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6)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中航从香港撤回

接上文

详细、严谨，真实、客观也是邦德一贯的工作作风，在这份洋洋洒洒的“分析报告”中，帮德从空中讲到地面，面面俱到。这已经超越了他的职责范围，不仅“规划”了滇缅公路，还分析了敌情，把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事儿，把军情机关的工作都给做了。

在这篇姑且称之为“空中，地面运输及敌我态势分析报告”的最后，邦德不忘在谨慎的“悲观”中继续写道: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旦飞行后，一切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一次飞行都会涉及飞行中所知中的每一种障碍——普遍的坏天气、越过世界上最高和最奇岖的地区。还有，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地面设施。

此外，所有的飞行是在所运送的物资来源于1200英里以外的一个几乎完全被封锁的国家里进行。而且，我预言，每一次飞行总会遇到空中攻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即便如此，这样的飞行依旧是可以进行的！

注意后一句，不是豪言壮语的豪言壮语。

后来负责“租借法案”物资分配并在分配中国物资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劳克伦·克里，最欣赏的就是邦德的“真实”。后来，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还是宋子文面前，及各种场合，他多次讲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能够，我总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因为我对他们的飞行效率和意义有最高的评价。这，主要是归功于该公司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

“对于他，我极为信任”

一切不仅只表现在“纸上谈兵”。当吴士驾驶着那架Dc-3在宜宾迫降又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中航”要求“泛美”总公司及时补充，而“泛美”没有做到。事情反映到宋子文那里，宋子文要求克里帮助，此时，租借法案刚刚实施，一切都在千头万绪之中，克里也毫无办法。事情转了一圈又绕回到总公司，无奈之下，总公司决定抽调阿拉斯加分公司一架dc-3分配给中航。孰料想，阿拉斯加分公司主任又以辞职相威胁，不许调走他的这架Dc-3。

远在重庆，焦急万分盼着得到补充的邦德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总部“泛美”最高主管发电:如果中国航空公司不能得到这架dc-3，我将辞职。

邦德的报告写得相当到位。蒋介石满意、宋子文满意、交通部满意、“泛美”总部满意，中航公司中方高层也都满意，看起来一切几乎都是满意。地面两军激战正酣，急需大量军需物资源源补充进来，如再没有后勤保障，一路狂奔似的退却也许还要再现。但话又说回来，只要航线开通，给养输送到，也许真能像外交部长所说的那样，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大反击也并非不是可能之事。

航线确立了，中航高层都松了口气，下一步就是等DC-3从地球那一端飞来，一俟飞机到来，航线将正式通航。

宋子文继续在美国游说，游说军方，希望他们同意，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拉来能驾驶两个发动机的飞行员从部队中退役，以便到中国航空公司来。黄宝贤躺在病床上，组织人员就新航线开通后的事项一一落实，邦德好像是有点无所事事。他最后那份“形势报告”是在美国交给宋子文的，选择这个时机回美国时他要亲自到生产制造DC-3的道格拉斯公司考察。以对还未到手的飞机性能、制造商实际生产能力有一个彻底了解。从美国回来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式落实了新航线计划，邦德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夏普驾驶一架飞机飞往缅甸。密之那机场及相关地面设施还有待完善，根据和英国人达成的协议，那里正在进行改造，他要去检查进度情况，按计划，密支那机场应该在1942年初交付使用。

看起来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当中进行。也的确是这样。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1941年12月7日，随着太平洋的一声巨响，日本人突袭珍珠港，进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对于已经踌躇满志准备打开国际通道的中国政府，对于已经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开辟新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对于那些在前线苦苦支撑、焦急盼望军需的前线官兵，所有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

历史可以证明，对于在艰苦抵抗中的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那边轰炸美国的珍珠港，这边炸香港，而且主要是轰炸启德机场。重点是炸“中航”停驻在地面上的飞机。几乎是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他们的“零式”战斗机就出现在启德机场上空。

启德机场

日本人出动27架“中岛”和“零式”，轮番投降。

中航停在地面上8架飞机，日本人一鼓作气就让其中的5架化为灰烬。捎带，把连同从美国本土飞来的，停泊在海面上的“飞剪”式水上飞机也一起摧毁。中航在香港的全部家底，仅存两架DC一2，一架DC-3，但也是千疮百孔。

启德机场

此时，邦德正在香港家中，第一次拉响警报时，他马上驱车赶到机场。

启德机场一片混乱。当夜停驻此地的飞行员一觉醒来，飞机没有了，全都傻了眼。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个个站在还在冒烟的飞机残骸旁发呆，担心再次受到空袭的外籍员工家属几乎全部聚集到这里，希望能搭上一个航班及早离开。国民政府在港官员也不约而同地奔到此处，每一个人都说奉令要最先撤退，英国人来了，印度人来了……

什么“考察报告”、新航线、密芝那，全顾不及，都被抛到了一边。目前首要的是，先把人安全撤走，把所有剩余物资转移到安全地方再说。

中航的撤退，在12月9日晚上7点开始，撤退地点是香港以北200英里远的广东南雄和西南内陆重庆。

所有能飞起来的飞机无一例外都被击伤。

曾参过撤退的一位老人说，坐在机舱里，外面的凉风嗖嗖地通过弹孔往里灌。7点钟，弗兰克·L·希格斯第一个起飞。受了伤、满载着航材和人员陵园的DC-3在启德机场跑道上，沉重轰鸣着，艰难地抬起机头。这个样子都能飞起来，让坐在第二架中的机长哈罗德·斯维顿信心大增，15分钟后，他驾着一家Dc-3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接着是保罗·w·凯斯勒……(三架飞机副驾驶和报务员全是中国人)

