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秘密，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去大伯母家，结果大伯母不在

我有一个秘密，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去大伯母家，结果大伯母不在

那扇门推开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门轴转动的吱呀声还大。

大伯母家的老房子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樟木箱子混着晒干的艾草，还有灶台缝隙里渗进去的几十年油烟气。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暑假刚放没几天，我妈让我给大伯母送一兜子新掰的玉米。大伯母家住在镇子东头，沿着石板路走到底，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的就是。

我喊了两声“大伯母”，没人应。堂屋门虚掩着，我以为是风刮的，推门进去，堂屋空荡荡的，只有墙上那只老挂钟还在咔嗒咔嗒地走。我把玉米放在八仙桌上，扯着嗓子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按说这时候我该走了，可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鬼使神差地往东屋瞟了一眼。

东屋是大伯母的卧室，门半开着，从门缝里能看见床头柜上放着半碗没喝完的绿豆汤，汤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皮。我往里走了两步，鼻子忽然闻到一股子铁锈味儿。很淡，但确实是铁锈味儿，像是夏天割破手指时血在空气里慢慢氧化散出来的那种腥甜。

然后我看见了大伯母的脚。

她穿着那双洗得发白的黑布鞋，脚从床尾垂下来，一只鞋掉在地上，脚后跟露出来，袜子上有一块暗红色的印子。我那时候还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只是觉得大伯母怎么睡成这样，连鞋都蹬掉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半个身子探进门口。

大伯母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直直地盯着房顶。她的嘴半张着，像是要喊什么没喊出来。她的胸前有一大片暗红色，顺着床单往下洇，一直洇到地上，在地上积了一小滩。床头柜上的绿豆汤碗边上，搁着一把剪刀，剪刀尖上也是红的。

我愣在原地，好像有个东西卡在喉咙里，想喊喊不出来，想跑腿发软。老挂钟“咔嗒”一声跳到了整点，那动静像有人在我后脑勺敲了一下，我猛地醒过来，转身就跑。

跑出堂屋的时候，我撞翻了一把竹椅子。跑到院子里，枣树上有一只蝉突然叫起来，声音尖得能划破天。我一直跑到镇子东头的石桥上，两条腿实在撑不住了，蹲在桥栏杆边上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太阳晒得后颈发烫，可我浑身都是冷的。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见有人叫我：“小远，你蹲这儿干啥呢？”

我抬起头，看见大伯母的邻居刘婶挎着个篮子从桥那头走过来。她脸上笑呵呵的，手里还攥着一把刚买的韭菜。我张了张嘴，想说“大伯母出事了”，可那个“死”字卡在牙缝里，怎么都挤不出来。我最后只从嗓子里挤出一句：“我找大伯母，她不在家。”

刘婶说：“不在家？不能啊，今早我还见她开院门扫枣树叶子呢，还跟我打招呼来着。”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今早还扫院子，那我刚才看见的是什么？我是不是看错了？可那滩血、那把剪刀、那双睁着的眼睛，真得不能再真了。我拿袖子抹了一把脸，没说话，低着头就往家跑。

回了家，我妈正在院子里晾衣裳，看我满头大汗地回来，问我玉米送到了没有。我说送到了。她又问大伯母说啥了。我支支吾吾地说，大伯母不在家。我妈“咦”了一声，说大热天的能上哪儿去，就让我别管了，等下回碰见了再给。

那天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一闭眼就是大伯母那双眼睛，还有那股子挥不掉的铁锈味儿。我翻来覆去，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大伯母从床上坐起来，胸口的血像井水一样往外冒，她冲我笑，说：“小远，你咋不救我呢？”

我吓醒了，一身冷汗。那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外面我妈跟我爸在说话，声音不大，但院子小，我听得见。

我爸说：“西边赵庄老徐家那个二小子，今天中午在镇上卫生院门口跟人打架，脑袋上挨了一下，缝了八针。”

我妈说：“现在这些半大小子，动不动就动手，都跟野人似的。”

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哪儿不对劲。赵庄老徐家二小子，那不就是徐大鹏吗？我初中同学，坐在我后桌。他今天中午在卫生院门口跟人打架，那大伯母家的事是上午，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为啥会把他俩扯到一块儿去？

