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劫后重生700天，我更懂挫折教育

伤愈复出后接受的首次访谈里，陶勇对主持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之所以选择上这个节目，因为主持人让他完全没有戒备心，特别随和。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我怕了。

他的确怕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原来不怕，是因为一个人，无所畏惧；但现在除了作为医生，他还背负着家庭的责任。

“伤医事件”过去700天后，陶勇在网易教育金翼奖前夕接受了独家专访，再次聊起“劫后重生”的感受，聊起恐惧与成长。作为一个经历过危险事件的父亲，他现在对“挫折教育”四个字有着清醒的认知。

用别人的故事，治自己的心病

在复出后的那次访谈里，陶勇红着眼睛说：这些年，我胆子比原来更小了。我有的时候也在痛恨，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幕令许多人印象深刻。

他没有一味地迎合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他也讲出了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破眼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种通透的感悟，支撑着他从那场事件中心理健康地走出来，豁然回首那段血色的往事，然后将经历内化为体察人性的视角，讲给更多需要直面恐惧、挫折与成长的人听。

“我因为伤医事件回家休养，父亲看到我，既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平静地坐在我身边，给我讲他自己的事儿，说他小时候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在了右边小腿上，骨头快断了、鲜血直流，他就用身上的衣服紧紧捆住自己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回家。”

这种“恐惧条件反射”是包括人类在类的许多动物具备的本能。在陶勇的视角里，自己的劫后重生，是一种淬炼，也让他对于挫折教育有了更深的感悟。

“博士那年，我遇到一位准院士级的教授，他告诉我，他儿子在家的时候，接受的是军事化管理，电视不让看，游戏不让玩，儿子高考考上了名校，但大一就退学了，因为接触了网游，成了网瘾少年，不能自拔。”

陶勇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人们总在提醒，需要适度的挫折教育，但是现实世界中，怎样能营造出适度而不过度的挫折？就像现在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还时不时传来学生心理问题的社会新闻，何况再刻意给他们施压？挫折教育似乎成了一个画在墙上的饼，下不了嘴。”

这种可以形成精神免疫力的“苦难”，并不一定是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是陶勇给许多年轻人的回信中特别强调的一点。他在新书《自造》中有一节“苦难糖丸”，说的就是如何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感知、进而共情他人的痛苦，从而将悲悯化作“糖丸”（抵御打击的疫苗）。

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二姑就是脊髓灰质炎的受害者，小时候开始左腿一瘸一拐，从此一生就改变了。父母打小便有意让我和二姑多接触，给她送饭、拎东西，让我陪她走路，在真实世界中感受她的不便与痛苦。

所以，回头想来，二姑这个人便成了我的糖丸，让我打心底里就希望远离疾病，保持健康的身体。

有一次，医院电梯坏了，我和几个同事必须爬楼梯到10楼，可把那几个同事给气的，一边爬，一边恨，嘟嘟哝哝念叨着毁关节什么的。我心想，有功夫生气，那就说明不累。回过头来一想，我好像每次爬楼梯都觉得没啥，有时候还喜欢蹦哒两下，貌似在自嗨。也许，潜意识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健全的双腿能蹦能跳，就是幸福。”

陶勇：劫后重生700天，我更懂挫折教育

从眼科医生到青少年心灵导师

在那场震惊舆论的伤医事件之后，陶勇仅休养了114天就又重新投入了门诊工作，这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恢复，更难得的是，他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灾祸后的心灵重建。

他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个细节来自省：如果遇到妖怪喊你，千万莫要回头看，永远向前看，再难受也要向前看。这是他得到的最大启示。

新书《自造》目录的编排上，投射着陶勇治愈自己的思路，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层层深入。

从眼科医学到心理学，陶勇试图借助这本看似“跨学科”的书籍，打通两个领域，并寻找一些殊途同归的相似之处。

因为日常工作和眼睛打交道，陶勇说自己通过目光，能看到很多人的内心和他们的人生故事。他曾特地去北医六院上了一个催眠的培训班，了解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为的就是把握患者的心理动机。

“很多时候医患关系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更深层面的认知问题，是情绪的问题。一名好医生不单要业务过关，也要提升沟通能力”，他说。

让医学不只有科学的手段，更有人文的心。这是陶勇决定自修心理学的真正原因。再后来他发现，这门学科的精妙之处，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比如在各种综艺节目、公益活动亮相时，总会被再三问到的青少年的焦虑感。

