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生 | 死亡率超80%的“血管炸弹”，中国医生花29年拆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晓诺

2026年8月下旬，70多岁的老陈终于下定决心，拆掉了体内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老陈来自山西，几年前他确诊了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是人体最重要的血管，负责给动脉供血，正常直径约为2厘米，老陈的主动脉却扩张到了约8厘米，就像在不断膨胀的气球，没人知道它可能何时破裂——一旦破裂，死亡率达80%—90%。

胸腹主动脉瘤常见于七八十岁的老人。由于病变部位结构特殊，胸腹主动脉瘤难以进行微创治疗，传统治疗方式是开放手术，切口长达40厘米，出血量在5000毫升以上，死亡率和并发症率超过40%。

老陈辗转多家医院也没有得到手术机会，但瘤体在持续变大，最后他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了一种新型腔内手术。这种手术使用一种叫G-Branch的新型血管支架，仅需要三个6毫米切口，即可在血管腔内完成内脏动脉的重建，出血量可控制在200毫升，大约一周便可出院。

G-Branch的发明人是郭伟，他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主任，解放军医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博士生(后）导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管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2025年11月，G-Branch分支支架系统正式获批上市，它由郭伟团队和先健科技（01302.HK）合作研发，是一种全球首创的、针对复杂胸腹主动脉病变的非定制混合多分支通用型方案。

郭伟说，G-Branch的研制历程，是一段29年的血泪史：做开放手术时医生拼尽全力仍无力回天；在手术台上一边测量一边用简陋的器材改造血管支架；辛苦研发10年的产品，最后被企业放弃……2026年的他还不由感叹，“如果当初知道这么难，我可能不会出发”。

不过，郭伟现在已在思考是否还有更微创、操作更简便、更小型的主动脉治疗方式。自从有了微信，他的昵称就叫“无极”。“我觉得什么事都没有极致，技术也会不断迭代。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郭伟（图：受访者提供）

血战，夜战，死战

大约30年前，郭伟做了他此生难忘的一台手术。

那是一名40来岁的胸腹主动脉瘤患者，原本直径只有2厘米的主动脉，已经宽约10厘米。郭伟给他开了刀，手术做了整整12个小时，结果手术失败，患者不幸去世。

很多顶尖血管外科医生都有类似的记忆。

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陈忠曾在公开活动说，他年轻时做过一台整整28小时的胸腹主动脉瘤手术，医生没吃没喝，最后病人死在台上，血流满地，“没想到会有这么恐怖的外科手术”。

主动脉是人体最重要的动脉，通过与它连接的分支血管，给全身重要脏器供血。如果它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就会形成主动脉瘤。正常的主动脉直径1.5—2.5厘米，但病变的主动脉可能长大到5厘米、8厘米，甚至更大。

主动脉瘤通常是非常缓慢的病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内，患者对此都几乎毫无感觉，除非它压迫到其他脏器，或者突然在体内破裂——这就会引起大出血，死亡率达80%—90%。没人知道这颗“炸弹”什么时候爆炸，有些病人第一天住院，第二天动脉瘤就破裂了。

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常见的腹主动脉瘤已可采用微创的介入治疗，因为这些病变部位的主动脉没有重要分支血管。医生只要在股动脉切开小口，在影像设备引导下，在血管内把血管支架等器材一路送到病变处，在膨胀的瘤腔内搭建起一条人工的血管，把血流与血管壁隔开即可，安全性明显提高。

但胸腹主动脉瘤的病变常累及肾动脉以上的主动脉，以前的支架系统对此毫无办法，因为这里连着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左右肾动脉四条重要分支，要给肝脏、胃肠和肾脏等器官供血，不能一封了之，仍需采用传统的开放手术。

左：普通的血管支架。右：G-Branch在体内的示意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开始使用开放手术治疗动脉瘤，须开胸或开腹，创口可达40厘米以上。手术需要截断动脉瘤两端，把中间换成人造血管，再恢复两端血管的流通。最大的困难是，医生们还要在30分钟内完成主动脉的四条主要分支血管的置换，否则脏器可能因缺血丧失功能。