午夜过后，卸下人和货的希格斯，从南雄再次返回，准备再飞一个香港——重庆往返。没过多久，陈文宽和在中航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仼土生土长的正驾驶陈鸿恩也从重庆飞来，参与整个撤退。

先前的混乱在邦德的组织下开始变得有条不紊，按顺序，先是中航在香港的眷属，其后是国民政府官员，他们包括货币稳定委员会和银行官员，再加上几名部队将领。

全力以赴拼命干，到目的地的飞机都是迅速加油折返，以快速完成第二次飞行，哪想到南雄也不安全，日本飞机竟然追踪到此，几乎把地面所有的东西都炸成碎片。

截止到12月12日，四架飞机，连人带货物，再加上基地中所有航材，两天时间，总共飞行了16架次，共撤出275人。按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个数字显得小一些，但只要看看那是在日本人随时都会打进来的条件下，用破烂不堪的飞机并满载各种物资，人货混杂的条件下，每架次只能搭载八九个人的仓促飞行，一切都将深释然，是很不易的飞行。

最后一次，把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连拉带拽地都给撤了回来。

接连的兵败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12月8日突袭香港之后，还未 等美国人、英国人回过味来，日本人一场接一场的更大袭击接二连三地开始了。

12月10日，停泊在南海水域的皇家海军“却敌号”、“威尔斯王子号”战列舰先后遭到日本战机轰炸，最后被送入海底，标志着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力量彻底丧失。

1月7日，日本人又蜂拥至菲律宾，先后接连攻克婆罗州、苏门答腊、西里伯斯、爪哇、泰国、马来半岛……

只一个月，香港、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就是几乎半数东南亚国家统统落入日本人手中。

一声声炸响的闷棍，不是打在脑袋就是打在屁股上，没有丝毫准备，在殖民位置上坐得舒服又安稳的英国人根本顶不住，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花流水。

2月15日，在攻陷新加坡后，充满肃杀之气的膏药旗摇身一转，锋芒直指缅甸。

日本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只要占领全缅甸，就等于截断中国最后的通道和退路。日本人精明得很，一下子就识破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的“锦囊妙计”。

美日开展后，美、苏、中、英、加、澳、荷、新西兰等国迅速结成同盟国。已经和日本人交手四年的中国肯定是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的最前沿，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能不让美国总统对中国极其重视。

1942年12月29日，罗斯福给蒋介石拍发的一封加密电，翻译过来，全文如下:

致蒋介石将军阁下:

重庆中国

为保证在对敌斗争中有效平等合作的共同努力得以形成，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应有一个最高领导人来掌握英国、荷兰、美国的军力。这就适当地显现出对中国地区的联合军力该有个相应的领导者，在这个地区，我们建议开始时应包括泰国和印度支那半岛这些联合军力容易进入的地方。在英国、荷兰政府的代表同意下，我希望由您来承担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国内的联合军力。

按我们的想法，为使这样的领导有效，应该马上成立一个联合计划组，成员来自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政府。如果您认为是可行的，而且苏联同意，那么苏联代表也应该包括在内。这些人应该在您的最高领导之下，西南太平洋及英国在印度军力的领导者都应该与你总部有最密切的联络，有一个联络官系统联络数个总部是最理想的，这个安排将使是您的计划和影响力在指导各总部的战略中发挥作用，您在这方面的观点我非常欣赏。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接到美国总统的密电，蒋介石大喜过望。面对罗斯福的“商榷”，蒋介石非常“赞同”，而且是兴高采烈地接受。昔日还是一国之委员长，一夜之间成了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用春风得意来形容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最恰当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在笑纳“最高统帅”的同时，“聪明”地要求美国总统能派员来华担当“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

既然战区统帅蒋介石都提出了要求，在蒋介石“希望”派遣“参谋长”没多久，参谋长果真来了！

华盛顿特派遗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于1942年3月4日抵达重庆任职。

罗斯福总统不可能在这里摆放个“闲人”。美国政府认为，在华期间，史迪威将军将负有如下使命:

一、监督、管理美国援外军用物资的分配和使用。

二、在战区最高统帅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经指定的中国军队。

三、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

四、管理和改善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

……仅凭这几点，就为蒋史的矛盾，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史迪威1942年3月初来华就职，6日正式拜会他的顶头上司，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11日，即飞赴缅甸腊戌，指挥从中国开入缅甸的新五军、新六军两个“远征军”与步步从泰国紧逼过来的日本军队作战。

史迪威

一定要保住滇缅路这条对外通道，地面和空中，能保住一头，中国的大门就不至于被关闭，这“战”就能抗下去！

从国内打到国外，强烈的地面战斗徐徐拉开帷幕。

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新五军，新六军进入缅甸后，开始还不错，200师第一仗就在同古歼敌300余名，给日军来了一个下马威。守卫在这里的英军见中国人来了，头都不回，就立马走掉，以逃跑为上。

出师告捷，本应再接再厉，但很快，矛盾就有了。

200师接防同古，史迪威决定中英双方应该趁势一鼓作气，把日本人的气焰彻底打下去。他准备再组织力量在平蛮纳会战，于是，他让96师迅速投入，让55师穿插。然而，让他料想不到，杜聿明、廖耀湘拒绝从命，因为“校长”在重庆指挥他们要在曼德勒会战。

远征军、英国皇家军队、蒋介石、史迪威、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心怀各异、朝令夕改，明服暗抗，全都搅成了一锅粥。

曾在中国住过多年，自和熟悉中国“国情”的史迪威，真是犯了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