那时候我小，想不明白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晚饭没吃几口，我妈还以为我中暑了，给我灌了半碗绿豆汤。我一看见绿豆汤，胃里又是一阵翻腾，差点吐在饭桌上。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睡醒，就听见外面有人咣咣敲门。我妈去开了门，来的是刘婶，还有两个男人，一个穿着公安制服，一个戴着草帽，脸色都不大好看。

刘婶的嗓门又尖又急：“小远他妈，小远呢？昨儿小远上他大伯母家去了，是不是？”

我妈说：“是啊，咋了？”

刘婶一拍大腿：“出事了！他大伯母死在家里头了！”

我躺在屋里，听见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我听见我妈“啊”了一声，然后就是急促的脚步声往我屋门口来。我赶紧闭上眼睛装睡，心跳得跟擂鼓似的。

我妈推开门，看我“睡着”，又轻轻带上门。然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压着嗓子问刘婶到底怎么回事。刘婶说昨天傍黑她去找大伯母还漏勺，喊了半天没人应，推门进去一看，人已经不行了，地上那血都干了。报了案，公安来看了，说是剪刀捅的，但屋里没翻动，不像是为财。

我躺在床上，后脊梁一阵一阵地发凉。我想起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昨天中午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刘婶说昨天早上还看见大伯母扫院子，那大伯母就是昨天上午死的。我昨天中午在卧室门口看见的，是刚死不久的大伯母。也就是说，凶手可能刚走没多长时间。

可更可怕的还在后头。那天上午，公安来了我家，一个姓周的中年警察，说话不紧不慢的，坐在堂屋里问我妈话。我本来在里屋猫着，我妈把我叫出来，说警察同志想问我点事。

周警察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温和，但我总觉得他能看穿我脑子里所有念头。他问：“小朋友，你昨天去大伯母家，是什么时候？”

我说：“中午，吃完饭以后。”

“几点？”

我想了想：“快一点吧。”

“你进去以后，看见什么了？”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那个画面又涌上来，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我看见大伯母躺在床上，地上有血。”

周警察身子往前倾了倾：“你看见了？那你当时怎么没报警，也没跟大人说？”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憋了一天一夜的恐惧、委屈、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一下子全涌上来，我说不出话来，只知道哭。我妈在旁边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肯定吓傻了，回来就焉头耷脑的，晚上还做噩梦。

周警察没再追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别怕，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我抽抽搭搭地，把昨天中午进大伯母家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包括我撞翻竹椅子、跑过石桥碰见刘婶的事。

周警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进去的时候，屋里还有没有别人？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我摇头。可刚摇完头，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东西——一只鞋。大伯母床尾地上有一只掉下来的黑布鞋，我当时没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只鞋摆的位置很奇怪。它不是正常从脚上滑落的样子，而是鞋尖朝着床底，鞋跟朝着门口，像是被人用脚拨过去的，又像是大伯母临死前用脚使劲蹬出去的方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看见的东西”，但警察既然问，我就说了。周警察听完，眉头皱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了几笔，然后站起来跟我妈说：“行，先这样，有什么需要再找你们。”

警察走了以后，我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听说这事，脸都白了。他闷声不响地抽了半包烟，最后说了一句：“大嫂这些年不容易，谁下的这个手，天打雷劈。”

我大伯在我六岁那年得肺癌没了，大伯母守寡守了八年。她没孩子，一个人住在那老房子里，平日里对街坊邻居都好，谁家红白喜事都去帮忙，还会一手好针线活。镇东头那棵歪脖子枣树，每年打下来的枣都分给附近几家孩子。我每年暑假都去她家吃枣，她在树下铺一张旧床单，用长竹竿一敲，枣子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跟邻居家的赵小满、孙磊、还有徐大鹏他们几个，就蹲在地上捡。

徐大鹏。

我又想起这个名字。昨天中午他在卫生院门口跟人打架，脑袋上缝了八针。可是，昨天中午我往大伯母家走的时候，在石桥西边的巷子口，好像看见过一个身影。那时候太阳正毒，巷子里光线暗，我只看见一个男的后背，穿着蓝白格子的短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速度很快地往镇西边去了。我当时没在意，现在使劲回想那件格子短袖——徐大鹏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又惊又怕，记忆跟被猫抓过的毛线团一样乱。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这个，我连自己是不是记岔了都不知道。万一不是徐大鹏呢？万一我只是因为后来听说他打架才硬把两件事扯到一起呢？

