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可设计医疗行业国民幸福指数（四）

网易财经：如果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十二五”未来五年这个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比例，做一个大概的预测，您预计是多少？

刘国恩：这个比例呀，我确实是很难说。你看现在我们在中国这个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占的比例当然是明显的公立医院是大头，民营医院是小头。不管是从数量也好，规模也好，还有营业额也好。至于未来的发展我是这么看的，民营医院有民营医院发展的优势，但公立医院也有它的优势，它就是靠着这么多年集中这个资源发展的一个结果，那么它的品牌效应很强，它的人员也很强。还有一个就是在公立医院以前是解决编制的，所以工作相对比较稳定；民营医院的编制解决不了。这个在《58号文件》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这一定我刚才没有说到，解决民营医院人员的自身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解决了这次。如果这个不解决，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你可以想像到一个医疗服务机构这边，你到一个医院里面接受它的医疗服务，而从事这个医疗服务的工作的人员没有职称，没有专业方面发展的动力和平台，你敢接受他的医疗服务吗？所以这次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想，如果是未来我们各个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务院印发的《58号文件》来执行的话，那么公立医院有非常灵活的运行机制，它受的行政管制比较少，因此我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发挥得好，能够充分地把国家提供的这些公平的条件利用起来，医保又能够配合得很好的话，那么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或者就是在最近的5年到10年，中国民营、社会性的力量办的医院一定超过公立医院，这是前提是，如果我们地方政府能够正确地理解，并且按照国务院《58号文》来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的话，这是个基本前提。我希望他们这么做。

网易财经：您还很不乐观。

刘国恩：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一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等，最好的，技术最棒的医院，一定是社会力量办的医院。政府办的医院一定是服务于国民最基本医疗服务，尤其是低收入者，弱势群体，必须使用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政府办的医院来承担，因为这些服务的利润空间很狭小，基本上没有利润，甚至赔本经营。比如像美国的洛杉矶县医院在克林顿总统任总统期间，他们基本上面临着崩溃、倒闭的状态。就是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给当地的社区穷人提供，它是赔本经营，为了保证这个医院生存，克林顿总统是飞到洛杉矶去游说当地的市政府、州政府，包括联邦政府也拿出一部分钱来，最后拯救了这个洛杉矶县医院。

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条件都等同了，一致了的话，那么因为它体制上、机制上的灵活优势，它一定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国务院《58号文》来做这件事的话，那么在未来5到10年间，我想中国会有一个社会力量办的医院一个广阔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市场。如果从数量上讲可能是超过半数。但是如果我们地方政府在这个上面认识还比较保守、落后的话，这就很难说了。但是我想这个比重的变化是必然的，至于这个变化的幅度有多大，我觉得根本上决定于我们地方政府对国务院《58号文件》意见整个医改文件的理解。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中央的有关部门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宣传，去推动，去配合的问题。更主要的当然也决定于我们中央的有关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他希望推进的力度有多大。

网易财经：最后一个问题，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流行了一个词叫“中国人民爱输液”，就是说2009年全年平均每个中国人大概用了9瓶液。而世界上大概（平均水平是）2到3瓶。您是怎么看待这一个现象。

刘国恩：关于中国的这个“大输液”现象，确实又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个也是和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我们公立医院在现行的行政管制的这个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的老百姓去看病的时候，输液、打吊瓶，一方面老百姓觉得看病嘛，总得吃点药，打点针才算看病、就医，不然的话好像没有看病。这当然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个责任来自于百姓。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因为他们出于很多复杂的原因，刚刚已经讲到了，出于很困难，两难的这么一个境地的时候，他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考虑患者的利益交互在一起，决定哪个利益考量多一些，哪个利益少一些。所以说在看病就医的时候，这个处方大小的幅度，差距很大。打吊瓶是其中之一，药品的使用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你就看到了我们的输液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这就是中国过度医疗，尤其是以药养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

我认为这个跟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公立医院所处的尴尬境地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我刚才提到的和民众这方面的知识的欠缺有一部分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如果我们的医务人员能够很好地给百姓解释这个，那么我想这个现象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那个输液里面最多的就是输的抗生素嘛，而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简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其实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医务人员都为之担忧。如果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抗生素的抗药性的严重程度也很大，所以这一点确实需要我们从长计议，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

如果我们的政府的有关部门能够把大局，以大局为重，以百姓的健康为重，以百姓以后少，中国的国民能够不至于患上很大的对抗生素的抗药性，那么应该从体制上做一些改进，使得我们医务人员能够减少去开不必要的处方，特别是抗生素的这个动力或者说压力。那么这样是有利于整体国民健康的提高的。

如果一个国民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大了这很危险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以后真正需要抗生素的时候，现有的抗生素起不了作用，那就得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研究更新一代的抵抗细菌的抗生素，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的。那你说，如果把我们广大的医务人员放在目前这么一个行政约束的框架以内的话，其实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地步。一个方面为社会面临的问题焦心；一个方面也为自己尴尬的生活的困境焦心，你说怎么走出来？所以这确实需要我们从体制上、机制上下功夫。

总之一句话，希望我们所有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人，能够着眼大局，多为社会想一想，我想在改革过程当中就可能遇到少一些的这种阻力，减少我们一些误解，推动这个事业的良好发展，促进中国国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