以不管是在哪个发展阶段，社会最主要的目标都是通过财富和物质的增加来解决人们缺吃少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工业化社会的后期得到了整体上的解决，具体时间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从工业制造、工业创造能力的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到了可以使全体人类都达到温饱以上生活水平的发展阶段。到这个阶段，社会的发展目标突然出现了一种丧失的窘境。过去我们要发展这个社会，时代要表现出前进，很大程度上就是增加物质财富。但是当物质财富已经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型，即以人为本。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社会开始提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以物质增加作为最高目标，而是以人的满足、幸福等等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各种各样的主观评价的社会指标，逐渐地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进步、是否健康、是否平衡的最重要目标。

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指出，人的需要有几个层级，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再解决安全问题。当生存和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人的需要开始从物质性的吃饱穿暖转向精神性的价值实现。比如说人的社会交往、得到尊重感、身份地位和价值实现。

既有的社会发展逻辑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精神方面的高层次需求。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台释放人们的本性，在释放过程当中找到人类实践的新疆界、新层面、新领域。游戏恰恰是一个最好的释放天性的平台。席勒说过，只有在游戏当中，人类才能真正表现作为一个人的天性，而只有游戏才能够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实际上就是对游戏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的展望。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也讲过，未来社会的劳动不是为了糊口，不是被短缺所强迫工作，而是为了追求快乐和幸福，这才是劳动真正的动力。在我当年学习到马克思这段话的时候，我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劳动怎么会让人觉得因为快乐我才愿意去劳动？实际上，在游戏的平台之上，你可以尽情地在各种场景之下，用一种幸福快乐的状态去探索自己的潜能。而如果这种被探索出来的潜能能够造福他人、造福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因为游戏可以制造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场景，而不同的场景对人们本性的释放是不一样的。在这种场景当中，人们可以进行更加丰富多彩的交往、切磋、协同、创新、创造。这实际上就是未来社会一种以人为本发展的社会实践模式。

现在很多家长觉得，虽然自己的孩子在游戏方面有一定的天赋，但如果一直专注于这个行业发展，就有点不务正业。对此，家长需要转变观念，过去是在短缺时代，我们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是因为如果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我们就可能缺吃少穿，生存都成为问题，所以那时候玩就成为特别奢侈的事情，但今天玩本身可能成为创造财富，创造社会未来的一个方式，成为丰富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游戏的价值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游戏这个概念被污名化了，应该得到正名的。

第二，游戏也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比如说过去是纯粹娱乐性的游戏，现在逐渐成长为功能性游戏，也叫健康游戏。这两种游戏成长过程当中，会呈现很多很多不同的工种，电竞本身是体育竞赛型的，但其实还有智能竞赛型的，以及职业训练型的，以后的功能会各种各样，因此，你的职业方式也会是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

传播专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头部的专业

虽然张雪峰的有些话、观点我们并不能赞同，但是他对某些问题的指认，我想也是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的痛点。

这种刺痛可能是刺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打击。但事实上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激励，既然这是社会上少数人的判断和想法，我们也要从从自身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提升新传专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自己的实际担当和成果回应社会对我们的关注。

我在不同的场合见过雪峰老师两次，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有的时候看问题的眼光很有独到之处。在总体上，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还停留在一个传统的格局之内。今天各院校新闻教育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的。全国拥有大型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已经达到900多所，有新闻院系的学校也有200多所。那些处于中下游的新闻院校系的教育状况，相对来说更不容乐观。

传统大众传播的学术体系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虽然其中的很多原理在某些新的场域中也有它的解释力和价值，但是从底层机制的角度来说，传统大众传播的学术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学科体系还没有完成一个整体化的改变。

但是张雪峰老师说新闻传播专业本身没有前途，没有未来，那不是以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的。对我们来讲，今天整个社会都是在互联网的连接作用下发生的改变，传播媒介在未来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只是过去我们把传播和媒介理解为对于资讯内容的采集、加工、制作、整理、传播、分享，把它仅仅限于内容资讯领域。

在未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有懂传播的人，由懂连接模式、连接机制的人来进行行业重构、治理机制重构、政务重构、教育重构，这就叫社会的媒介化过程。甚至我们把未来的社会叫做社会的深度媒介化进程。也就是说传播的逻辑、传播的规则、传播的法则会成为未来社会整个社会运作的操作系统。

传播专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头部的一个专业。张雪峰老师影不影响人们学新闻，只是人们的猜测，报我们专业的学生仍然很踊跃，说明他没有影响到报考我们的学生。只是说传播不像过去一样，只用在和文字、内容工作相关的领域当中，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传播专业在未来社会生活中永远是朝阳行业。而且它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价值、地位会越来越高。反过来说，如果你仅仅用大众传播时期的那套法则、规则培养学生，那么相对来说，传播专业在未来的作用可能有限。所以对于我们做人才培养、做传播学科构建的研究者，以及教学和研究机构的所有的同仁们，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我们的学科体系，如何改造我们的人才教育方式，来重整资源，重整模式。

以后到学校学习时，教师可能就不仅仅是满腹经纶的教授，可能有一线正在打拼的工程师、设计者，也有还要教沙盘推演、工作坊的老师，利用各种智能技术实现传播手段的更新。让学生在加入专业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技术、艺术、科学和社会各方面因素融合的大工厂，在这个大工厂中既有产出实践的产品，也有产出人才，也有学术性的成果积淀，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新闻传播专业从实践到人才培养、到学术成果产出的一个基本远景规划。

无论是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新闻和新闻学本身要解决整个社会的安全守望，这个职能永远有它的核心价值。一个社会需要有一些瞭望者，对运行的安全、运行的健康负责任的一些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它对大众唤醒的程度。

优秀新闻媒体对一个好记者的评价有两条标准：1、有没有见识。这是能力问题，是专业理解力的问题。2、会不会讲故事。其实这两方面可以双向而行。但如果会讲故事，我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士协同，因为一个团队不是单枪匹马，可以由三人报道组，甚至五人报道组，去做报道。

作为新闻的优秀人才，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以一个外行眼光去攫取这个专业里最具有本质特征的东西。打个比方，就像你问北京人，“你在北京成长二三十年，北京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他可能会一时愣住，说不上来几个好吃好玩的。但如果你让一个到北京玩了一星期的外地人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他可以如数家珍，这就是他对于全新领域、样式里特征性的东西抓得比较准确和敏感。因为他有对比。

当然，北京人表达出来一定是更严谨的、更专业的，但外地人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具有外行看内行时的那种敏感度和辨识度，其实这两种东西对于新闻传播来说都是重要的，最好用这种敏感度来包裹那些专业判断，两者应该结合。

沟通能力或许是我们这个专业最看重的一种能力。80%的新闻传播毕业生都没有从事本专业，这很正常。我们的学生到各个单位以后都会成为这个单位里面特别重要部门的实践操作者和引领者，比如到品牌部门、宣传部门，甚至是决策部门。现在新闻传播专业向社会各个部门渗透越多，说明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媒介化程度越高。

在传统社会时，一旦社会作为大机器构造之后，它不需要对外传播、不需要做品牌。而今天我们有内部的公共关系、外部的公共关系、品牌的确立以及相应地连接和沟通，其实这在企业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因为今天的社会是连接创造生产力的社会。传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种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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