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予青：“中国挤压”--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为印度的落后“喊冤”的新词

在北海道度假的时候， 《界面新闻》的编辑邀请我写一篇评论“中国挤压”论的文章。 “中国挤压”论源于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China's Mercantilist Squeez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今年三月在曼谷应邀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泰国央行和韩国政府联合举办的论坛《Asia in 2050》，见过文章的第二作者 Arvind Subramanian. 他在会上发言时就提出了“China squeeze"这个新词。当时觉得他讲得很肤浅，论证错误百出， 就没太注意。 没想到， 几个月后他竟然以此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

接到《界面新闻》的邀请后，我花了一天时间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 读完后， 觉得文章逻辑混乱，理论和数据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挤压”而东拼西凑的东西。 第一作者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assistant professor, 第二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fellow。 从名字来看， 就是两位在美国的印度学者。 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以学术之名， 假托美国著名智库，为印度今天的落后鸣冤叫屈的文章。 于是，我就又花了一天时间，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国际市场份额不是按人头分配的：谁在误读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文章于2026年8月12日， 发表在《界面新闻》。

下面就是我的文章全文。 《界面新闻》在发表时，对我的原稿有删节。

面对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美国的一些学者不去认真思考中国做对了什么，却喜欢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词。最近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Shoumitro Chatterjee and Arvind Subramanian ，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中国的重商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挤压”。这篇文章发明了一个新词“中国挤压。”文章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快速增长，挤压了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工业化的空间。

这两位作者用一些数据和图表，对自己发明的新概念进行了一番论证。他们的第一个论据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出口的衣服，纺织品，皮革和鞋这四大类产品，占全体中低收入国家的同类产品出口比重，远远超过中国人口在全部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比重。作者的基本论点就是，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的分配，应该按照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比例来分配。根据作者的计算，2022年中国人口占中低收入国家的比利是28%，但是这一年中国出口的这些产品，占全体中低收入国家同类产品出口的64%，远远超过了人口比例36个百分点。这就是中国出口挤压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白纸黑字的证据。

看完这一段，我都忍不住笑了。这两位美国著名智库的经济学家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思维，比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官员还要极端，他们竟然要把国际市场按人头平均分配啊。如果国际市场没有按照人头分配，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挤压”。为了给这种按人头分配的平均主义理念带上“经济学理论结果”的高帽，作者在脚注上说，按照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国际市场就应该是这样分配的。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基础的要素禀赋理论，讲的是一个国家应该出口与相对资源禀赋一致的产品。应该出口与能够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所有国家在制造任何同类产品上的技术水平都一样。这一假设显然与真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衣服，纺织品，皮革和鞋的确是低技术劳动密集性产品，但是，它们不是单纯用手搓出来的。棉花需要纺织机变成布料；动物皮需要化学染料和机器处理上色，然后变得无味和柔软；做衣服和鞋需用机器对材料进行切割，成型和缝制。 这些工序说明， 除了廉价劳动力外，资本的投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制造衣服，纺织品，皮革和鞋的能力。一个国家廉价劳动力再多，没有在这些必要的设备上的投入，仅凭这些劳动力的一双手，是啥也搓不出来的，更不要说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了。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价格是决定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唯一因素，这也是两位作者坚信不疑的。 但是，这一论点是不符合现实世界的。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设计和品牌的偏好，以及产品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是决定产品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两位作者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鞋柜和衣柜，反思一下自己在购置鞋和衣服时，是否有强烈的品牌和设计偏好。

我在《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中已经明确指出，现存的贸易理论是无法解释中国出口奇迹的。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才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出口奇迹背后的核心动力。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专注于产品的制造和组装，利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设计，品牌，技术和国际销售网络，把Made in China卖到了全世界。这两位作者应该认真读一下我的书。 不懂中文没关系， 这本书有英文版：《Decoding China’s export miracle : a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两位作者对于文章中专注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现状了解有限。衣服和鞋的全球市场 ，实际上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的品牌制造商垄断的，例如耐克，阿迪达斯对体育服装和运动鞋市场的垄断；优衣库，ZARA， H&M, PVH Group等对服装市场的垄断。至今为止，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没有流行的中国品牌的衣服和鞋，这一现象就清楚的说明，仅靠廉价劳动力是无法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的。

从1980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欢迎外国投资的政策， 中国政府也没有因为殖民历史，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而拒绝或者歧视外国投资；为了实现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战略，中国设立了加工贸易制度，并在2001年加入WTO。 这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 让中国企业顺利地融入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为这些全球大品牌的加工制造商，这是中国制造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核心秘诀。 全球消费者对欧美跨国公司品牌的喜爱， 就间接的变成了对中国制造的喜爱和需求。近几年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通过SHEIN的流行，实际是中国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了一个服务全世界的“网上沃尔玛，”建立了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两位作者关于“中国挤压”论的另一个论据是，中国现在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已经是19000美元了，但是却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退出低技术劳动密集产业。发达国家在达到这种收入水平时，它们的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只占全球市场的8%（作者设计的指标），中国的份额却高达27%。作者的潜台词就是，中国发达了就应该退出这些市场，给其他国家留出发展空间。

首先，作者利用购买力评价来推算中国企业何时应该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方法，就是错误的。 企业考虑成本时，只考虑名义劳动成本，不会考虑购买力评价决定的劳动力成本。 经济学家可以随便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它的应用。 但是，企业在做成本核算时，如果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核算人工成本，属于偷税漏税的行为， 是违法的。文章说中国现在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大约每年1万美元， 这才是企业关注的成本。

上个世纪60年代，是没有外包的概念。 21世纪在衣服，鞋，电器甚至智能手机的制造领域，外包已经是产品制造和组装的主流。 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抓住了这个机会，早早成为跨国公司产品外包的制造商和服务商，它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通过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提高生产率，自然可以消减人工成本上升的劣势。

作者文中的图12也记录了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从2000-2015一直超过印度，越南，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保持15年超过这些发展中国家， 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显然会大大超过这些国家的，不是几年就可以被赶上的。 这就是为何目前18%的耐克鞋和衣服依然在中国造，50%的优衣库服装依然产于中国，优衣库经常研发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布料，也只委托中国企业生产而不是印度和越南的企业。

作者还用中低收入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占这些国家GDP的比例，来说明中国出口对这些国家本土产业的挤压。 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正常竞争，现在变成了“挤压”。是否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波音飞机“挤压”了中国飞机的发展；美国软件的发展“挤压”了中国软件产业；印度软件外包服务“挤压“了全世界的软件服务。为了避免作者担忧的”挤压“，整个世界应该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呢？

诡异的是作者在做这个比较时，不像开篇时使用贸易增加值，使用的是出口的总额， 这显然夸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实际出口。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的国内增价值只有68.7%。 OECD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价值的计算（这是作者引用的数据）高估了将近20个百分点。

作者认为没有关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他们对“中国挤压”这个问题无法精确的量化。 看完文章后，我认为作者只需要看看中国统计年鉴，了解一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的分布，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朝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计算一下加班和周末工作对一个国家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和影响；去市场看一下Made in China产品上的品牌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就不会洋洋洒洒地写一篇“中国挤压”的文章了。

总之，一个国家拥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无论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都不是按人头分的，是由企业的竞争力决定的。不存在一个万能的神，给各个国家按照人口来分配国际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