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借300块义乌进一车袜子摆摊，第一天卖1双，第30天令人意外

1988年，我借了三百块钱去义乌进了一车袜子，第一天只卖出一双，第30天却赚到了127块钱。

那年我二十四岁，住在皖北一个靠着铁路的小镇上。

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一条主街、两个集市，外加几排围着砖墙的家属院。镇上的男人大多在煤矿、砖厂和铁路段上干活，女人不是在家带孩子，就是推着小车去集市卖菜。

我嫁得早，十八岁结婚，丈夫周建国在县里的机修厂上班。我们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住在公婆留下的两间瓦房里。日子不算过不下去，可每个月工资一发，扣掉粮食、煤球、孩子看病和人情往来，剩下的钱连手指头缝都塞不满。

真正让我动起做生意的念头，是因为女儿的一双袜子。

那年十月，女儿在院子里玩，鞋帮磨破了，脚后跟露出来一大块。她蹲在门槛上，小声问我：“妈，我这双还能补吗？”

我把袜子拿过来一看，脚底已经薄得透光，针脚旁边还沾着泥。我说能补，晚上拿灯照着缝一缝。

女儿却把脚缩了回去：“别补了，补上也硌脚。”

她说完就跑了，留下我坐在门槛边，手里捏着那双旧袜子。

那天晚上，周建国回来得晚，袖口上全是黑油。他进门先去洗手，洗了两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

我把女儿袜子的事说给他听。他低头看了一眼，说：“发工资还有十天，先将就一下。”

我没有接话。

不是因为十天等不起，而是我忽然发现，我们家不是缺这一双袜子。我们缺的是一种不用每次都算到最后一分钱的日子。

过了几天，镇上来了一个卖纽扣和发卡的女人。她骑着一辆带篷子的三轮车，车上挂满了塑料袋。她说自己是从义乌进的货，一趟能带回来几百斤小商品。

我帮她看了半天车，她为了感谢我，送给女儿两双花袜子。

那两双袜子的颜色很亮，一双是红底白点，一双是蓝底小花。女儿穿上后，在院子里来回跑，还抬起脚给我看。

我问那女人：“这种袜子进价多少钱？”

她说：“便宜得很，拿得多更便宜。”

我又问：“那在我们这里能卖多少钱？”

她上下打量我一眼：“你要是有地方卖，干嘛不自己进？袜子这东西不怕过季，冬天更好卖。”

她走后，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周建国提起去义乌进袜子的事。

他正在给女儿修一辆掉了链子的童车，听完手上的扳手停了一下。

“你去？”

“嗯。”

“你知道义乌在哪儿吗？”

“知道，在浙江。”

“知道怎么进货吗？”

“不会可以问。”

他把链条重新扣上，低声说：“三百块钱不是三块钱。要是赔了，咱们拿什么还？”

我说：“总不能一辈子只等你发工资。”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先愣住了。

周建国抬头看我，脸色有些不好看。他不是不想让我做事，只是厂里这两年效益不行，工人隔三差五拿不到全额工资。他比我更清楚，家里的钱经不起折腾。

可我已经不想把这件事放下了。

我开始到处借钱。

先找娘家，母亲把家里的米缸、油壶和煤球数了一遍，最后只拿出二十七块钱。她把钱用手绢包好塞给我，还嘱咐：“你别跟建国吵，他也是怕你受罪。”

我去找二姨，她说家里刚给儿子交了学费。

我去找邻居赵嫂，她倒是愿意借，可一听我要去义乌，马上把手缩回去了。

“那地方远得很，你一个女人跑过去，万一让人骗了怎么办？”

我说我跟着熟人一起去。

其实哪有什么熟人，我只是听说有一趟车能到浙江。

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心虚。

周建国知道我没借到钱，便劝我：“这事先别做了，等我年底奖金发下来，咱们再想办法。”

我问他：“年底是什么时候？”

“过年前吧。”

“那女儿过冬穿什么？”

他沉默了。

第二天清早，他从床头木盒里拿出一沓钱，放在桌上。

那是他攒了半年准备修摩托车的钱，一共一百二十块。

“我只能拿这些。”他说，“剩下的你再想办法。”

