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过外卖、做过保安，他30多岁转行做律师，专接高风险案子

文 | 刘美粒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法庭外的一群壮汉

如果你第一次见到高峰，大概率不会把他和传统的“律师”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他大圆脸，三角眼，寸头剃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经常一身黑衣。体型壮硕，站在人群里，很容易让人先想到保镖，或者别的什么更“江湖”的职业。很少有人会把第一反应放在“律师”上。

短视频平台里，高峰总是在以非常愤怒的语气吼叫着 ，“你瞅啥？不服是吗？知道我是谁吗？”“你动我当事人一下试试。”有时候，他的身后还站着几个戴着黑帽子、黑口罩的男人。评论区有人说，这不像律师，更像黑社会。

在介于作秀和本色出演的中间地带，他讲述自己代理过的家暴案件：丈夫当着女儿的面，长期虐待妻子，最终致其死亡；丈夫夜里挥刀砍向妻子，一百多道伤口几乎覆盖全身；还有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的威胁、跟踪、围堵和控制。

镜头里的他语速很快，眉头绷得很紧，像是在替受害者生气，又像是在和屏幕另一端的人叫板。他给自己的账号起名叫做“法内狂徒高律师”，评论区里，有人叫他“人民的混混”。

高峰社交媒体账号

但高峰的的确确是一名持证律师，主要处理与家暴有关的离婚纠纷案，虽然他说，“家暴案是律师最不愿意接的案子。”

这类案子并不好做。一桩普通的离婚案件已经足够琐碎：财产、孩子、债务，一段婚姻结束时留下的东西，都要被重新计算和分割。家暴案件还多了一层麻烦：暴力往往发生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家庭内部，伤痕会消退，威胁可能只存在于一通电话、一条转瞬即逝的信息里，即使肢体冲突也可能被作为家庭纠纷草草处理。

高峰说，对一些女性，真正恐惧的甚至不是离婚本身，而是提出离婚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个暴力的丈夫会不会堵在法院门口，把她重新拖回家。在高峰的讲述里，那些已经决定逃离的女性，并不会因为一纸诉状自动获得安全。离开法庭后，她们有人会被跟踪，有人被堵在住处，还有人的位置、酒店和出行信息会被男方想办法查到。

他曾经遇到过男方叫来一群人，强行要把逃跑的女方直接拖上车带走，普通律师遇到这种情况，通常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别的律师只会让你报警，不让你出去。”但他紧接着又说，“报警是需要时间的，警察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他说，“而我不是。”

在律师通常工作的边界之外: 写诉状、整理证据、开庭，他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任务:如果他判断这起案件的风险很高：当事人有被骚扰的风险，他会考虑带几个人，有的是过去认识的“兄弟”，未必懂法律，但大多身材高大，看起来不太好惹。“一行壮汉”陪着当事人去法院。

这就是高峰目前在做的非典型出庭。

最理想的情况下，他和壮汉们其实什么也不用做，站在那里就够了。

对于那些习惯用身体和嗓门来威胁控制妻子的男人来说，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比法律条文更容易被迅速理解的信号。原先完全不对等的力量关系，在法院门口短暂地发生了变化。高峰要的就是这个瞬间：要让对方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这一次不是一个人。

尽管这种方法听起来有点“太社会了”。让高峰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律师。

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越来越多遭遇家暴的人开始找到他。现在，高律师的短视频平台粉丝数量累计已经超过四百万，公开的粉丝群已经开到了十个。

“社会人”高峰

高峰很少避讳自己的过去，“打架”、“混社会”，他说，“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了。”

他出生在天津郊区一个普通村镇，后来考上一所本地的三本院校。上大学时，高峰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待在校园里，挂过十几门课。那几年，在他的世界里，“义气”比成绩重要，是一种少年时期对于“江湖”的想象。谁受了委屈，叫一声，兄弟们就骑着摩托车从四面八方赶过去。

后来，他开始帮人做“执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收账、催债。钱来得比同龄人快得多，但后来，高峰渐渐地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

“我感觉有点缺德。”他说，并不是每一个欠债的人都是坏人。“有的人就是真的没钱了。”有时候，他们去找人，对方家里老人坐在那里，孩子也在旁边，他忽然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在维护公平，还是在逼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人，“别看我从小打架怎么样，其实我本质上还是个挺善良的人。”

他开始越来越难说服自己，在那个环境里，每个人都要扮演一个“社会人”。说话要横一点，眼神要凶一点，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其实我特别向往文化人。”一次偶然，他开始看《锵锵三人行》。节目里请来的都是作家、学者，或者各行各业的文化人，几个人围坐聊天，说文学、历史，也谈社会。“我当时就觉得，还是文化人厉害。”他听不大懂，但觉得那才是自己真正想进入的世界。他开始慢慢读书，四大名著，“你很难想象我这样的人会读《红楼梦》吧？”