郭伟说，这种开放手术常被叫做“血战、夜战、死战”，累计出血量甚至可能超过1万毫升，手术从早做到晚，然而死亡率和截瘫等并发症发生率合计达40%。中国只有极少数几家医院能做这种开放手术，哪怕是一省之内的头部医院，都未必有这种能力。

1991年的一篇论文报道，阿根廷医生在全球首次完成了腹主动脉瘤的微创介入手术，这让郭伟看到了用介入手术治病的可能。

1998年，郭伟开创性地为一位胸腹主动脉瘤的患者进行了全球首例“杂交手术”——先做开放手术、再用介入手术放支架，从而避免大出血，这次手术成功让郭伟团队信心大增，决定向内脏区域腹主动脉瘤发起攻坚。

很长一段时间，医生们要自行为病人改造支架。新产品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诞生的。

当时郭伟等医生在上手术台前，会根据患者的影像学结果自行规划支架改造方案。他们需要在被麻醉的病人身旁花两个小时，在支架上开与分支血管开口位置相同的4个洞，保证血液能从主动脉向分支血管流动，再把给主动脉和分支血管使用的支架拼接起来。

这属于超适应证使用。郭伟说，全世界的医生都这样做，但合规性模糊，可当时医生也没有其他方法了。

“自行改造支架需要有精准的术前测量，对医生也有很高的要求。手术当中的操作要求极端精准，一个微小错误都会在腔内无限放大，以及手术支架连接之后会不会出问题，这些都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熊江说。

2017年，郭伟遇到了一位来自大连的老年男性患者。郭伟现场为他改造支架时灵机一动，想到“两个分支支架内嵌、两个分支支架外翻”的形态，以对应四条分支血管。手术特别成功。郭伟想，“为什么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呢？工业化比临时改装牢靠多了”。

这就是G-Branch的雏形。

生存率98.6%

在多位血管外科专家看来，G-Branch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它直接预留出四条重要分支血管的位置，手术过程就像直接在体内搭积木，大幅缩短了重建分支血管的时间。

郭伟介绍，使用G-Branch来做胸腹主动脉瘤手术，正常情况下每台平均三小时，出血量约200毫升，患者24小时可以下地走动，顺利的话平均三天可以出院。

根据先健科技公告，一项由郭伟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临床试验显示，全国14个中心共有73例胸腹主动脉瘤患者，技术成功率95.9%，总生存率98.6%，术后30天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5.5%。这一系列数据支持了G-Branch正式获批。

在郭伟看来，医学史上的每个创新都离不开患者：“患者给医生提供创新的场景，也给医生足够的信任。”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宏鹏是G-Branch系列临床试验的助理研究者，负责具体落实项目。据他介绍，G-Branch的首次人体研究（FIM）是从2019年10月至2021年3月，共有15名患者参加。

“只有这种特别复杂的手术，国家会允许在正式临床试验之前，开展小范围临床研究。”张宏鹏说，“手术如果失败，患者至少要丢掉一个脏器。这些病人是把生命托付给我们了。”

张宏鹏回忆，早期使用G-Branch的手术时长也要5—6小时，术中术后需要输血，术中透视剂量、造影剂用量是现在的两三倍，术后患者需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3—4天。在这些病人身上，医生们度过了自己的学习曲线，也渐渐找到信心。

张宏鹏很难忘记2020年12月31日。那天，郭伟和他一起为一位80多岁的老人做了手术，情况复杂，手术进行了12小时，他们把病人安全送进监护室时，已是晚上11点多。手术医生们一天都没吃饭，张宏鹏提议去五棵松吃夜宵，医生们走在天桥上时，听到附近的跨年活动敲响了新年倒计时的钟声。

“就好像我们做手术跨年了一样。虽然手术很难，但结果还挺好，”张宏鹏感慨，“我们做的事情有突破性，别人做不了，遇到节日的氛围就很开心和感动，有点成就感。”