我没有伸手。

“这是你的钱。”

“也是这个家的钱。”他把钱往我面前推了推，“你真要去，就别只想着卖袜子。回来卖不出去，咱们连过年买煤的钱都没了。”

他的话听起来像泼冷水，可我知道，他已经退了一步。

那天中午，我拿着母亲给的二十七块，又拿上周建国的一百二十块，先去找了镇上供销社的马师傅。

马师傅年轻时跑过南方，听说我要进货，问我还差多少。

我说还差一百五十三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

“这是我以前认识的货运老板。你到义乌后别去那些只喊最低价的摊位，先看货，再谈数量。要是实在缺钱，就从我这里拿一百五十，卖完回来还我。”

我接过钱，连声道谢。

马师傅却说：“谢什么？我不是白给你。三个月内还不上，就从你家男人工资里扣。”

我说：“还得上。”

我说这句话时，心里其实没底。

可那三百块钱终于凑齐了。

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缝在棉袄内衬里，一份放在鞋垫下面，剩下的钱装进贴身的小布袋。周建国找来一只旧木箱，帮我把女儿的旧棉被铺在里面，又在箱子外面钉了一根铁丝。

“你一个人扛不动，就找车。”他说。

我问：“你不跟我去吗？”

他摇头：“厂里请不了假。”

说完，他又补了一句：“路上别跟人争，钱看紧。”

我知道他心里还是不赞成，可他没有再拦我。

出发那天，女儿抱着我的腿问：“妈妈，你去哪里？”

我说：“去给你买新袜子。”

她伸出三个手指头：“我要三双。”

我说：“给你买六双。”

那一刻，我给自己压上了一个必须完成的数目。

我坐了两趟车，第三天凌晨才到义乌。

那时候的义乌没有高楼，也没有后来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场。市场里的棚子挨得很密，地上铺着木板，雨水顺着棚布往下滴。小摊主把货物装在蛇皮袋里，买货的人推着板车来回穿梭。

我在里面转了半天，手指冻得发僵，嘴唇也干裂了。

发卡不能拿，样式变化太快；纽扣太轻，压不住本钱；手套虽然好卖，可一双手套的价钱顶得上好几双袜子，一旦颜色不对，就容易压货。

我最后停在一个卖袜子的摊位前。

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给别人清点货物。他见我看了很久，问：“要多少？”

我说：“先看质量。”

他笑了一声：“拿货还讲质量？你买一双穿啊？”

旁边的人笑了起来。

我脸上发热，却没有走。

我拿起一双男式厚袜子，翻开脚底看针脚，又捏了捏袜口。摊主本来没当回事，见我看得仔细，才把一只木箱拖到面前。

“这些是纯棉厚底，适合北方。那边是混纺，便宜，但容易起球。小孩袜在最里面。”

我问了几种价格，又问能不能混装。

他说不能。

我转身就走。

走出十几步，他在后面喊：“回来，给你混一袋。”

我回头问：“价格呢？”

他报了一个数。

我算了算，三百块钱刚好能买一袋，再留下回程车费，兜里就只剩两块多。

我咬牙说：“再便宜一点。”

他说：“姑娘，你不是来批发，是来捡便宜的吧？”

我说：“我第一次做，钱就这么多。你要是愿意少五块，我以后还来。”

“以后还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话。

没想到他真的松了口。

那一袋袜子装了男袜、女袜和童袜，颜色以黑、灰、藏蓝为主，另外混了几双红色和浅绿色的。摊主说这些花色最不容易砸在手里。

我把钱数给他时，手一直在抖。

木箱最终没有用上，因为货运老板不肯帮我单独托运，说数量太少，只能自己带走。我花了八毛钱找了个推车的人，把袜子推到车站。

回到镇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犯了第一个错。

我以为有货就能卖，根本没有想过卖给谁。

我没有摊位，也没有固定地方。第二天，我把一块从废木门上拆下来的木板架在自行车后座，带着一袋袜子去了粮站门口。

粮站门口人多，排队买粮的人一拨接一拨。

我把袜子摆出来，按照厚薄分成三堆，又拿粉笔在木板上写了价格。

男式厚袜一块二，女式袜九毛，童袜八毛。

写完后，我觉得价格已经很低了。

可站了一个小时，没人问。

第二个小时，有个戴棉帽的男人拿起一双厚袜，翻了翻问：“一块二？”

