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怎么能管理计算机?”共享数据库才是关键
当前打车软件行业发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如何监管的问题。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主任申耘认为,打车软件是一个微观技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如果政府来管的话,结论是管理无效、无法管理,政府应该上升到出租车行业信息化这个高度,将其归结到城市智能公交发展的概念里,如果说政府要监管,也要在这个概念上对管理的内容进行思考。
实际上,城市的传统电调平台与打车软件平台存在着很大区别。
“传统电召”建设采用一个城市建立一个或多个电召中心,与其配套的是需要建立车载终端设备、数据资源系统、监控指挥系统、电召服务系统,前期软硬件设备投资大,此外订单调度全部需要通过“人工坐席”来完成,后期运营费用很大。
据统计,以一个中等城市1万台出租车为例,建设一个电召平台仅车载终端设备就需要2000万元(以2000元每台计算);车载GPS信息服务费每年需要720万(按每月60元算);人工坐席成本每年需要近500万(按30席位,24小时三班倒,人均工资成本4000元/月计算)。此外设备更新、软硬件升级、办公场地和设备等均需要大量资金。
而“手机电召”采用的是用户已有智能手机作为终端,仅需全国建立一套调度系统,所有订单通过计算机智能分配,自动化管理无需人工调度,与传统电召比较,除了避免重复建设外,还省去了车载终端、呼叫中心等持续投入。
“相比嘀嘀、快的等打车软件,传统的电调平台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产物。”有业内人士认为,快旳打车的日订单量最高时曾达到千万级,如果全部由电调平台处理,假设一个客服一天能像超人一样处理100个订单,那也需要同时有十万客服在线。
以北京市场为例,据企业发布数据表明,目前北京司机注册嘀嘀打车软件人数为67000,日均订单超30万单,成交订单达25万单左右,订单成功率达到85%,远高于传统电话召车46%成功率,其中,订单平均应答时间26秒,到车时间5.7分钟,降低出租车20%左右空驶率,减少尾气排放污染相关于关闭3座大型化工厂。
更有人戏称将打车软件并入电调平台,就是“让算盘管理计算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出租车公司的既得利益。
而针对有人指出的打车软件潜在的安全问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如果说打车软件是违反道路交通实施法的话,那么电招平台也有违反的嫌疑。“司机和电招中心的通话时间也是属于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如果说电招中心那个平台可以用,那么固定在出租车上也可以用。”傅蔚冈说。
面对出租车传统电召系统和打车软件系统间的矛盾,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行业管理平台与打车软件共享数据库,以此来达到合作和监管的效用。城市出租车信息管理平台作为行业管理信息化工具,能及时更新出租车司机、车辆信息,记录出租车运营状态,具备完善的监管功能。而打车软件作为社会化服务应用,重点在于服务质量的提供。
专家认为,政府与企业双方应共享数据库,采用信息比对,规范司机准入机制,建立畅通投诉机制,以维护行业运营秩序。
此外,打车软件订单数据还可以被纳入行业数据库进行备案记录,以便管理部门监管行业运营状态,建立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和接受相关投诉并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