事情并没有因为警察来问过话就结束。大伯母的尸体在第七天火化了，是镇上的亲戚帮着办的丧事。出殡那天，天阴得厉害，闷热得没有一丝风。我妈带着我去了，伯母没有儿女，我就披麻戴孝跟在棺材后面走了一路。刘婶哭得最厉害，嗓子都哑了，嘴里反复念叨着：“前两天还好好的，说给我孙子做双虎头鞋，鞋样子都画好了，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低头盯着自己的白布鞋面，一步一步往前走。经过石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西边巷子口瞟了一眼。巷子口空荡荡的，只有一只黄狗在墙根底下伸着舌头喘气。

丧事办完没几天，周警察又来了。这次他没穿制服，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短袖，像个走亲戚的平常人。他把我叫到院子外的槐树底下，给我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一根自己咬了一口。

“小远，叔叔问你个事，你仔细想想，不用着急。”

我含着冰棍，点了点头。

“那天你去大伯母家的时候，她家院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我想了想：“半开着。我推了一下就进去了。”

“堂屋门呢？”

“也是半开的。”

周警察点点头，又问：“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在门口，或者在路边，不管多远的都算。”

我心跳又快了。我该不该说蓝白格子短袖的事？我该不该提徐大鹏？可我真的不确定。我脑子里那个身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热浪看东西，晃得厉害。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摇了摇头。

周警察看了我几秒钟，没有追问。他吃完冰棍，把木棍扔进垃圾桶，说：“小朋友，你要是以后想起什么，随时来找我。不管多小的事，都行。”

我点点头。他走的时候，我发现他后背上已经被汗湿了一大片，灰短袖贴在背上，露出底下背心的轮廓。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巷子口的身影，蓝白格子短袖，破自行车，速度很快。那件短袖，徐大鹏去年夏天就穿着，我还记得他骑车从学校门口经过的样子，后座上夹着个篮球，歪歪扭扭的。可骑自行车的人多了去了，穿蓝白格子短袖的也不止他一个。光凭这些就怀疑他，跟那些胡编乱造的谣言有什么区别。

可我胸口就是有个疙瘩，越勒越紧。周警察那些问题像一颗颗小石子扔进我身体里，回声越来越大。院门半开，堂屋门半开，中午一点左右。如果是生人作案，大伯母不会让院门堂门都开着还把人带进卧室。能进卧室的，一定是熟人。她死的时候没有挣扎的痕迹——至少我看到的尸体是平躺着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刘婶后来说，公安初步判断，她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捅了心口，一刀毙命。

一个守寡多年的妇道人家，能得罪谁？镇子上开始流传各种说法。有说她是撞见了什么不该撞见的事，被人灭口了；有说她其实有个相好的，是情杀；还有更离奇的，说是她前夫的鬼魂回来索命——反正越传越邪乎。公安那边一时半会儿没个结论，这些谣言就像夏天水塘里的绿藻一样疯长。

我升了初三，开学那天，徐大鹏坐在我后桌，用笔戳我后脊梁：“哎，张远，作业借我抄抄。”

我回头看他。他脑袋上缝针的地方贴着纱布，被汗浸得有点翘边。他冲我咧嘴笑，跟以前一样没心没肺。我忽然想问他：“你那天中午为啥去卫生院？”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要是问了，就说明我那天看见他了，就说明我怀疑他了。他要是反问我“你问这干啥”，我怎么说？

我说：“你自己写。”

徐大鹏“嘁”了一声，找前桌的孙磊借去了。孙磊跟我也是从小一块儿在枣树底下捡枣的，他家住在镇子西边，跟徐大鹏家隔了一条巷子。孙磊回头冲我挤了挤眼，小声说：“你别搭理他，他脑子还没好利索呢。”

我笑了笑，心里却像坠着一块铅。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九月中旬。那天下午放学，我值日完往家走，经过镇子东头大伯母家老房子的时候，看见院门上贴着封条，门缝里长出了几根草。那棵歪脖子枣树还在，枣子红了大半，没人打，掉了一地，被过路的人踩得稀烂。我站在门口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听见有人叫我。

