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高考英语社会化后，标志着“英语热降温”，减轻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导致的对母语的轻视；也有人认为，削弱英语教育，对于中国来说是文明的倒退，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绪在作祟。著名的语言学家陆谷孙说：“我看现在权重调整可不是因为‘崛起’什么的，中国之大，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 教育部门迟迟不出台正式文件，所谓的高考改革动向无非是投石问路。可就这一块小小的石头，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大浪。
英语学习是精英教育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如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和李赋宁，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当得起“外国通”称号的英语学者。
1949年，中苏迎来了蜜月期，俄语力压英语，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至1954年，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1949年时，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英语专业。当他在四川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0 年，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设计了听、说领先法，中国才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
1962年，英语进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 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那时的课本中有着时代的特殊印记：高中时的英文课有《半夜鸡叫》，周扒皮的故事。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
1966年3月“文革”前夕，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文洪炳回忆说：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红色口号是英语启蒙
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英语专业的学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1968年，文洪炳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 英语教不成，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苦笑。 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 1973 年，文洪炳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其中有一本第一 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自杀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革命小将”。
英语招生只要求不是大舌头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高考恢复了，英语分数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4年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
“英语教师的缺口太大了，”文洪炳被借调到一所师范学校，筹办英语速成班，教育局长心急如焚，“读一年两年都可以，读到能够教书就行。”这些未来的英语教师，在入学面试时，考的不是英语，“让考生用中文念报纸，或者唱一首中文歌，招学生的标准就是发音清晰，不是大舌头就行。”
这一年，小学刚毕业的金利民考入了天津外国语学校，学习了5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了本硕学位，后在剑桥大学读博，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现在，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没有什么英语视听资料。金利民所在的天津外语学校还算不错，有一台录音机，是那种转盘式的大家伙。大一的时候正流行卡朋特，她也买了两盘，“连个歌词都没有，肯定是盗版，听了无数遍，愣把歌词听出来了，实在不明白的就去找老师，老师听不明白就去找外教。”当时的北外英语听力教学几乎完全是靠老师课堂上教，基本没有其他可用的视听资料。“北外号称英语教育领军的地方，我想，别的地方的情况只会更差。”同学们很期待周末。因为学校每周都会在食堂播放一部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电影。“没有字幕，听起来很吃力。”
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下海潮。北外英语专业当时有一个师资班，班里有8个学生保送研究生，目的就是为让他们读完之后留校，“到了毕业的时候只有4个留下，其他都去海南、深圳等地方了。”有学生曾经问她，金老师你英语这么好，干吗要留学校不出去挣大钱啊。“那会儿就觉得你外语好就得出去上公司挣大钱，我们同事都被问过这样的话。”
学英语全靠分数说话
文洪炳也深切感受到了社会对英语的重视。亲戚朋友不断登门，希望能给孩子“开小灶”补习英语。走遍天下都不怕，追捧“学好ABC”比“学好数理化”更为有用。
1992年，朱勇从扬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现在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
“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学英语，那个时候，无论是老师和学生基本都认为学英语是为中考和高考准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为了将来跟外国人交流。甚至到了大学这种意识还不强，就是为了应试，和余浩一样，那时我掌握的也是哑巴英语。”朱勇说。
在英语教学市场化之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主要目的为了升学考试，强调词汇、语法，却不深究思想和文化，听说方面的能力远逊读写，尤其是有农村背景的学生。
来自湖北黄冈的陈庄，中学时也是英语尖子。“但在一切以考试为指挥棒的环境下，英语成了笔头上的功夫，听力一般、口语难以见人，现在想来滑稽可笑，但当时自我感觉不错，毕竟成绩摆在那儿，靠分数说话。” 陈庄直到读了大学英语系，方才体会到英语的原汁原味。系里有一门课叫“基本技能”，授课老师有的来自耶鲁等名校。“同为年轻人，什么都好交流，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去美国留学。”
1993 年，俞敏洪的新东方外语学校顺时而生，很快成为语言培训的航母；3年之后，李阳也推出了“疯狂英语”，在广场上数万人聚集喊着口号式英语，用“疯狂”二字形容当时全社会的英语热，倒是很贴切。
狂热也造就了庞大的市场，根据教育部调查，目前中国有近3亿人参与英语培训，英语培训机构超过5万家，市值超过300 亿。
寻找英语活过来的方式
1990年代初开始，很多人都意识到英语如果和当时的热门专业，比如法律、金融、经贸、新闻等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就业的优势会大很多。
当时读大三的周涛（化名）是金属材料和热处理专业的，他选择了最受欢迎的科技英语辅修。毕业后直接进入航天部的外贸公司，他后来辞去公职，凭借外贸背景和出色的英语能力考取了加拿大Ivey商学院，成为一家投行的掌门人。
“英语一旦只与考试和分数联系在一起时，那学的肯定是空壳和皮毛，而一旦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或安身立命联系起来时，英语才算是‘活’了过来。”陈庄感慨说。
目前他已定居英国，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
随着现在英语已成全民教育，但凡有过基础教育的，或者通过商业机构培训过的，英文能力已经能适用大部分的工作需要，纯英语专业的普通毕业生甚至成为最不好找工作的群体之一。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英语还是“寄居”在中国，这之后，英语获得了“国民待遇”，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它跟这个国家剥离。不以文化为基础的英语教学市场如此火热，越来越多的考核体系被英语捆绑在一起，向英语动刀的消息也随之而来。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事实上，北京对英语动刀并不是第一家。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经下调高考英语总分。
在全国层面，去年1月，教育部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明确表示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之后，“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也甚嚣尘上。
英语也许又要拉开新的面貌了。
（来源：南都周刊）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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