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虫夏草的田野研究

闲读偶拾

林行止

在《喜马拉雅山学报》今年春季号（第三十四卷第一期）见题为《尼泊尔土著采挖冬虫夏草策略的社经冲击》[G. Childs, N. Choedup：Indigenou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Yartsa Gunbu（Ophiocordycepssinensis）Harvesting in Nubri and Tsum, Nepal.（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可免费从digitalcommons.Macalester.edu/himalaya/vol34/iss1/7下载]的论文，不胜之喜，这是笔者第一次读到经济学者（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及其博士生〔侨居印度的西藏难民〕合撰）论及对许多港人来说耳熟能详却有神秘感的冬虫夏草（Yartsa Gunbu，藏文音译，意为summer grass, winter worm），十二三页，不长不短，两三个钟头便消化掉。应该一提的是，题目所示两个“村落”，前者（Nubri）位于西藏与尼泊尔边界；后者（Tsum）在尼泊尔境内，由于不知汉名，遂以尼泊尔概括之。

稍为留意“行情”的人，都知道具“滋阴补肾”效用的冬虫夏草，近年价格飞涨，一般人的理解是，冬虫夏草的“牛市”，始于1993年，是年内地中长跑女选手在全国运动会上打破三项——一千五百米、三千米及一万米——世界纪录，令全球体育界对中国运动员另眼相待；这些田径健将所以录得举世瞩目的佳绩，据她们的教练透露，除运动员体质佳训练勤之外，尚是长期服用冬虫夏草之故。如此“抬举”，强化了海外医家对这种青藏高原土特产的兴趣。不难想象，本已是传统“补品”的“木乃伊化的真菌植物”，顿成抢手货。由于无法人工培植，产量有限，出现严重供不应求，其价突飞猛升，是自由市场应有之象。

此种别名虫草（过去一度泛滥市场〔今似已绝迹〕的“补药”便叫“虫草鸡精”；写稿时见报端有自称具“壮骨、保肾”效用的“西藏虫草胶囊”广告）的真菌，寄生于高山草原（甸）土中的蝠蛾幼虫（earth-dwelling larva），是昆虫与真菌（caterpillar fungus）的结合体，每年夏季，雪山草原融冰，蝠蛾所产万千虫卵变成小虫，钻进为雪水所湿润的土壤，汲取真菌根茎的养分自肥，此时真菌的子囊孢子附生于幼虫体内，由于融冰后阳光令表土温润，这些幼虫为了“取暖”逐渐蠕动至地表二至三厘米处，头上尾下而终，是为“冬虫”；冬虫死后，体内“陪葬”的真菌并未死亡，反而日渐成长，直至充满整个虫体，在春末夏初，虫体头部生出紫红小草，高约二至五厘米，顶端有菠萝状的囊壳，是为“夏草”。

据医书，冬虫夏草可治肾虚阳痿、遗精、头昏耳鸣、肺肾两虚、喘咳短气、咳血、体虚自汗及畏风之疾，可说是虚补的万灵仙药。说来有点奇怪，三位破纪录的健将都是女选手，内地男性田径选手在国际性赛事上成绩不见突出，似乎反证了冬虫夏草的神效颇有极限甚或被夸大遂没有掀起抢购潮。至1998年伟哥面世之后，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据藏人说法，把之形容为产自喜马拉雅山的伟哥（Himalayan Viagra），那不但令冬虫夏草在出口市场大热，“大赚出口外汇”，其价亦于十年内劲升近十倍。去年8月间，五百克冬虫夏草在集散地西藏首府拉萨的批发价约十万港元（一万三千美元），零售市场的价钱当然倍于此数。价格飙升之外，受中医尤其是藏民视之为长生不老药及催情（春）药的影响，引起西方学术界更广泛的兴趣，新世纪以来，不辞跋涉远赴青藏高原做有关冬虫夏草田野研究的学者，络绎于途。“论文”作者有西藏学生协助，打破语言障碍，得以深入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访问冬虫夏草产地原居民，令这篇“论文”资料丰富且有不少如记者采访般的记录，非常生动，大增可读性。