“张远。”

我扭头一看，是周警察。他靠在不远处一棵梧桐树下，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已经快烧到过滤嘴了。他朝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心里七上八下的。周警察把烟掐灭，扔进旁边的果皮箱，问我：“放学了？”

我点头。

他说：“我今天来，是跟你说个事。你大伯母的案子，有眉目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他。他的表情说不上轻松，但也没有前几次那么沉重。他说：“我们抓了个人，是镇西边赵庄的，姓李，叫李长根。你认识吗？”

李长根。我脑子里过了一遍。赵庄的李长根，四十来岁，是个光棍，平时在镇上帮人拉货，蹬个三轮车。我记得他，因为他以前去大伯母家收过废品。有一回他还因为压坏了邻居家的鸡，被刘婶骂了半条街。

我说：“认识，不怎么熟。”

周警察说：“他自己交代了，说那天上午去你大伯母家收旧报纸和纸箱子，你大伯母说卖不了几个钱，让他进屋喝口水。他喝着水，看见你大伯母床头柜上有个钱夹子，里头露出几张红票子，一时起了坏心，趁你大伯母转身拿纸箱子的时候，用剪刀捅了她。后来没找到那个钱夹子，就跑了。”

我听完，愣住了。那天我看到的画面又浮上来，大伯母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圆圆的，床头柜上有半碗绿豆汤。李长根。我想起他那张脸，黑黢黢的，永远弓着背蹬三轮车。他收废品的时候嗓门大，总在巷子里喊“收旧报纸旧书烂铜烂铁”，声音拖得老长。大伯母以前把攒了一年的旧报纸都卖给他，还常常多给他一两块钱，说天热买瓶水喝。

就为了一个钱夹子，几张大红票子，就能下这种手？

我胸口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楚的东西，又恶心又愤怒。我咬着牙，问周警察：“真是他干的？”

周警察叹了口气：“他自己都招了。细节也能对得上。你看见的那只掉在地上的鞋，是他弯腰从床底下摸钱夹子的时候，肩膀撞了一下你大伯母的脚，把鞋碰掉的。这些他都交代了。”

我低着头，盯着地上的碎枣子，没说话。

周警察说：“小远，以后不用再怕了。凶手抓住了，你大伯母也能闭上眼睛了。”

我“嗯”了一声。可我心里清楚，大伯母闭不闭得上眼睛，跟凶手抓没抓住没关系。她那时候睁着眼睛看房顶，不是看凶手，是看她自己这一辈子。守了八年寡，连死都是一个人在屋里。我站在她床前，都没敢伸手替她合眼。

周警察走了以后，我在枣树底下坐了好长时间。地上有些烂枣子已经招了蚂蚁，黑压压的一串。我拿树枝拨开一片，看见底下还有几颗好的，红得透亮。我捡了一颗在身上擦了擦，咬了一口。很甜，甜得发苦。

我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算完了。凶手抓住了，案子破了，我也该慢慢把这件事放下了。可有些秘密一旦埋进土里，你以为它会烂掉，其实它只是在等一场雨，等一个合适的时候，从地底下冒出芽来。

放寒假那天，我考完最后一门试，骑着自行车往家走。路过镇子西边那个废弃的砖窑时，我看见两个人影在窑洞口拉拉扯扯。我下意识地放慢速度，认出来其中一个是徐大鹏，另一个是孙磊。

我本来想喊他们，可他们争吵的声音飘过来，我的嗓子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徐大鹏说：“你他妈说出去一个字，咱俩都得完蛋！”

孙磊说：“跟我没关系！是你自己找的李长根！”

徐大鹏说：“我找李长根干啥？我找李长根买包烟，碰上他犯浑，跟我有什么关系？”

孙磊说：“你少装！那天早上你从大伯母家出来，兜里鼓鼓囊囊的，你以为我没看见？”

我的自行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窑洞口的两个人同时转过头来看我。那一瞬间，我看见徐大鹏的眼神像见了鬼似的，孙磊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三个人就这么隔着五六米远站着。冬天的风从窑洞口钻进去，发出“呜呜”的响声，像谁在哭。

我明白了。那天早上去过大伯母家的，不止李长根一个。徐大鹏也去过。孙磊说徐大鹏从大伯母家出来的时候，兜里鼓鼓囊囊的。徐大鹏说他是去找李长根买烟，碰上了李长根犯浑。这些事，警察知道吗？