后来，这15名患者的随访数据显示，术后12个月内漏率、瘤腔扩大率、支架移位等不良事件0发生，分支通畅率96.43%。

2021年，先健科技向药监局申请了注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持续到2023年6月。G-Branch在2021年11月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纳入“绿色通道”，即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临床试验与新冠疫情时期重叠，给医生们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张宏鹏说，按临床试验规定，病人出院后需要定时复查，否则就算失访，“数据缺失的话，这一例就算白做了”。但很多病人术后已返乡，回京交通不便，加上并不觉得身体不适，不愿再回北京复查。一些学生和临床协调员就自己坐车去病人家中随访，带他们在当地医院做CT，再把资料收集回来。最后他们没有缺失随访数据。

同时，因为临床试验中心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天津、昆明等十余个城市，在疫情期间，郭伟也没办法去其他中心线下交流，只能远程开展术前讨论和术中指导。

令郭伟欣慰的是，后期其他医生渐渐可以独立操作：“一个中心多的做六七例，少的做一两例，还在医生的学习曲线内，就能做到零死亡。这说明器材设计很好，方案正确；中国医生的技术水平也足够。”

2024年，先健科技递交了产品上市申请。但还有很多此前慕名而来的患者没能入组。郭伟担心他们等不到产品正式获批，申请了一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为大约100名患者免费做了手术。

这项临床试验也结束后，患者就只能等待支架正式上市了。张宏鹏说，有100多个病人留下了联系方式，2026年医院可以开展G-Branch手术了，他们立刻联系患者回来做手术，但因疾病凶险，其中约四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了。这也让医生们感到新技术的重大临床意义。

29年血泪史

从探索杂交手术起到G-Branch能在临床应用，对郭伟来说“是一段29年的血泪史”。他的器材发明之路更加漫长。

1993年起，郭伟就在研究主动脉腔内修复器材，当时连现在使用的常规血管支架都没有，他就自己尝试用值夜班的时间缝，6小时才能缝完一个，成品先在狗身上做动物实验。

血管支架看起来就像一条柔韧的白色水管，通常是涤纶材质，用来隔绝血流；其外覆有一排排手术线固定的波浪型金属丝，凑近能看到细密的线头，这些金属丝主要在体内起支撑作用，防止人工血管被血流冲走。

郭伟找到了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现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使用镍钛记忆合金制作金属支架部分。之后他找到了门头沟一家做尿不湿的企业，希望能把支架产品化。

“那时候找不到什么医疗器械公司，1993年中国人能自己做出尿不湿就不错了，哪有医疗产品呢？”郭伟说，这款产品做得非常好，他们和企业的合作持续到2003年，就在这款血管支架即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时，“企业不干了，做房地产去了！”

10年的心血功亏一篑。此后多年，郭伟都不想再去做产品，因为中国缺乏能配合医生的企业。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郭伟才再去为自己的想法找合作方。这次，他要把G-Branch要做成通用现货。

国际上，治疗同种疾病的通用型支架t-branch在2012年已在欧盟上市，但构型设计不同，也未在中国获批。其余的定制型支架则往往要等待2个月，如果病人瘤体破裂，急诊检查后就要上手术台，来不及等待定制。

2017年前后，郭伟与先健科技就G-Branch研发达成合作。先健科技副总裁吴丽萍回忆，“当时郭教授给我们的图纸，上面画满了像八爪鱼一样的支架，内内外外，有各种分支。当时我们心里都在打鼓：这个东西真的能做出来吗？”

最后郭伟与工程师改了二三十版。除了提供图纸，郭伟还要选择所有的材料，决定每节的高度和宽度，告诉工程师每段金属丝要怎样弯折，支架的径向支撑力和弯曲性能应该是怎样的，产品应该如何使用……

采访时，郭伟拿出了一个G-Branch主体样品，宽厚的手掌下意识地把它揉成了一团，手一松，支架又弹回原状。“不会抓坏的。它是镍钛的，很耐用的，在人体里一放好几十年，”郭伟揉捏拉扯着手中的支架，“你看，相当能折腾的。”

G-Branch主体的下段，缝着竖排的G、U、O三个字母。每次手术教学直播，郭伟都要给医生们讲为什么要这样设计：“G是非对称字母，医生看到G放正了，说明支架的朝向对了。U和O都是对称字母，是说下边搭接的支架要在G和U之间，更下边的分支支架不要高过O。很多外国人说，‘你太聪明了！’”