“当时就是附庸风雅。”他说着笑了笑，“但附庸风雅时间长了，不就变成真的风雅了么？那时候人家装X都装黑社会，我那时候装X，我都装文化人，装读书人。”

本质上，他想完成一次身份转换。“我就是一心想摆脱以前那个圈子，走正路，读点书。我觉得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才是我真正想成为的人。”他决定考法律硕士，以前，他替债主追债、解决纠纷，靠的是拳头和“江湖规则”；如今，他希望使用另一套规则，“用法律的手段去帮别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那个决定在当时听起来，几乎有点荒唐。

“我们家里所有人可能都不太信我能考上，甚至有点嫌弃。”他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不好好找工作挣钱，还想着考研究生，还得让父母供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第一次考研，他报考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成绩出来，只差一点点，没有过线。“我是卡在那个分数线上的。第二次我就想，干脆考个更好的学校。”后来，他把目标改成了吉林大学。

备考的日子里，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峰几乎都泡在天津图书馆。那里聚集着准备考研考公的人，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和敲键盘的声音。“这其实也不能说明我努力，我就是效率低。”他说，“一个从小到大没怎么学习过的人，突然让你去学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别人学五个小时就能达到的效果，我可能得学十几个小时。”

第二年，高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几年后，当他拿着硕士毕业证走出校园时，以为自己终于完成了这场漫长的身份切换，却很快发现，现实远没有一张录取通知书那么简单。

高峰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疫情很快来了，那也是法律行业最难找工作的时段之一。

有一次，他去北京一家中型律所面试。走进会议室时，他愣了一下。等候室已经坐了三四十个应聘者。他扫了一眼大家手里的简历，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一个比一个耀眼。

他说，看到那些学校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希望不大了。几年努力换来的985硕士文凭，在就业市场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稀缺。

高峰又回到了天津，那是人生里又一段拧巴的日子。“当时我岁数已经很大了，也不好意思老找家里要钱。”为了维持生活，他跑过外卖，做过保安。也有以前一起“混的人”喊他回去，但高峰觉得，“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了。尤其是学了法律以后，我不想再做那些打擦边球的事。”

后来，高峰进入天津一家律所实习，遇到了一位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师姐——肖丛薇。她也是他见过最会打官司的人。

肖丛薇第一次认识高峰，是从微信头像开始的：一个男人侧身坐在沙发上，照片黑黢黢的，光线很暗，她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挺社会的。”后来真正见面，高峰却比她想象中安静得多，话不多，甚至有些内向。

有一次，肖丛薇接手了一起家暴案件。当事人告诉她，男方为人难缠，有可能会叫人过来闹事。“我当时心里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她担心庭审结束后，对方会堵在法院门口，不仅有可能强行把女方带走，自己也可能成为对方针对的目标。出发前，她看高峰气场强，看着“不太好惹”，临出发前问他：“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

开庭当天，法院门外果真守着几个身材壮硕的男人。

但对方找来闹事的人里，恰好有人认识高峰。双方照了个面，对方什么也没说，事情就过去了。“我其实什么都没干。”

那些曾经拼命想摆脱的社会关系，第一次有了另一种用途。高峰的“作用”在圈内传开了，律师们之间开始互相介绍，遇到风险高的案子，就会给高峰打电话。

曾经最想抹掉的那段经历，竟然成了现在最有价值的资源。后来，高峰把这些经历拍成了短视频。对互联网上的观众来说，这些故事几乎天然具备一种“爽文”结构：遭遇家暴的女性被逼到绝境，一个看起来比施暴者更不好惹的律师带着人出现，不需要真正动手，仅仅凭借气势和人数，就让原本嚣张的一方退了回去。这种简单、直接，甚至带着某种江湖色彩的正义叙事迅速击中了观众，视频很快爆了。

他花了很多年试图摆脱的那部分过去，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他的生活里。

他看到的那些家暴现场

虽然高峰正式执业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伴随着他在网络上的出圈，来找他处理家暴相关案件的当事人数量激增，他也接手了越来越多的家暴案件。他的视频里总是愤怒。除了流量的需要，他说，那更多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情绪。“在听到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之后，你不得不愤怒。”

“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那个挨了一百多刀的。”那起案件发生在天津津南。丈夫在夜里挥刀砍向妻子，一百多刀。高峰知道，这个数字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别人都说，不可能，一百多刀都砍成什么样了。”