徐大鹏朝我走过来，步子又急又重。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走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脑门上的疤在冬天露在外面，白生生的。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张远，你今天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听见了没有？”

我没说话。

孙磊站在窑洞口，嘴唇哆嗦着，不知道是冷还是怕。

徐大鹏又说：“大伯母的事，是李长根干的，公安都判了。你他妈别多嘴。你要是敢去跟警察瞎说，我让你在学校待不下去。”

我抬头看着他。他比我高半个头，以前一起在枣树底下捡枣的时候，他抢我手里的枣，把鼻涕抹在我后背上，还把我的自行车气门芯拔了。可他也帮我打过架，去年有个初三的混混堵在校门口问我要钱，是徐大鹏冲上去跟人干了一架，脑袋缝了八针。

我一直以为他那天在卫生院门口跟人打架，是因为我。可我从来没有在卫生院门口跟人打过架。徐大鹏缝那八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他为什么去卫生院都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他可能根本就不是去卫生院。他可能是从大伯母家跑出来，骑车摔的，或者跟李长根动手的时候撞的。他后来说在卫生院门口跟人打架，是给自己找的幌子。

一股凉气从我脚底往上蹿，一直蹿到天灵盖。我攥紧了自行车把手，指甲嵌进掌心里。我强迫自己转过身，扶起自行车，骑上去，往家走。我没有回头看他们。

晚上，我躺在床上，又想起那个暑假。想起大伯母家的半碗绿豆汤，那把剪刀，那双睁着的眼睛。我想起周警察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想起我摇头时的犹豫。如果徐大鹏那天早上去过大伯母家，后来李长根又进去了，那到底是谁动了手？还是说，徐大鹏前脚走，李长根后脚进去，结果出了人命？又或者是更恶心的事——两个人，一根绳上的蚂蚱。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这些事对我来说太重了，重得我喘不过气。我用被子蒙住头，想哭又哭不出来。我想起大伯母在枣树底下笑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像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树皮一样深，可是很暖和。她每年夏天把最大的几颗枣留给徐大鹏，说大鹏这孩子皮实，能爬树。可徐大鹏居然会从她家里出来，兜里鼓鼓囊囊的。

那个秘密像一颗铁蒺藜，卡在我喉咙里。我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下去。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妈让我给刘婶送一碗刚蒸好的年糕。我端着碗走到石桥头，听见桥下有人说话。我停下脚步，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了一眼。

两个男人站在桥洞底下，背对着我，正在解手。其中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穿着厚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油乎乎的毛线帽子。另一个瘦高个，两只手插在袖筒里。他们说话的声音顺着风飘上来。

戴帽子的说：“老李那事就这么结了，你往后管住你那儿子，别到外头胡咧咧。”

瘦高个说：“大鹏那边我说过了，他不敢。”

戴帽子的说：“不敢最好。要是翻出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两个人解完手，一前一后从桥洞底下走出来。我赶紧把身子缩回栏杆后面，从缝隙里偷偷看。那个戴帽子的，我认出来了，是徐大鹏他爹。徐大鹏他爹在镇子上开棋牌室，平时凶得很，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跟谁说话都跟吵架似的。瘦高个我没看清正脸，只看见他走路左腿有点跛。

我端着年糕，站在石桥上，一动不敢动。等他们走远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碗里的年糕差点掉出来。

他们刚才说“老李那事就这么结了”。老李，就是李长根。李长根的案子不是已经判了吗？周警察跟我说他自己都招了。可徐大鹏他爹和那个瘦高个说“要是翻出来，咱俩谁也跑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是大伯母的案子吗？徐大鹏他爹也掺和在里面？

我回到家，把年糕塞给我妈，说刘婶家没人，就出门了。我骑着自行车往镇子南边去。周警察以前给我留过一个电话，写在一个烟盒纸上，我一直夹在课本里。可我不能打电话。我妈会听见。我骑着车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门口有个看门的老头，我问他周警察在不在。老头说周警察今天休息，明天一早来。我站在派出所门口，冷风刮得脸生疼。我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没进去。有些事情，不能在门口说。