我点头。

他把袜子放下：“供销社才卖一块。”

我说：“那你去供销社买。”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男人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到了中午，我连一双都没有卖出去。

我把几个价格改低，还是没人买。有人说我袜子颜色不好看，有人说没有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棉，还有人问能不能便宜到五毛。

我急着把货卖出去，差点就答应了。

可一想到三百块钱的本钱，我把嘴闭上了。

下午快收摊时，一个在粮站干活的老头走过来，拿起一双灰袜子，说：“你这袜子要是给干活的人穿，价格还可以。可你摆在这里，大家都忙着买粮，谁有心思挑袜子？”

他说完买了一双，掏出一块钱，没要找零。

我赶紧说：“还差两毛。”

他摆摆手：“留着吧，你站一天也不容易。”

那是我第一天唯一卖掉的一双袜子。

回家后，我把那一块钱放在桌上，反复看了很久。

周建国下班回来，看见我的脸色，没有问卖了多少，只问：“吃饭了吗？”

我说：“卖了一双。”

他把解下来的围巾放到椅背上，过了很久才说：“一双也算开张。”

我听不得这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肯定卖不出去？”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

周建国皱着眉：“我只是怕你太累。”

我把那一块钱攥在手心里：“累不累是我的事。你们都说我不行，可总得让我试一天。”

他说：“我没有不让你试。”

“可你们都在等我认输。”

屋里一下安静了。

女儿从里屋跑出来，拿着她那双破袜子问我：“妈妈，新袜子呢？”

我转过身，不让她看见我的眼睛。

“快了。”

那天夜里，我把一袋袜子倒在床上，重新清点。

男袜四十二双，女袜三十八双，童袜二十六双，一共一百零六双。

按照原来的价格全部卖掉，最多只能挣六十多块钱。再扣掉车费和我去义乌路上的花销，实际赚到的还不到四十。

这点钱解决不了家里的日子。

我躺在床上，听见周建国翻身，却没有跟他说话。

第二天，我没有去粮站。

我去了镇小学门口。

上午放学时，一群孩子从校门里冲出来，家长在旁边等着。那些孩子的鞋上全是泥，裤脚也湿了一截。我把童袜拿出来，主动对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说：“婶子，孩子袜子湿了，换一双吧，八毛钱。”

她停下来摸了摸袜子，问：“洗过会不会缩水？”

我说：“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明天拿回来，我退你钱。”

这是我在义乌听来的话。摊主曾经对一个买货的人说过，我当时觉得有用，便记下了。

女人买了一双。

接着又有两个家长停下来。

那天上午，我卖了七双童袜。

虽然总共才卖了五块六，可我第一次知道，位置比嗓门重要。

下午，我骑车去了机修厂门口。

厂里的男人下班时间集中，穿的又多是硬底鞋。可我站了半天，只卖出两双。一位师傅拿袜子在手里搓了搓，说：“太薄，干活穿不住。”

我回家以后，把剩下的厚袜剪开一只，仔细看里面的织线。

第二天，我挑出十双最厚的，在脚底位置用针线各缝了两层旧布。缝完以后，我把它们单独摆出来，跟人说这是加厚的，穿鞋不磨脚。

有人嫌我是在骗人，说袜子哪有自己加厚的。

我没争辩，让他拿一双去试。

那位师傅第二天真的回来买了三双。

他说：“你这办法麻烦是麻烦，可比薄袜耐穿。”

我开始明白，做买卖不只是把货摆出来等人挑。

我把每天卖出去的数量记在一本旧账本上。

哪种颜色有人问，哪种尺码卖得快，什么时间人最多，谁买过以后又回来，我都写下来。

账本原本是周建国修机器时记零件用的，封面上有一块油污。我把前面几页撕掉，从中间开始记录。

第六天，我发现女袜卖得比男袜快。

第九天，童袜只剩下七双。

第十二天，黑色厚袜基本卖空，浅色的却无人问。

我带着这些记录再次去找周建国。

“你们厂里是不是女工也多？”

