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秋冬，西安飞往兰州的途中，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乘坐胡宗南的专机，飞机行至平凉附近突然发生故障，险些坠毁。事后，这被解释为机械问题，可在当时的西北军政圈里，没人会把它仅仅当作一场普通事故。
叶翔之不是寻常人物。他长期负责保密局行动事务，熟悉侦查、抓捕和暗杀，也懂得怎样从蛛丝马迹中判断一个人的政治关系。偏偏就在他准备深入调查胡宗南部下时，坐上了胡宗南主动提供的飞机。
事情的起点，是熊向晖。
熊向晖自1939年起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实际上长期为中共从事情报工作。胡宗南并非没有听到过相关风声，只是每次有人提出疑问，他都没有立即采取强硬措施。
有人劝他：“此人来历复杂，不能放在身边。”
胡宗南的回答很直接：“我用人，自有分寸。”
这句话究竟是信任，还是有意保护，外人很难断定。但可以确认的是，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工作多年，掌握了大量军事和部署情报，并将其中一部分传递出去。胡宗南若完全不知情，恐怕难以解释许多细节。
胡宗南的复杂之处，还在于他与胡公冕的关系。
胡公冕早年在浙江孝丰任教时，就认识少年胡宗南。1924年，胡公冕负责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特意写信动员胡宗南报考。胡宗南起初不愿从军，甚至拿着路费外出游历，后来因钱财遗失，只得返回杭州。
当时招生名册已经上报，胡公冕仍在末尾添上“备取生胡宗南”。正是这个额外的名字，使胡宗南进入黄埔一期。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胡公冕又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并在负伤后让他代理营长。胡宗南后来能够迅速崛起，这段提携不能忽略。
更耐人寻味的是，胡公冕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胡宗南却始终没有与这位旧日恩师彻底决裂。1943年，周恩来、邓颖超经过西安时，曾因车站检查问题引发不快。胡公冕找到胡宗南交涉，胡宗南当面解释，并答应安排人员沿途保护。
这种关系，为后来开展策反留下了缝隙。
据彭猗兰回忆，1948年至1949年间，周恩来曾多次安排胡公冕与胡宗南接触，劝其脱离蒋介石集团。前几次谈话，胡宗南没有明确答应，却也没有立刻翻脸。他有时说“需要考虑”，有时说“再想一想”，还提出不能同彭德怀直接定下“城下之盟”，希望由南京方面派人出面谈判。
这些话若被蒋介石和特务机关掌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胡宗南没有接受起义方案，却采取了一个颇为特别的办法保护胡公冕。他写下一份催要军饷的公函，让胡公冕携带在身。遇到盘查时，只要出示这份文件，便可借公务名义通行。这个做法谈不上公开投诚，却明显是在给旧识留退路。
也正因为胡宗南的态度暧昧，周恩来方面才会继续尝试。1949年9月，胡公冕再次受托前往西北，但途中在西安病重，未能完成最后一次会面。所谓“四次策反”，并不是四次都面对面谈成，更准确地说，是围绕胡宗南展开的连续接触与争取。
与此同时，胡宗南对外部特务系统也保持着戒心。沈醉回忆，胡宗南所属部队的情报机构并未完全交给戴笠系统，而是由亲信刘庆曾负责。戴笠、毛人凤虽然与胡宗南交往密切，却很少允许下面的人绕过胡宗南直接处理其部下案件。
1947年，叶翔之在西安调查时，发现熊向晖以及西北通讯社负责人涉嫌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便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电要求，涉及胡宗南部属的问题，应先向胡宗南详细说明，案卷也可以交给他查看。
这道命令本身就很不寻常。
胡宗南看到材料后，立即表现出惊讶，并对叶翔之格外热情。叶翔之准备前往兰州继续搜捕时，胡宗南主动安排自己的小型专机送他前往。飞机飞到平凉一带发生故障，叶翔之险些丧命。
事故是否与胡宗南有关，没有确凿证据能够坐实。机械故障在当时并不罕见，不能仅凭结果倒推动机。但从政治逻辑看，叶翔之一旦把熊向晖等人的问题彻底查清，胡宗南多年经营的内部控制就可能暴露，甚至牵连他本人。
胡宗南并不是“糊涂”，更不是完全站在中共一边。他在战场上对解放军作战，政治上仍属于蒋介石阵营；可在处理胡公冕、熊向晖以及相关地下关系时，他又表现出不同于许多蒋系将领的谨慎和克制。
这也解释了为何三次接触后，他始终没有立即答应，却又没有把胡公冕交出去。至于第四次会面若能顺利进行，胡宗南是否会起义，历史没有留下可以验证的答案。1949年西北局势迅速变化，胡宗南最终撤往西南，随后转赴台湾，那份悬而未决的选择，也就停在了专机失事、旧交相见和战局崩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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