我骑车去周警察家。他家住在派出所后面的家属院里，我挨家挨户看门牌，最后在第三栋一楼找到了。我敲了敲门，没人应。我站在门口等了快半个小时，脚都冻僵了，他还没回来。

天快黑了，我只好先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爸随口说了一句：“徐大鹏他爸那个棋牌室，这两天让人给贴了封条，说是有人举报聚众赌博。今天下午还来了一帮人，把里面的麻将桌都拉走了。”

我妈说：“该！那地方早就该管了，一天到晚闹哄哄的，什么人都进。”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地数，没有接话。

我爸又说：“听说不止赌博，还跟李长根有点往来。说李长根以前经常去他那儿耍钱，欠了不少。”

我的筷子停了一下。李长根经常去徐大鹏他爹的棋牌室赌博，欠了钱。这个信息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激起一圈一圈的波纹。李长根缺钱。他那天去大伯母家收废品，看见钱夹子起了歹心。可徐大鹏也去过。徐大鹏他爹知道这事。如果只是李长根杀了人，徐大鹏他爹犯得着跟那个瘦高个说“要是翻出来，咱俩谁也跑不了”吗？

除非，下手的不止李长根一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真正下死手的人，根本就不是李长根。

那天晚上我又做噩梦了。我梦见大伯母站在枣树底下，仰着脸用竹竿敲枣子。枣子一颗一颗掉下来，掉在地上全是血珠子。她回过头看我，嘴唇在动，可我听不见她说啥。我往前跑，想跑到她跟前，可那条石板路越跑越长，大伯母的影子越来越远。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耳边说：“小远，你看见了的，你看见了的。”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全是眼泪。

我决定再去一次派出所。我不能再憋着了。

正月初九，学校还没开学。我找了个借口出门，说去同学家做寒假作业。我把那本夹着烟盒纸的课本塞进书包，蹬上自行车就往派出所去。这一次，周警察在。

他把我带到一间小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把那天在废弃砖窑听见徐大鹏和孙磊的对话、在石桥下听见徐大鹏他爹和瘦高个的对话，全都告诉了他。我一边说，一边觉得自己像是在背叛什么。徐大鹏是我从小的玩伴，我们在一棵枣树底下长大。可大伯母呢？大伯母不也是看着我长大、看着徐大鹏长大的吗？

周警察听得很认真，一言不发。等我说完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

“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瘦高个，左腿好像有点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那天在石桥底下跟徐大鹏他爹说话的那个人。

我说：“认识，就是那天跟徐大鹏他爹一起的。”

周警察点点头，说：“他叫赵德贵，是赵庄人，跟李长根是一个村的。这个人左腿有残疾，年轻时候在矿上出过事。他和徐大鹏他爹徐广才，还有李长根，三个人以前一块儿在镇上混过，后来各干各的。”

我问他：“李长根的案子，是不是还有别人？”

周警察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小远，你反映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但刑事案子要讲证据。现在李长根已经判了，要翻案不是靠几句话就行的。你回去以后，不要跟任何人再提这些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能做到吗？”

我点点头。

周警察说：“你一个人憋了半年多，不容易。你大伯母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低着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落在手里的纸杯里，泛起一小圈涟漪。

那天从派出所出来，我骑车经过了徐大鹏家的棋牌室。门上的封条还在，被风刮起一个角，在空气里一抖一抖的。棋牌室对门有个修鞋摊，摊主正低头补一双解放鞋。我忽然看见鞋摊旁边蹲着一个人，是孙磊。

他蹲在那里，手里拿一根小木棍在地上画圈。我骑车过去，停在他跟前。他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低下头去。

我蹲下来，跟他并排。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就这么蹲着。修鞋摊的师傅用锥子扎鞋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孙磊说：“小远，我那天晚上回家，一宿没睡着。”

我说：“我也是。”

孙磊说：“我不是故意瞒你。我是真不知道咋办。徐大鹏他爸你又不是不知道，凶得很。我要是跟派出所说了，我们家就完了。”

我说：“那你现在知道多少？”