微博上经常有年轻网友给陶勇发私信。今年年初，他收到一封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一学生的来信，向他请教如何确定人生目标以及如何坚持；还有几位原本想学医的同学，向他倾诉了对社会医闹事件频发的困惑，以及对网上各种“学医苦、学医累”吐槽的担忧。

陶勇在回信中以诙谐的笔触，讲述了曾经是“小镇做题家”的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心怀理想主义的大城市医生，信中着重提到了一句话：有选择权的我们是被人羡慕的。

“当时我订阅的《中学生数理化》上登得最多的广告，就是祛痘膏，广告之精准，可谓令人发指。一个清纯的女生，手持绿色包装的祛痘膏，脸上干净光滑，微笑恬然，对于当时高一满脸是痘看见镜子就闹心而又正处在那样一个需要建立外貌自信以构成异性吸引的我，简直是极大诱惑。

可惜小镇上买不到啊。所以后来我高考考得不错，也不好说是不是跟这有关系，一方面因为买不到祛痘膏而省了浪费在照镜子上的工夫，另一方面加倍努力，希望去到能买得到祛痘膏的大城市。

痛心的是，等我费尽辛苦度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人生大考到了北京之后，这款祛痘膏停产了。

你们看，人生不就是这样有意思吗？”

家校和医患，都要打破信任壁垒

有人做过一个不那么恰当的类比：如今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医患关系。家有小学生女儿的陶勇更愿把这两种关系看作“一棵树上结的两颗果子”，时常叮嘱身边的爸妈：别再用旧眼光去看待它们。

“以前的老师被称为先生，家长和孩子都对老师充满敬畏，家长总是很害怕自己孩子惹祸给老师添麻烦。我怀念但不留恋。一味地在过去的时光里缅怀，势必造成对现在的不满，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增加了对当下的怨气。”

人与人之间由于信任感的缺失造成的壁垒，在陶勇看来都可以解释这两种矛盾——家校纠纷和医患纠纷。他用四个字总结：预期过高。

家长望子成龙，患者希望尽快恢复正常，但对中间过程的曲折和结果的不确定，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心理准备。“所以很多医生在积极面向大众进行科普，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到疾病治疗的复杂性。在教育上，我个人意见是也开展教育科普，让家庭和学校教育可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陶勇女儿在某演讲节目中讲述与爸爸的故事

这种“壁垒”有时也存在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陶勇和10岁的女儿。有段时间他发现女儿非常热衷看街舞选秀节目，而且每次有选手被导师淘汰下场，小姑娘就会美滋滋地喝上一口橙汁，如果看到有选手接二连三被导师叫停快速淘汰，她还会美滋滋地模仿起蜡笔小新的口气，“美芽，你踩点没踩对耶...美芽，你又出局了耶...哇哈哈哈”。

结果晚上睡觉前，女儿突然很认真地问陶勇，那些被淘汰的人以后会怎么办？他说，我要是他们，就不放弃，下次接着报名参加。女儿接着问，那要是还被淘汰了会怎么办？他说，这个比赛不行，还能去参加别的更适合自己的比赛。孩子想了想，刨根问底问，那要是还输了呢？

直到爸爸为这些淘汰选手提供了一个有着落的答案——当街舞老师，教别的小孩跳舞，女儿才放心地睡觉。

陶勇对这件事特别感慨，他自己是这样总结的——

你看，我家小丫头喜欢看选手被淘汰，因为“见不得人好”是天性；但她同时又很关心那些淘汰选手的去向，总盼着他们同样也能有个好的着落，因为“同情博爱”是人性。

否认天性的存在，把人都当成道德圣人去要求，结果是失望和受伤；而拒绝人性的培养，把自己变成仇恨自私和贪婪嫉妒的种子，结局是孤立，还是你受伤。所以我们能做的，是知天性，养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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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陶勇肉眼可见地“网红化”了，这个名字悄然成了医学界最出圈的热门IP。他本人却不在意这种流于表面的“转型”，并乐于利用已经收获的知名度，去推广医学科普、安抚更多患儿家庭，鼓励年轻人走出挫折与焦虑。

“医患关系的改善有赖于彼此理解，理解的第一步是了解，让大家多了解医疗行业、了解医院、了解医生。从这个角度讲，我希望有更多的医生能‘出圈’。”

陶勇始终把医学看作“人”学。他曾对立志报考医科大学的学生说：“未来决定你在医学领域高度的，不是你提前把解剖学读了，而在于你对医学的理解程度——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医生，不如从现在开始细心观察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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