虽然政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便有经济发展的规划，但数十年下来，直至八十年代，位处西藏自治区边缘高原地带的尼泊尔村落，其原居民（大部分为藏民）仍然过着一穷二白的生活。由于天气苦寒不宜耕作，这里的土著世世代代以饲养、贩卖牲口谋生，“天生天养”不必亦不可能人工培植的冬虫夏草，千百年来为土著带来一点畜牧以外的额外收入。冬虫夏草历来被士大夫阶级视为“壮阳”妙品，据说清朝中叶已外销至法国和英国。不过，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严格来说是过去十多二十年），这种虫草价格因在运动员破世界纪录中立下奇功，需求突殷，价格才慢慢上扬。产地土著的收入明显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不少土著弃牧脱产（据“论文”作者的统计，Nubri百分之九十二点一、Tsum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收入来自冬虫夏草），在短短约两个月的夏季（6月、7月间）采挖冬虫夏草所得，已足为一家一年糊口之资。这里与世隔绝，根本没有什么发展机会，土著失去奋发向上赚钱的诱因和干劲，满足于靠冬虫夏草的收入，长年过着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

土著如何分配盈利甚丰的“公地”？以Tsum村为例，从家出发在一天步行可及的土地（located one day's walking distance from any village），便归其所有。惟此说甚具“随意性”，因为步行速度与方向都乏具体规定，且“一天”究竟是二十四小时、十二小时还是八小时，亦没有明确说明。相信这些高山草原土著有他们的一套历史悠久行之有效大家遵守的“家法”，不然何以能长年和谐相处！

表面上是由于草原大虫草多，实际上可能是天性无所求；加上虫草被视为生物，挖掘使之致死，有违佛教不杀生教义（民间有杀死一“条”草虫等如杀死一名僧侣的迷信），因此新世纪草虫有价之后，土著大都倾向把属于其所有的草原，出租给非土著（移居外地的土著同样享有挖草虫的特权，此与离乡别井的新界原居民享有“丁屋权”的情况同）采掘冬虫夏草。“论文”举青海东倾沟（Domkhok）为例，租给外人采虫草的“季度许可证”，每张代价在一万至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约一千三百到两千美元）之间。在一处只有四户人家的偏远地区，“地主”于2012年一共发出八十张许可证，每户平均年收入便达二十万元人民币水平（约合两万六千美元；最高收入达四十万元人民币约合四千七百美元），以一家四口计，高出全国人均GDP多倍。土著“坐享成利”已能过好日子，真的可以“与世无争”。当然，有不少具创业精神的藏人，用此可说不劳所得的资金开商店、向银行融资购牲口和珠宝以至改善家居条件，买电单车、电视和DVD机，对寺院捐款亦相应增加，但酗酒及赌博情况趋于普遍……一句话，冬虫夏草大大提高了青藏高原一带原居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论文”没有说出原居民的有关收入是否得与地方官员瓜分（或上缴税款），是为疏漏之处。“论文”对不丹和云南境内白马雪山的采掘冬虫夏草规定，则说之甚详，而政府执法颇为宽松，料与民族政策有关。

冬虫夏草交易在西藏并未受管制（unregulated），经纪人可直接上山向原居民及有许可证的采掘者收购，但采掘者亦可选择在附近市集出卖所得。有趣的是，在市集的交易，与笔者两三年前在法南松露菌市集所见的情况近似——买卖双方出价还价均“秘密”进行，松露菌农与收购者在汽车行李厢内各以手势讨价还价，冬虫夏草的交易同样以手指出价（exchanging hand signals），并于藏服宽大袖子后面进行，外人当然不知袖里乾坤。成交价因而并不统一，当然，这不仅仅与“秘密出价”有关，和货色优劣价钱差距大的关系似乎更大。

由于创富功能日高，如何有效管理（及避免争地的冲突）高原草甸，以免造成“公地悲剧”，令冬虫夏草年年丰收，已成为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景。而随土著收入骤增而来的财富管理及酗酒、赌博，以至由此衍生的卖淫种种足以体现“金钱万恶”的社会问题，亦引起社会关注。然而，收入上升的积极意义更大，尼泊尔这些村落原居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远胜从前，有目共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两个高原乡镇欣欣向荣，是在当地政府最低限度参与下（the absence of strong government presence）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