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医改两年来，北大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是他也指出，在解决“看病贵”问题进展较为迅速的同时，“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未来五年，刘国恩认为国家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不会小于8500亿。他认为，应该加速社会力量办医，并乐观估计未来五到十年内，私立医院数量将超过公立医院。
刘国恩
网易财经：刘老师您好，有没有指标可以衡量国民幸福感在医疗领域体现？
刘国恩：如果在医疗方面要设立一个综合的满意度指标的话，可以设立一个非常简单的，很高度综合的指标，就是问百姓对医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这在国外其实已经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了。这是一个直接基于国民对医疗体制、医疗条件的综合的满意度的调查，这在中国可以做。只是在目前来看，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薄弱，没有做。
调查的话应该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即可及性的衡量。比如在支付的起的条件下，是不是能方便的看病，比如医疗服务床位，挂号等都很方便。第二个就是可以考察医疗服务的总的成本。因为医疗服务在国家层面上来看，不仅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可及性，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个人也好的可支付性。我们希望这个成本是尽可能的压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对浪费、低效的方面要尽量减少，所以我们可以从成本角度去考察它改善的程度。
第三个方面就是医疗服务的质量。可及性考察了，成本考察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质量是能够达到所要求的一个基本水平的。如果这个质量不好，不安全，即使成本低，即使可及性比较高，那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健康。
综合起来就是说，如果要评估一个医疗系统好不好的话，大体上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估：医疗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的治疗；医疗服务的成本。这三个方面尤其是前面两个方面，可及性和成本都可以从百姓的问卷里面（通过）调查获得。医疗质量的评估涉及到一些更专业的知识来进行一个量化，所以我想如果要考察医疗服务的综合的状况是不是有改善，有提高的话，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一个量化的评估。
网易财经：您如何评价医改两年来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两个方面的变化？
刘国恩：2006年以后，我们经过了几年时间的医改的大讨论，形成了一个初步具有操作的医改的方案，在2009年的4月份推出了医改方案。这个医改方案也确定了近期的五项改革的工作，其中第一条就是提出的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推进的程度可能是最快的，相对来说也是最具有成效的。就覆盖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医保人群的扩大规模是相当显著的。就医保这一个指标来看，我们从不到60%的人群，就医保，在改革之初不到60%的人群有医保，变成现在的90%以上都有不同形式的医保。而医保直接就惠及了百姓，在看病的时候买单所面临的负担。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在减少我们百姓看病就医的财务上的负担。也就是说使得“看病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使我们那些有保险的人体会是最深刻的。你即使是新农合，我们保障的力度才30%到40%，那也就是说你1万块钱的医药账单的话，你只需要付5000到6000，医保给你出4000。当然这个医保出的力度还会逐渐加大。像今年刚刚从去年的120要提高到200，这个幅度非常大。那么老百姓因此受益的程度也会继续的提高。
所以从这两个问题，就是“看病难、看病贵”这两大问题来看，“看病贵”的问题解决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还可以预期，随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看病贵”的问题会越来越解决得更好。
“看病难”这一点上步伐就相对缓慢很多了。因为“看病难”是服务提供的能力和服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当你服务提供的能力不足，不充分，医疗服务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大，那就形成一个供需缺口。这个供需缺口只有通过两个方面来减小：一个是约束需求，限制需求；一个是增加供给。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收入在提高，支付能力在提高，医保更是加大了我们的总的需求，支付能力提高了。所以总需求只有提高，不可能减少。也就是说如果你供应能力不变，需求增大，那么这个供需矛盾实际上在扩大而不是在减小。因此这从客观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求我们医疗服务的供应能力必须跟上，必须提高，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只有进，没有退，只有提高，不能够降低。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没有必要争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
因此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改革，特别是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因为公立医院是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90%以上的医疗服务提供在公立医院完成。如果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必须以提高医疗服务的供应能力，总供应能力为基本的目标。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要提高医疗服务的总供应能力，你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引进来，开放市场，引进社会力量；另外一个是在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内部，通过内部的挖潜革新、提高效率，医疗服务供应能力才能够上得来。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自身的改造，都需要对体制进行变革，让我们的效率有所提高，让我们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积极性也好，效率也好，都必须和医疗服务人员的支付，他们的待遇挂上钩。因为这个效率和积极性都来自于工作人员。
我们在公立医疗服务工作的这些医生，目前事实上效率不高，积极性不大，也正是因为庞大的行政体制对他们的约束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公立医院改革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式变革的一个基本的取向，而不是反方向的，这才可能解决这个“看病难”的问题。
“看病贵”的问题我刚才说是通过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必须对这个体制进行松动，松动的方向就是以促进医疗服务供应增加、增大为前提。
网易财经：卫生部部长陈竺不久前表示，政府和社会的投入现在大概占60%左右。但另外一个数字显示，是1980年政府的投入实际上到了36%，2008年实际上是降到了25%。您如何看待政府投入？
刘国恩：我们把这个医疗服务的支付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国家财政直接买单的部分，我们把它统计算做政府的投入，主要是指国家财政直接投入到医疗卫生里面，支付到医疗服务的这部分；一个是各种形式的保险，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的投入，其中包括政府主导的保险，我们企业交的嘛，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职工医疗保险，那是企业为员工缴纳的80%的保费，个人交了20%，一共是工资的8%—10%，地区不同有所不同。这部分我们叫做社会保险，这是一个大头；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医保的，个人要缴纳。这个个人缴纳有两方面，一个是保费方面的缴纳，一个是看病就医的时候支付部分，加起来算是个人支付，这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在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政府占的是大头，那时候有一个公费医疗，是大头。还有就是企业的保险，我们那个时候叫劳保，也占一块。基本上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险没有。个人的就有一部分主要是农民，除了新农合以外，其他没有任何保障形式，而新农合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萎缩，人民公社解体，新农合基本上没有了。因此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政府的这一块确实占了30%多，40%。然后还有以劳动保险，劳保这一块占了一部分，个人占的比例也有相当一部分。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齐栋梁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