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会间提问

提问：感谢朱行长补偿我一个提问的机会。我问田中直毅先生一个问题，1986年之前，应该说日本对这一方面的经常项目是可兑换的，另外一方面是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甚至管制的措施很严格，包括冻结，然后对非居民的日元存款的无序准备金，最高记录达到80%到100%，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阻挡日本的国际赤字顺差的扩大，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日本的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是不是已严重损害了他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

第二个问题，在1985到1989年，日本的《广场协议》跟《卢浮宫协议》之后，一方面保持了很低的利率，大概是2.5%左右，一直到1987年的2月份，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和欧洲的压制下，采取了像张教授所说的大幅度升值，大概1985到89年平均每年的升值幅度是20%到30%，但是同样是没有阻挡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国际赤字顺差的扩大。

我想问的问题，从日本的经验教训看，你对中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田中直毅：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的财务大臣开始实施去对日元进行升值的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却是无效的。我们的财务省决定，在市场干脆波动浮动，到了1973年开始，日元的价格是由货币市场上来决定的。

那么这个外汇特别帐户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干涉，在某些情况之下，日本政府想买美元，以实现比较小幅的升值。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推迟了这样的干预措施，让市场来决定日元的价格。

当时，我们经历了20%到30%的年度增幅升值率，这对于一些出口行业来说是不好的，但是在此之后，日本的出口行业进行了调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基于我们的经验，中国肯定会在外汇市场、货币市场上采取干预，我们完全理解中国政府去干预。

应该让货币价格由货币市场来决定，那么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可能需要十年的调整期，从05年开始，中国政府做出了外汇的改革，可能还需要7到8年的时间，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浮动汇率的体系在中国正式的执行。

朱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那个时候日本把利率和汇率两个并起来，但是从现在来看，应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现在有很多探讨，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探讨。

提问：谢谢朱行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余永定所长，最近你在网上提出，说不赞成港股“直通车”的开通，但是好多经济学家包括到会的谢国忠博士都不赞成你的观点，理由有三点，第一点是港股“直通车”是封闭的渠道，试点是在中港之间的封闭，资金来去都是封闭的，所以并不等于资本项目的开放。

第二个理由是港股“直通车”可以缓解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也是对中国将来的资本项目开放做了一个很好的试点，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可以降低A股的泡沫。

第三个理由是港股“直通车”设置了最低的门槛，投资港股的人必须有30万元人民币以上，在中国有30万以上的家庭一般来说并不是太傻的人（余永定当时撰文认为中国投资者太年轻太幼稚，投资不准确容易被外国人抢钱），所以他们未必会进去就给套住，都是老股民或者很有经济实力，或者智慧比较高的，那么就更便于进行试点。

我不知道您对这三个理由有什么判断和评论，谢谢。

朱民：老余你小心，你听他的广东口音你就知道他代表谁了。

余永定：我也是广东人（广东话），你提的问题很不好，你可以在我们实行政策的时候来提这个问题，不应该当着朱民的面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已经把这个观点说的比较清楚了，我主要是从资本管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不应该把一个制度改革和我们当前的周期性的政策，就是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多了，压力大了，这是属于宏观政策，宏观条件方面的东西，把它联系起来了。

你可以去涉及资本自由化，一步一步的怎么走。这个同时，我们还要严进宽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提法应该是进一步改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

至于港股“直通车”，我必须承认，对许多技术细节我并不了解，比如封闭式什么的，外管局有很多说法，也试图来说服我们，曹远征也一再给我们保证，你们都是外行不要担心这个事情，而中行副行长张女人说了，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去讨论这些具体的细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是什么。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有比较透明的讨论，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等等。

现在我比较反对的是我们现在A股市场的市值是比较高的，那么A股和H股有一个差价，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动力在那买股去了，从国内的市场倒到A股去了。

我知道谢国忠的论点，人人都有权利买便宜货，同样质量的便宜为什么不让他去买？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到那样一个时候，虽然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对他有所控制，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开放，还没有正式实行，大量的资金已经出去了，已经有一大批人套在那了，已经有一大批人在那赔了本了。我们的香港朋友非常高兴，你们把钱抬上来了，我卖了，我们把钱挣走了。

也许中国和香港之间的资本流动存在着一个肉烂在锅里的问题。对于香港来讲，其实我原来还有一句话，如果钱落到香港兄弟腰包里面还说得过去，可惜的话，还有人会接着再去卖，这就成了一个漏斗，中国股民赔的钱，就成了X国家公民挣的钱，我现在还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没有到世界大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还得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适宜的，而港股“直通车”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上限，现在对港股投资已经有了上限最高额度，当时公布的时候写的文章就没有上限，没有上限就凿开一个大洞，我写的文章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上限，现在加了一个上限，说明我们的领导机关还是可以虚心听取意见的，及时纠正错误，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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