孙磊把手里的小木棍折成两截，扔在地上，声音有点发颤：“那天早上，是徐大鹏他爸让他去大伯母家要账的。徐大鹏他爸以前借给大伯母一笔钱，说是借，其实就是……大伯母不肯还。那天徐大鹏他爸逼着他去要，徐大鹏去了以后，在大伯母屋里翻了一阵，拿走了点东西。后来李长根进去了。再后来的事，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徐大鹏回来的时候，脸色吓得发白，手上还有血。”

我脑子“嗡”的一声。徐大鹏手上还有血。这说明什么？说明李长根杀人不是一时起意，徐大鹏很可能就在场，甚至他就是动手的那个人。两个人，一个老光棍，一个半大小子，一条人命。

孙磊说：“小远，这事压在我心里好几个月了。我天天做噩梦。有回我说梦话差点被我妈听见。我快要疯了。”

我说：“我已经跟周警察说了。”

孙磊猛地转过头看我，眼睛瞪得大大的：“你疯了？徐大鹏他爸会弄死你的！”

我说：“我不说，大伯母就白死了。”

孙磊没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把脸埋进胳膊里，闷声哭起来。我蹲在旁边，看着他发抖的肩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们才十三四岁，本该在枣树底下抢枣子吃，现在却坐在这里，面对一个比我们整个童年加起来都要大的秘密。

过了几天，周警察又找到了我，这次是直接来的我家。我爸妈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周警察进来，关上门，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

“小远，你大伯母的那个案子，我们重新启动侦查了。李长根翻供了。”

我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

周警察说：“李长根交代，那天早上他去你大伯母家的时候，徐大鹏已经在里面了。徐大鹏在翻东西，你大伯母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剪刀是徐大鹏带来的。李长根当时吓坏了，想跑，被徐大鹏叫住。徐大鹏说，你要是不想死，就听我的。两个人把现场收拾了一下。李长根后来为什么认罪，是因为徐大鹏他爹去找他，说你要是扛下来，你欠棋牌室的账一笔勾销，再给你家送两万块钱。不扛，你那个八十岁的老娘也别想活。”

我死死攥着椅子扶手，指关节发白。

周警察说：“李长根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想着替人顶罪，就算判也不会真枪毙，坐个十几年牢，比整天被追债强。可他不知道，你大伯母的死因有问题。法医第二次鉴定，你大伯母身上有两处创口，一个在左胸，一个在右腹。左胸那一刀是致命伤，右腹那一刀是死后伤。两把刀，两种力道，不是一个人干的。”

我的眼泪又涌上来。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周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远，你是个勇敢的孩子。接下去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你帮了你大伯母的大忙。”

三天以后，徐大鹏和徐广才在去县城的路上被一辆警车拦住。徐大鹏没跑，他站在路边，穿着那件蓝白格子短袖，里面套着冬天的旧棉衣，显得不伦不类。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颗红枣，放进嘴里嚼起来。

那颗枣，是去年枣树底下捡的，他一直留着。

审讯室里，徐大鹏全交代了。那天他爸打了他两个耳光，逼他去大伯母家要账。他去了，大伯母说没钱，还把他往外赶。他当时只想吓唬她，从灶台上拿了剪刀。大伯母上来抢，他急了，捅了她一下。人倒下去以后，他看见大伯母还没死，眼睛瞪着他，嘴里喃喃地叫了一声“大鹏”。他害怕了，又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那是他爸让他带着的。他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又捅了一下，正好扎在右腹。然后他像疯了一样跑出去，跑到卫生院，说自己在门口摔了一跤，缝了八针。那天中午我在巷子口看见的蓝白格子短袖，就是他。

李长根后来进去了。他没杀人，只是贪。他拿了李长根的钱，替人顶罪。徐广才在后面一手操控，用两万块钱买断了一个人的命。

最终，徐大鹏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收审。他十四岁，超过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依照法律从轻处理。徐广才、赵德贵、李长根也都各自伏法。李长根有自首和立功表现，判得最轻。

判决下来那天，是来年的春天。大伯母家门口的歪脖子枣树又发芽了，嫩绿嫩绿的，比哪一年都好看。我站在枣树下面，仰起脸，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像一把一把的金线。

刘婶走过来，说：“小远啊，这枣树以后没人管了，你常来浇浇水。”

我说：“嗯。”

刘婶叹了口气：“你大伯母要是还在，这会儿该张罗着给树施肥了。她这人，心善了一辈子，到头来……”

