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南科大这5年：惨胜（二）

4. 当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一群知识分子

朱清时和他领导的南科大一直谨慎而缓慢地在困局中穿行。事实上，2012年6月起，南科大放弃完全的自主招生，采用「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考试占30%，平日成绩占10%」的半传统模式；除第一届「教改班」外，学校招生纳入计划内集中录取，学生将获得教育部承认的文凭，很多人据此认为南科大由此被体制收编；2014年1月21日起，朱清时不再兼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该位由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任。

长期关注南科大的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公开表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这3个最大的口号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朱清时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

尽管学校被派驻了新的党委书记，但在一些南科大教授看来，校长和教授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于学术和科研的决策权。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程春说，李铭和深圳市政府的沟通之间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桥梁的作用。

更确切的现实是，朱清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革的空间。刚到南科大时，他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竭尽所能邀请各领域的顶尖华人专家，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中科院院士葛墨林、张景中等。据媒体报道，朱刚刚上任时，便接到港科大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的电话，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甚至早在1986年，李泽湘与同学一起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中国教育部。而多年后，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告诉朱清时自己愿意回国做义工。

但后来被许多媒体频繁报道过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曾与朱清时共同垦荒的学者，已因各种原因风流云散。

李晓原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2010年5月，根据港科大和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与李泽湘、厉建书两位教授一同前来协助南科大筹备。李晓原回复了《人物》的邮件采访。他写道，来南科大之前他与朱清时并不相识，对朱清时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报道，而且对他的印象十分正面。

仅仅一年之后，这3位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公开批评朱清时，以一种无可转圜的姿态退出南科大。公开信称，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

在朱清时看来，他和港科大教授之间不过是理念之争。港科大教授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先制定好课程和实验室的规划，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引进人才。而朱清时则认为，内地必须遵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得先网罗优秀人才再规划学科，一边开车，一边铺轨。

他们公开性地写，我都会想，这种分歧有必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吗？3年之后提起，朱清时依旧有些激动，你们用那种方式，不是想置我们南科大于死地吗？在第二天的采访中，朱清时又主动重新提起此事，说他想了一晚，想到了对港科大教授最好的比喻。

他加快了语速，感觉就是，他们总是站在高地上，觉得你们都不行，来指挥你的……使我想到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就像军官学校里头的那些高材生，他们去打仗都要这个条例，那个条例，先编好条例再去打仗。他们都看不起这些土包子出身的将军，但是他这些条例啊，不是教育的根本，不是这个。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像我说南科大刚建立的时候就几个教授这样的，所以土包子吧，只要是从实践中间总结的经验，反而能够打败这些人。

另一位与其发生剧烈冲突的科学家则是陈应天。他对《人物》记者回忆，办学初期他与南科大理事会成员、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曾提出，南科大的南方如果译为southern会比现在使用的south更准确。陈回忆，朱清时当时未置可否，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一样。预备印名片时，陈应天自然而然改成southern，结果名片印好后的最终版本还是south。印名片的人回复：这是朱校长改的。

但二人的最大矛盾集中于实验室建设。陈应天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写道，清时校长于2011年初对我运去南科大的专业实验室设备故意设置重重妨碍，根本无法安装，以各种『行政化』的方法使我不得不决定搬出这批实验设备。几千万元的设备在南科大搁置了将近半年又重新装车运出深圳，种种场景，使我的南科大的梦完全破碎。

当《人物》记者就此事求证朱清时时，他认为自己被极大地误解了。他解释陈要办的研究中心产权并非归学校所有，而是陈应天的私人公司控股，学校是不可能办这样的公司的，所以只好放弃了。

5.让我安静地卸任

5月14日，《人物》第一次见到朱清时的早上，采访开始之前，一位老师来找他讨论2015年的招生规模，深圳市的要求和学校的规划又一次产生了分歧。

这是一个老问题。南科大希望小而精，而深圳市则希望大规模招生，为城市发展大量储备人才。2012年，南科大获得教育部准生证之后第一次招生，深圳市原本报的计划是2000人—这个数字是学校计划的10倍还要多。是校长顶了下来。有内部人士说，南科大那年最终的招生数是188人。

然而那一天，朱清时对那位一大早就来找他的老师说，告诉书记此事由书记来决定。

临近卸任，朱清时只希望一切重归平静，（初期）我需要人才来，需要学生来，需要社会支持，那你如果不说话，不让大家知道你有什么改革……你不告诉大家，人家怎么会来呢？」但如今，「跟当初不一样了，现在不是我要宣传，要做这个，不是让大家接受我，而是让大家让我安静地卸任。

即使是认定改革已经完败的熊丙奇，也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南科大改革的积极作用：朱校长在推进南科大这样的改革的过程中，双重去官化、去行政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向政府宣布，进行了高校改革的雏形。我认为，因为正是借助南科大这个平台，我们就是在说，什么是去官化，什么是去行政化，什么是自主招生，什么是自授学位，这个把很多年的、停留在文件中的一些东西，把它具体化了。所以说本身就是他进入南科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个思路上的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他并不认为谁有义务成为教育改革的烈士，那是把他放在火山上烤，是道德绑架。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为教育家，成为更好的教育改革者。

如今，5年任期将满，当公众讨论朱清时的成败时，他重复了2009年对美国《科学》杂志的回答：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许成功的第一人要属于后来者。

两年前，在录制一档电视节目时，主持人问朱清时是否觉得大家对南科大过于苛责，朱清时复述了一篇评论文章中的句子，一字不差：南科大终于引爆了舆论。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终于要求我们宽容改革和改革者。这种要求很悲凉。他对着静默无声的观众席叹了口气，轻轻摇头，我看到这句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把那篇评论打印出来，装订好，放在案头。

6月16日，有媒体用《遗憾朱清时》为大标题发表了一组封面报道。朱清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对此很有意见，很失望。遗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用了这样的标题，给读者一个很坏的印象。他极力表达自己更多的是欣慰愉」，说南科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期。

而一位昔日挚友用了惨胜这个词来形容朱清时这5年，他付出了49.9，得到了50.1。他说，这个评价他永远不会说给朱清时本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