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回暖的迹象

（原标题：宏观经济表现、经济增长动力与制度创新 ）

来源：光明网

【导语】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成绩，阐明了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及指导思想。如何更好地深刻理解会议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把握贯彻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光明网理论频道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教授撰文，就宏观经济表现、经济增长动力与制度创新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一、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最近，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预计2016年全年可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低于过去几十年的平均数，但是却释放了很多积极的、向好的信号。7%的增长速度，是在我国产业结构进行深刻调整、产能不断压缩、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就业率目标完成的前提下获得的，是非常不易的事情。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也从单纯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向关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在转换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方面做了很多文章。所以，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对2017年的宏观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回暖的迹象，企业用电量开始回升，开工率开始回升，整个经济景气情况有所好转，因此，我们要对未来经济的基本面和长远走势有信心。

我国经济自2013年起进入一个“转换—调适—演进”的新阶段，经济学界称之为“新常态”。转型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即由原来在高速增长目标下形成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低污染、低能耗、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调适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适，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使产业结构内部进行升级；演进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演进，即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拉动经济，而非依赖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实现内生的基于创新的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产业结构调适和经济增长动力演进的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内部发生比较激烈的动荡和适应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收紧的下行周期，在整个历史阶段，不应追求高增速，而应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产业结构的优化。所以增速下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好事，没必要过于紧张，而要把精力用在制度创新和变革上，要着力转换经济增长的模式。

二、以供给侧改革推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变革

最近理论界讨论供给侧改革比较多。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辩证思维，供给和需求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两面，就好像人有正面，也一定有背面，供求不是割裂的。中国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阴和阳互为表里，构成一个世界。西方经济学的思维一般来讲是一分为二的，要讲经济就是供给或者需求，现在讲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就一定要把供给和需求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不能单向思维，要合二为一。供与求是不能分割的，他们互相影响，互为表里，它们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经济体的两面。供给受到需求的极大影响。在经济学当中，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产生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供给侧的创新是没有动力的，供给也只是想象中的供给，而不能成为现实的供给。历史上很多技术创新都是“胎死腹中”，没有应用于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技术创新没有“创新性”。很多创新远超于当时的年代，但是这个技术没有被实际应用就死掉了，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对新技术产生大面积的真实需求。因此一定要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看。现在中央一号召供给侧改革，很多人就把需求忘掉了，他不知道需求是供给的另外一面，需求可以创造供给，可以刺激供给，使供给成为可能。

最近关于供给侧改革有一些争议。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初衷，不是仅仅从产业角度，调整一下产业结构，把原来重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压缩一下，这么简单；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实际上最终的目标是利用结构性变革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供给侧就是企业，企业是供给的主体，假如供给侧改革好了之后，整个的企业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激发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倒逼经济体制变革，最终中国经济将会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所以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最终指向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而不是纯粹结构性的局部的改变。

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技术创新不行，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很多企业高污染、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表面上看这是产业结构问题，但是实质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体制问题，就是企业有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主体，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结构性改革的最后堡垒一定是经济体制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辩证地处理好影响长期增长的几大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在这个时期，要处理好几个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要按照十八大所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让政府在资源配置起到更好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把政府当做政府，把市场当做市场。目前，我国某些领域存在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某些领域的市场化过度的问题。因此，更要正本清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二是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各自的定位，国企定位于战略产业，而民营企业定位于竞争产业，要重视民企的平等地位与产权保护，要打破竞争领域的垄断，降低准入，消除所有制歧视。最终实现国进民进，共赢共生，而不是此消彼长。

第三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得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分配领域的不均衡。现在要公平和效率兼顾，既要防止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也要重视社会分配正义。

第四是处理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实行动态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鼓励东部向西部的资本转移和人才转移，区域之间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实现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打破诸侯割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人为的行政隔离

第五是处理好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关系。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中国的国际化战略要循序渐进，不能靠空想和激进。

【作者简介】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执行所长，主要关注经济改革、国企改革、三农与扶贫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