“有一百来个。”

“她们什么时候下班？”

“下午五点半。”

“那我明天去厂门口卖。”

周建国抬头看我：“厂门口不让摆摊。”

“我不摆在门里，在外面的树下。”

“保卫科会赶人。”

“赶了我就走，明天再去。”

他看着我，忽然问：“你真打算一直这么干？”

我说：“只要能卖出去，就干。”

他没有再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旧塑料布。

“晚上可能下雨，拿着垫货。”

我接过塑料布，没说谢谢。

那段时间，我们之间常常因为袜子吵架。

我每天早出晚归，女儿有两次发烧，都是周建国请假回家照看。婆婆住在隔壁，偶尔帮忙做饭，可她看见我回来，总要念叨几句。

“女人家做买卖，抛头露面的，家里孩子也顾不上。”

“建国一个人挣工资不够你花吗？”

“赚几个零钱，把一家人都折腾得不安生。”

我知道她说得不全是错。

女儿生病那次，我在厂门口被保卫科撵了两次，直到天黑才卖掉四双袜子。回家时，女儿额头烫得厉害，周建国抱着她去卫生所。

医生说只是着凉，可我还是慌得手脚发凉。

那天夜里，周建国坐在床边给女儿喂水，低声说：“要不先别卖了，等孩子大一点再说。”

我看着女儿发红的脸，没有立刻回答。

第二天清早，我把木板靠在墙边，没有拿。

我在家照看女儿一整天。

到了晚上，周建国拿着账本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

“你这十几天卖了多少？”

“卖了三十七块八。”

“这不是还没回本吗？”

“货还剩一半。”

“那要是剩下的卖不出去呢？”

“我不知道。”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心里也空了一块。

周建国把账本合上：“你要做，我不拦你。但孩子不能没人管。”

我说：“我也没想不管她。”

“可你现在每天都在外面。”

“那你呢？你每天在厂里，就算管孩子了吗？”

他抬头看我。

我也知道这话有点重，可我憋了太久。

“我不是不想管孩子，我是想让她以后不用为一双袜子等到发工资。”我说，“可如果做生意连孩子都顾不上，那我就换时间。早上卖完菜市场，再去学校门口，不去厂里了。”

周建国问：“你能卖多少？”

“我不知道，但我会想办法。”

他沉默了一阵，说：“下午我早点回来。”

后来我们定了规矩。

我上午去菜市场，下午放学前去小学，周建国下班后接女儿。周日如果他加班，就由婆婆看两个小时。我不再为了多卖几双，硬撑到天黑。

这不是生意立刻变好，而是家里终于没有因为我的决定乱成一团。

第十七天，我又去了义乌一次。

那次我没有再买一大袋杂货，而是只补了三种袜子：黑色厚底男袜、深红色女袜和带松紧口的童袜。

摊主认出了我。

“上次那袋卖完了？”

“还没。”

“没卖完你又来？”

我把账本递给他：“这几种快卖完了。”

他翻了两页，笑了：“你还做记录。”

“我不记，就只能凭感觉。”

“那你这次要多少？”

我说了数量，他却皱眉：“拿得太少，价钱下不来。”

我指着账本说：“如果你肯按这个价给我，我下次还拿。如果不肯，我就换一家。”

他看了我一会儿，最后给我少了三块钱。

临走时，他问：“你丈夫也做买卖？”

“没有，他在机修厂。”

“那你一个人跑？”

“我自己能跑。”

那天我没有再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来求他施舍，而是拿钱买货。

从义乌回去以后，生意确实比之前顺了一点。

我把女袜按颜色捆成两双一组，童袜则把不同尺码放在一起，告诉家长买大一点的，孩子多穿一个冬天。男袜不再只卖一双，我改成“买三双便宜一块钱”。

这些办法并不新鲜，可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原来没人认真做。

有个女工一次买了四双女袜，第二天又带来两个同事。

她们说厂里的女工宿舍里有人问，能不能晚上到宿舍楼下卖。

我一开始不敢去。

晚上到女工宿舍楼下，意味着要在很多陌生女人面前开口。白天在集市上没人买，最多丢脸。可晚上要是喊不出来，旁边的人都听见了。

周建国说：“你不是已经喊习惯了吗？”

