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代言的沉默

一场以工人为主体的“草根诗会”，原定今年3月底在天津大剧院举行，因票房不佳，推迟到5月下旬。演出前两天，天津大剧院公布数据，两场演出一共售出40张票，第一场30张，第二场10张，惨淡依旧。后经媒体报道、呼吁，挽回了一些票房，诗会如期举办，在那两个悲悯的夜晚，在质朴的朗诵声中，观众席不再冷漠，有人说：“每一个字都把我钉在椅子上。”

工人朗诵的诗歌，虽然不够华美，不够深邃，却有一种诚实、坚定的力量，诉说生活与生命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远胜于我亲历的大多诗歌朗诵会，它们或者无病呻吟，沦为苍白的哀歌，或者被沦为僵硬的赞歌。就此而言，诗会的品质，绝非问题。再说票价，共计五十元、八十元、一百二十元三档，与电影票相当，比话剧、音乐会票便宜多了，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障碍。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会说，这早已不是诗歌的盛世，现在的诗人，十个里面，两个疯子，三个傻子，五个骗子，谁还愿意花钱去听他们自我感动、陶醉呢？的确，这可谓时代背景：1980年代是诗歌的时代，1990年代是散文的时代，2000年代是评论的时代，现在则是段子的时代。与段子时代匹配的诗歌，乃是争议颇多的“梨花体”“羊羔体”等。不妨说，这个时代，无论写诗，还是谈诗，不是一种奢侈，就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以为这只是表象，而非根源。真正的问题出在诗会本身。所谓工人诗会、工人诗歌、“打工诗人”等，即便不是一种矛盾体，却也是一种尴尬的存在、一种困境的呈现。说白了，这些诗人所写作的诗歌，已经脱离了他们所属的群体。诚然，诗歌的主题是工人生活，如炼钢、挖煤、制衣，然而，诗歌的读者，却不会是炼钢、挖煤、制衣的工人。哪怕诗人坚称，他的诗歌为工人而写，他以诗歌的形式向世界展示工人的生存状态，一个严酷的事实却摆在面前：诗中的工人，几乎都无缘阅读这些诗歌。

这正是尴尬与困境之所在。工人诗会、“打工诗人”如此，“农民诗人”何尝不是如此；甚至不止诗歌如此，整个文学何尝不是如此，更别提相应的学术研究。农民研究也好，工人研究也罢，单单研究者使用的艰深理论和晦涩术语，便将研究对象隔绝于读者群之外。

不必苛责任何一方。要追究责任，只能归结到知识头上。知识本身，犹如一条无形的界限，把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区隔开来。不必说知识分子去研究工农问题，哪怕一个写作者出身工农，当他尝试书写自己的群体，当他的书写成其为一种知识，那么他的身位便发生致命的漂移。以诗歌为例。就连工农阅读起来并无多少窒碍的“梨花体”，都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换言之，写诗这一行为，近乎知识分子的专利，如果一个农民或工人开始写诗，也许将构成对身份的逃离与背叛，他的背叛，有时是主动，有时则是被动，被他的“兄弟”所排斥、放逐。

对工人诗会、“打工诗人”而言，必须直面这个严峻的难题：他们为同群写作，同群并不需要他们的写作。这些年来，我与工人、打工者的接触，固然不深，却足以支撑我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们的业余时间，大都用于网络游戏；寥寥无几的读书者，集中于阅读武侠、穿越、玄幻、财富、养生、心灵鸡汤等通俗作品，至于读诗，恕我孤陋，未尝见过一例，这不是说诗歌不够通俗，而是诗歌的传播效应，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悖谬、一种反讽。

不难发现，在所谓工人诗歌、农民诗歌的写作当中，工人与农民往往处于缺席状态，他们的生命被建构，他们的名义被滥用。也许，诗人写作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工人、农民，写作的主题，的确是工人、农民的生活，可是到头来，写作的结局背离了初衷，写作的形式背离了主题。这样的写作，可谓一种代言式的写作，喧嚣的世界只听见代言人的欢唱和悲歌，代言的对象却归于沉默。

以我们无比熟悉的诗人海子为例。海子出身农家，其诗歌经常出现“村庄”“农夫”“麦田”“粮食”等意象，然而他诗中的农村，一派风和日丽、太平景致，充满了田园牧歌的乌托邦气息，不见劳累，不见疾苦，不见手足重茧，不见民生多艰，与1980年代的现实相去甚远。不必怀疑海子写作的真诚，正如不必怀疑他对农村、父辈的深情，他为他们写作，他们却在他的作品深处无奈失语，这正是诗歌与知识的残酷。

现在可以回答，工人诗会为什么票房惨淡。诗歌与群体的脱节，导致工人不会成为观众席的主体；同时，以工人为主题的诗歌，难以得到知识分子的真正认同。以至诗会只能悬浮于这两个群体之间，像一根在河上漂泊的枯木，远离了河岸，却无法沉入水底。由此注定了诗人的艰难命运，或者在群体的疏离之中坚持孤独的歌吟，或者以诗歌为跳板，背叛所属的群体，投向知识分子队伍，还有一些，则像因自杀而成名的打工诗人许立志那样，从高楼坠入大地：“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在流水线上/亲手埋葬”。

诗人的命运足够悲情。然而，相比小众化的诗人，工人与农民才是“沉默的大多数”；相比诗人的朗诵会乏人聆听，工人与农民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毋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