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铁道部门被撤销,中国铁路总公司随之组建,承担起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责。
2016年2月,相关主管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铁路运输企业由此获得了对高铁动车客票的自主定价权。
至此,高铁定价权从政府管控转为国铁集团自主定价。这也是为什么高铁涨价并不需要召开听证会,本质上它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且,此次调价并非高铁第一次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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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以来,高铁已经经历了十次调价。
既然叫做"调价",就不可能只涨不跌,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是有升有降的调价策略。那么,如此频繁地调整价格,究竟是根据什么因素来考量的?
以此次涨价为例,四条线路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其次是杭州及其周边城市,这三大省份恰恰是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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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湖南、江西、湖北位居跨省流出人口前十位,流出人口分别达到804万、634万、599万。
这些流出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涌向了此次调价线路的终点——浙江和广东,且有很大一部分人群集中在省会城市杭州与广州。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西、湖南、湖北高居浙江外省人口来源前十位,分别有158万、71.6万和56.1万,占浙江总流入人口的17.7%。
而广东的外来人口接近3000万,其中湖南人口超过500万,湖北、江西人口均超过200万,三省合计占到全部外来人口的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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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四条线路正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客流量最为密集、高铁网络最为发达的区域。
由此可见,高铁涨价的动因在于人口流量与市场需求——哪里的人愿意坐、必须坐,哪里的价格自然就有上浮空间。虽然高铁调价的最终解释权在国铁集团手中,但也并非想涨就能涨。
高铁的定价是一项相当复杂的计算问题,需要综合考虑运营成本、线路规划、动车速度、车辆等级、客运里程、区域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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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高铁票价遵循"递远递减"原则,也就是里程越长,平均运价越低。
以武广高铁全程1318公里为例,二等座票价为553元,平均运价约为每公里0.419元;而杭州到上海的G7358次列车全长202公里,二等座票价92.5元,平均运价则为每公里0.457元,短途反而略贵。
目前能够查询到的高铁定价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
彼时原铁道部发布通知,明确规定动车组列车软座票价基准价为每公里一等座0.3366元、二等座0.2805元,可以上下浮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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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之后,国铁集团开始自主定价。
2017年2月,国铁集团公布了当时现行的动车组票价计价公式,按G字头和D字头分成两种计价方式,并以时速300公里和200公里为分界,票价浮动在5%左右,同时实行分段折扣:500公里以内执行原价,500至1000公里约执行九折,1000公里以上约执行八折。
而在此之后,再没有公布过具体的定价机制。到了这一轮调整,官方直接取消了固定票价模式,改为"上限封顶、淡旺季浮动"的机制,热门时段、高峰车次的票价才会顶到最高值。
也正是这套新规,让高铁在旅客眼里从"一张车票一个价"变成了"看时段看车次",加剧了大家对"变贵了"的直观感受。或许有人会觉得,每逢假期出行人次屡创新高,国铁集团岂不是赚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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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出行人数确实屡创新高,但在非公共节假日,高铁的空座率一直居高不下。
截至2023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共计4.5万公里,但真正盈利的里程仅为2300公里,占全部里程的6%,主要是京沪、广深港高铁等六条线路。这几条高铁都集中在发达地区,人流量大、需求多,覆盖了多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而大量位于中西部的高铁线,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盈利。高铁平均建造成本大约是每公里1.5亿元,这还是在平原地区。
要建在高山湖泊荒漠的中西部地区,成本往往更高,运行和养护成本就是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像青藏高原或者西部边陲地区,每公里的建设成本可能超过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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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铁老大"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从2005年到2023年,国铁集团债务从4768亿元猛增到6.13万亿元,翻了13倍。虽然2023年是国铁集团成绩最好的一年,总收入达到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0.62%,净利润由负转正达到33.04亿元,但细算下来,利润率不到0.3%,仍然难以抵挡汹涌而来的巨额债务。
2019年春节前夕,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在《谨防高铁"灰犀牛"》的专栏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人们通常只看到高铁运营里程的世界第一和高铁的快捷,却对高铁的债务和运营亏损视而不见。
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但如今再看,却发现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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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铁里程达到2.9万公里,如今这个负债额已经等于2.5个恒大。而且,高铁的建设还远没有结束。2020年,国铁集团出台《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运营里程达到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每年新增高铁里程1500公里,成本在2250亿元以上。
国铁集团正面临着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局面,而巨额负债的原因,除了修建铁路网络之外,还有对已经投入使用多年的线路和动车的维修费用。以车身系统为例,空调每5年维修一次,门系统每6至8年更新30%到40%,座椅每5至7年维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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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维修,指的都是返厂维修。
像此次涨价的四条线路,都是在2009年至2014年间开通运营,如今也都到了需要投入大量维修费用的年纪。
可以说,高铁大基建时代尚未结束,我们又同步迎来了大维修时代。国铁的运营成本、建设成本、维修成本、债务周期,每一项都需要资金支持。
可钱从哪儿来?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只能通过提高吸金能力强的高铁线路票价,来反哺前期的投资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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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铁路部门的角度,必然有其提价的理由;但站在无数普通打工人的角度,20%的涨幅已足以让不少人犹豫要不要继续选择高铁,多少让人有些"肉疼"。
因此,此次涨价消息一经发布,网络上也随之出现了呼吁"绿皮车"重新回归的声音。
更值得注意的是,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悄悄改变人们的出行结构。
民航局公开数据显示,近两年暑运、春运期间,长途特价航线客座率持续攀升,大量原本被高铁分流的客源重新回流航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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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不如坐飞机,短途不如自驾,中途宁愿熬绿皮硬卧"——这句话背后,是短短几年时间,高铁从全民追捧的交通名片,变成了不少人反复权衡、精打细算的备选项。
当高铁的性价比不再压倒性领先,旅客用脚投票是最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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