我说：“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白天人多，谁也不认识谁。晚上都是厂里的人，万一碰见熟人，第二天就传遍了。”

他把女儿的红袜子晾到绳上，回头说：“别人说两句，又不会替你养孩子。”

我瞪了他一眼：“你说得倒轻巧。”

“我也没说轻巧。”他顿了一下，“你要是真觉得丢人，那就不去。可你别一边不去，一边怪自己没卖成。”

这句话让我安静下来。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一只手电筒，去了机修厂女工宿舍楼下。

我把袜子摊在塑料布上，刚喊了两句，楼上就有人探头。

“是不是卖袜子的？”

“是。”

“有没有大码？”

“有。”

“女式厚袜呢？”

“有。”

不到十分钟，楼下围了七八个人。

她们问得很细，摸袜子的厚度，看袜口会不会勒腿，还问我能不能把货送到楼上。我按照周建国教我的办法，只说可以在楼下等，不能进宿舍。

那天晚上卖了二十多块钱。

我回家时，周建国还没睡。

他看见我手里的空袋子，问：“卖完了？”

“卖了二十三块六。”

他笑了一下。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问我卖了多少。

那以后，我固定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去女工宿舍楼下。厂里的女工越来越熟，有人叫我“袜子姐”，有人提前告诉我想要什么颜色。

我从她们嘴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下次多带点。”

这句话比任何夸奖都让我踏实。

可生意变好以后，新的麻烦也来了。

镇市场管理的人说我没有固定摊位，不能随便占地方。那天他把我的木板掀到一边，袜子掉了一地。

我蹲在地上捡，一句话也没说。

旁边卖菜的赵嫂看不过去，说：“她天天在这儿卖，又不挡路，你掀她东西干什么？”

那人说：“没有摊位就是不行。”

我把袜子收好，问他：“要办摊位去哪里办？”

他告诉我去市场办公室登记，每月交两块钱。

我当天下午就去办了。

办公室里的人问我卖什么，我说袜子。

“有营业执照吗？”

我说没有。

“那先登记临时摊。”

我交了两块钱，拿到一块写着编号的小木牌。

以后每天出摊，我都把木牌挂在木板边上。位置不大，却没人再把我的货踢开。

这件事让我知道，做生意光有热心不够，还得知道规矩。别人能管你，是因为你没有站稳自己的位置。

第二十四天晚上，我算了账。

扣掉进货、车费、摊位费和零零碎碎的开销，我手里多了八十六块四。

本金还没完全回来，可账上的数字终于往上走了。

周建国拿起账本，看了半天，说：“你这笔字比我写得还直。”

我说：“我以前写作业也不差。”

“那你怎么没继续念书？”

“家里没钱。”

他低头合上账本，没有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只木盒。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女儿那双红袜子。袜口已经松了，可颜色还很鲜亮。

“你怎么没扔？”我问。

“孩子说是你挣来的，舍不得。”

我把袜子重新叠好，放回木盒。

那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做这件事不只是为了挣几块钱。我是想让女儿记住，她的日子不是只能等别人安排。

第二十六天，天气突然转冷。

镇上刮了两天北风，很多人从柜子里翻出棉衣，市场里买袜子的人一下多了起来。

我把剩下的货重新分成三摞，厚袜放在最前面，女袜和童袜放在两侧。有人一靠近，我就先让他摸袜底，不急着报价格。

“摸着厚，穿鞋里不硌脚。”

“童袜弹性好，孩子脚长得快，买大半码。”

“女袜不是越紧越好，勒腿口，穿一天反而难受。”

我说这些话时，不再像最初那样小声。

有些人买完走了，还会回头告诉我：“你这袜子确实比供销社的耐穿。”