她没有说下去。

我回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秘密》。老师给了我一个优，还在旁边批了一行字：“感情真挚，语言朴实，继续努力。”她没有问我这个秘密是不是真的。她只是在班里念了我的作文，念到一半，教室里有好几个同学悄悄抹眼泪。

孙磊坐在我旁边，头埋得很低。下课后，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远，我想去大伯母坟上看看。”

周末，我们俩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镇子北边的公墓。大伯母的坟前已经长出了几棵野草。孙磊拔了草，我从书包里掏出几个从家里带的苹果，摆在坟前。我们俩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

后来孙磊说：“你说人死了以后，还能看见我们吗？”

我说：“不知道。”

孙磊说：“要是能看见，大伯母会不会怪我们？”

我想了想，说：“大伯母只会怪那些害她的人，不会怪我们。”

孙磊点点头，吸了吸鼻子，没再说话。

从公墓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镇子西边那个废弃砖窑。窑洞已经被推土机填了一半，灰扑扑的土堆上长出了几丛狗尾巴草。孙磊指着那个方向说：“我有时候做梦还梦见那个寒假。”

我说：“我也是。可梦总会醒的。”

孙磊说：“醒了以后呢？”

我说：“醒了以后，就好好活着。替大伯母把她没活完的日子，活出个样子来。”

孙磊笑了笑，眼睛红红的。他说：“张远，你变了。以前你遇到事只会躲。”

我说：“以前我十三四岁。”

孙磊说：“现在呢？”

我蹬着自行车，使劲踩了两下。风从耳边刮过去，带着春天田野里的青草味。我大声说：“现在我也还是小远。但我不怕了。”

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我考上县一中，后来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每年暑假回来，我都会去大伯母家门口给那棵枣树浇浇水。有一年，刘婶说镇里要修路，那棵枣树挡了道，要砍。我跑去找了镇上的领导，说这棵树是个人证，不能砍。领导不知道这棵树怎么就成了人证，但听说了我的故事以后，批了一条：树留下，路往旁边拐三米。

后来，这棵树被围了起来，挂了一块小木牌。木牌是孙磊写的字，上面刻着：“故人枣。一九九六年夏。”

我大学毕业那年，回了一趟镇子。走过石桥的时候，正好碰见周警察。他已经退休了，头发白了一大片，但腰板还是直的。他看见我，笑呵呵地问：“小远，大学读完了？”

我说：“读完了，分配回咱们县中学当老师。”

周警察说：“当老师好啊。教育孩子走正道，比什么都强。”

我说：“周叔，当年的事，我还没正式谢过你。”

周警察摆摆手：“谢啥，那是我本分。不过有件事我琢磨了好多年，一直想跟你说。”

我问：“什么事？”

周警察说：“你大伯母那个案子，要是没有你后来提供的那些线索，可能真就按李长根的口供结了。你十三四岁一个人扛了那么久，不容易。你大伯母在天上，会保佑你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抬头看了看天，蓝得透亮。枣树已经高过了屋顶，枝杈伸向四方，像是在替谁撑着这片天。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十三四岁的学生。有时候我看着他们，就想起自己那个时候。那个暑假、那扇半开的门、那半碗绿豆汤、那双睁着的眼睛，还有那个巷子口一闪而过的蓝白格子短袖。那些画面已经慢慢变远了，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边角卷起来，但还看得清。

我没有再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个秘密。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交了一篇作文，写的是他的秘密。他写他看见同桌偷了别人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聊了很久。最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以后不后悔？”

他想了想，说：“告诉老师。”

我点点头：“对。有些秘密不能一直藏着，藏久了，会长成心里的毒疮。”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打开抽屉。里面有一本泛黄的作文本，封面上写着我的名字。我翻到那一页，《我的秘密》。那行字下面，我画了一棵枣树。树冠很大，树根扎得很深。

我想，秘密不会真的消失。它会变成你的一部分，推着你往前跑。跑着跑着，你就长大了。而长大这件事，从来就不是把过去忘了，而是学会带着过去，好好活下去。

窗外的阳光洒进来，落在作文本上。我合上本子，听见操场上传来学生打篮球的声音。吵吵嚷嚷的，像极了当年枣树底下的我们。

我轻轻笑了笑，锁上抽屉，拿起课本，往教室走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