“我不是刻意把姓氏刻上去，”郭伟说，“碰巧就可以用这三个字母。这就是医生发明创造的成就感。”

G-Branch支架主体部分

想把病人变少

郭伟认为，有了G-Branch之后，更多基层医院也能做胸腹主动脉瘤手术了。

“我理想的状态是大家都能做，我不做了，能解决病人的问题就好。”郭伟说，“一个好的医生总会有很多病人，无疑是因为有名；但更好的医生，应该学会把自己的病人变少。”

郭伟认为，“五年之内，把这些技术落地到全国大中心的医院，毫无问题。”但他也有些遗憾地承认，技术太新，手术也依然很复杂，在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们正在制定方案，做一系列专门课程，给其他医生做培训。

张宏鹏也认为，现在可能是省市一级的医院有条件开展这项手术。虽然器械降低了技术门槛，但手术的风险依然很高，对术前的影像评估、术中的团队配合、术后的并发症管理都有很高要求。在“能开展”和“能安全地常规开展”之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2026年6月，先健科技准入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G-Branch在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进入地方医保，完成挂网。

新型手术费用和此前的开放手术相当，大约要几十万元。张宏鹏说，有些病人觉得费用高，经济条件接受不了，但相比“大伤元气”的开放手术，新的方案伤害要小很多。

除了逐渐走向更基层的医院之外，G-Branch也正在走向海外。

2023年6月，德国汉堡一家医院用G-Branch治疗了一名主动脉瘤直径约8厘米的患者，据该医院的报道，这是G-Branch的首例海外使用。术后患者情况良好，主刀医生认为，该患者高龄且情况严重，特别适合采用这种新型高端覆膜支架方法。

郭伟说，德国医生是通过同情使用制度向企业获取该产品的。主动脉瘤在西方国家是高发疾病，既往研究显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60岁或65岁以上男性的腹主动脉瘤患病率可达1.6%—8.8%。

据先健科技披露，截至2025年11月，G-Branch已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希腊、克罗地亚、拉美地区等多国成功临床植入200余例。现在，G-Branch正在进行欧盟的注册审批流程。

郭伟认为，在他几十项发明创造中，G-branch是“两座制高点之一”。另一制高点是用于治疗主动脉弓部疾病的WeFlow-Arch系列，与杭州唯强医疗合作研发，核心理念在于保证手术中脑血流不受影响，降低脑卒中发生风险，共分三款产品，有一款已经在2024年获批。

算上多项在研的其他器材，郭伟在主动脉领域的发明就有十几项。这些器材允许医生在不做大切口的前提下，重建整个主动脉。在全球范围，没有其他团队或公司提出过这样完整的方案——郭伟称之为“中国方案”，他们已与数家企业合作，推动产品落地。

2026年7月，郭伟牵头完成的“血管损伤救治关键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但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医生和企业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企业往往认为产品太难做，市场小，或者收不回经济回报。郭伟说，有些项目是“弃儿”，问了五六家企业才有人愿意承接。张宏鹏也记得，由于经营等原因，还有企业中途想放弃项目，郭伟得去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把眼光放长远，砸进去钱，不是马上能见到收益。

郭伟一直认为，治疗方式永远都需要改进，甚至需要颠覆。他认为动脉瘤的治疗手段距离真正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比如，我们在人体内植入这么长、这么多移植物的合理性是什么？”他正在思考是不是还有更微创、精准、小型、智能、更贴近病人需求的方案。

他更理想的状态是完全不开刀，病人只要吃点药，或者用射线照一下即可治愈。尽管目前看来很难，郭伟认为，科学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发展。

血管创新团队的几位主任医师对郭伟的印象都非常接近：张宏鹏认为他对一件事很有毅力、很执着；熊江认为他在技术上的追求非常极致；贾鑫说他追求完美，比如主动脉夹层手术在国际上都只封堵流入道，他还会要求也封堵流出道，并且身体力行……

“我认为我是一个纯粹的医生。”郭伟想了想说，“我不是追求完美，只是出于责任心。病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医生的目标就是呵护患者的生命。”

（作者 刘晓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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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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