但作为律师，他看过卷宗，也见过躺在病床上的伤者。

另一件案子发生在辽宁营口。丈夫长期将妻子监禁在家里，当着七八岁女儿的面实施虐待。直到在一次严重的人身伤害中，残忍地杀死了妻子。

是家里的大女儿找到高峰求助，希望帮七八岁的妹妹争取后续的安置和保护。说到这里，高峰停顿了一下，“解剖照片我也看了。”律师办案，那些普通人永远不会看到的照片、法医鉴定、尸检记录，他必须一张一张看过去。“检察官都哭了。”他说，自己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卷宗一打开，就受不了。”

聊自己的时候，高峰几乎没有流露太多情绪波动。他总是笑，讲过去混社会、考研失败、找不到工作，也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提到辽宁案里那个女孩时，他低着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太可怜了。后来我去看她，还给她买了娃娃什么的小礼物。你一说我心里都有点难受。”

高峰给女孩买的娃娃和礼物，以及他们的对话

在高峰接触的家暴案件里，受害者并不只有婚姻中的女性，也有男性。他见过父母长期虐待亲生孩子，也见过继父、亲生父亲性侵女儿；见过楼道里血流成河，也见过一些受害者活着，但却承受着漫长的极端控制。他也见过太多的施暴者，“他们没有统一画像，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在外人面前八面玲珑，逢人就笑，回到家却像变了一个人；有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老实巴交，对外唯唯诺诺，对内却把所有控制欲都发泄在家人身上。

希望以后不再需要我

一场暴力结束以后，受害者并不是逃离现场就万事大吉。有的人刚离开家，就被一路跟踪；有人开完庭，刚走出法院，就被人堵在门口；还有一些施暴者，花几百块钱找几个社会青年站在法院门口，强行逼着女方上车。

联合国妇女署颁布的《2026—2029年战略计划》显示，在15至49岁女性中，有12.5%曾在2025年遭受过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

在中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依然存在。2010年，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24至60岁已婚女性中，24.7%曾在婚姻中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其中5.5%明确报告遭受过配偶殴打。到了2021年第四期调查，女性在婚姻中遭受配偶身体或精神暴力的比例已降至8.6%，较201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成为受害者可以主动寻求的一道司法屏障。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一名女性结束恋爱关系后，仍遭前任暴力、定位跟踪、窃听、破坏门锁电闸和安装监控，最终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年来，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3.3万份。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借助法律寻求保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险都可以被一张裁定及时阻断。也正是在法律程序与现实危险之间的这段“时间差”里，高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有了存在的空间。

他最不喜欢评论区问受害人“为什么不跑？”这个问题。因为在他见过的案子里，“跑”从来不像这个字听起来那么简单。

一个女人要离开的，不只是丈夫。她可能还要考虑孩子、学校、工作、住房和经济来源。孩子留在原来的城市，她不放心；把孩子带走，又意味着重新解决入学和生活。施暴者如果知道孩子在哪里上学，就可能守在学校门口。高峰有时会对那些仍然犹豫的当事人发火：“命重要还是孩子上学重要？”

高峰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办的案子越多，他越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我有时候起到的作用，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他可以陪一次开庭，可以叫人护送一次，可以在有人跟车时设法把对方吓退，但这种保护天然是临时的。

他希望把这种私人保护交还给制度。他正在尝试和当地妇联建立联系，希望未来能有一个更稳定的临时救助空间。那些刚逃出来的女人可以先住下来，有饭吃，有地方带孩子，不必刚离开施暴者，就立刻面对房租、工作和生存的问题。

他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在法律程序真正运转起来之前，一些受害者需要有人先站在她们身边；但这种依赖个人力量的保护注定无法长久。

家暴案件通常赚不到什么钱。高峰在自己的社交主页上还写着：“严重被家暴者求助，免除一切费用。”

而真正支撑他继续做下去的心理，也是在这些年里慢慢变化的。“刚开始其实是为了钱。”高峰并不避讳，“完全是为了钱，完全为了利益，为了流量。”后来不一样了。“做得多了以后，就有一点信仰的东西在里面。”他觉得，既然有人相信自己，就不能辜负他们。更重要的是，那些一个个真正走到他面前的人。“你接触那么多受害人，他们真的很可怜。你看见了，你就是会想帮。我也有能力帮，我为什么不帮呢？”

高峰当然也知道，这不应该是最终的答案。“我希望有一天法律非常完善，我也不接这种案子。”他笑了一下。“我天天演短剧，我多舒服。”

有短剧制作公司找到他，邀请他出演一部反家暴题材的短剧。高峰在里面演的还是自己——一个长着“社会人”面孔、却拿着律师证的人。

现在，互联网上，对他的质疑仍然很多。有人说他夸张，有人说他表演，也有人相信，在反家暴这件事上，这些争议本身并不重要，“无需自证，你的出现就是反家暴最好的意义。”（来源：腾讯新闻）

◦ 配图来自文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