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第三十天那天，是镇上最大的集日。

早上出门前，周建国把一沓零钱递给我。

“今天人多，找钱别找错。”

我问：“你哪儿来的零钱？”

“昨晚去厂里换的。”

他又把一个布袋挂在自行车把上：“卖完别急着走，等我下班去接你。”

我看了他一眼。

那天他没有说“别去了”，也没有问“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

我骑车到市场时，天还蒙蒙亮。

摊位比平时挤了一倍，卖鸡、卖粮、卖布头的人全来了。我的固定位置旁边，刚好有一块空地，我把袜子一袋袋搬下来，按尺码排好，又把那块编号木牌挂起来。

最先来的是一个常买童袜的女人。

她看见我就说：“你可算来了，我家两个孩子的袜子都穿破了。”

她一下拿了六双。

旁边有人问男袜，我拿出厚底的让他摸。他觉得一块二贵，我说买三双算三块钱。男人掏钱后，又问有没有更大码，我赶紧把箱底的两双翻出来。

九点多，市场里的人越来越多。

有个卖菜的大叔买了五双，说家里三个男人都穿。他结账时问我：“你这袜子是哪儿来的？”

我说：“义乌。”

他把钱递过来：“难怪。”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怕别人知道本钱来自哪里。

那一天，我几乎没有停下来喝水。

有人买一双，有人买三双，还有人专门来找我前几天说过的深红色女袜。一个年轻姑娘试了半天，最后挑了两双，说要带给姐姐。

我算钱算得手指发酸，零钱一度不够，便把周建国准备好的钱袋打开。可忙乱中，我还是把一个人的两毛钱找错了。

对方提醒我，我连忙道歉，把钱补给他。

那人笑着说：“慢点，别急。你这摊今天生意好。”

这句话像一股热气，从我耳朵一直暖到胸口。

到了下午，厚袜卖得只剩下九双，女袜还剩十几双，童袜全部卖空。我把木板往前挪了挪，招呼后面的人过来。

太阳偏西时，周建国提前下班，抱着女儿站在市场外面。

女儿远远看见我，兴奋地喊：“妈妈，我要看你卖袜子！”

我让她坐在木板后面，给她拿了一双新袜子。

她低头看了看，又问：“这是给我的吗？”

“六双都给你。”

她把袜子抱进怀里，笑得眼睛弯了。

周建国帮我把空袋子收起来。天快黑时，市场里的人开始散了，我坐在木板后面清点当天的钱。

一张、两张、三张……

我数到一百的时候，手已经开始发麻。重新数了一遍，还是一百二十七块。

我把钱铺在膝盖上，分成十块、五块和零钱三堆。

周建国没有催我。

女儿在旁边摆弄新袜子，问我：“妈妈，你今天是不是卖了很多？”

我点头：“嗯，很多。”

她又问：“那你以后还去义乌吗？”

我看着那一百二十七块钱，说：“还去。”

周建国把一只空袋子折好，轻声说：“先把欠马师傅的钱还了，剩下的留着进下一批货。”

我点头。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账本摊在桌上，写下第三十天：卖出一百二十七块，除去成本和开销，净剩四十六块三。

这个数字并不大。

可对当时的我来说，它像是在一堵没有门的墙上，硬生生凿出了一条缝。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还了马师傅一百五十块。

他接过钱时，数都没数，直接塞进抽屉。

“知道你能还。”他说。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要是还不上，今天就不会站在我面前。”

我笑了笑，把这句话记住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义乌。

这一次我没有买整袋混装袜，而是按照账本上的记录，买了黑色厚底袜、女式宽口袜和几种童袜。摊主看见我，说我终于不像第一次那样乱挑货了。

我说：“第一次不懂，交了学费。”

他问：“这次拿多少？”

我报了数量。

他笑道：“看来你是真卖起来了。”

我没有告诉他，自己离真正卖起来还差得远。那时的我只是知道，什么货有人要，什么地方有人买，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能说。

回到镇上以后，我把摊位从粮站门口换到了市场东侧。

那里有个修鞋摊，鞋匠是一位姓许的老人。他说我每天把袜子摞得整齐，挡不了他的路，便主动把靠墙的位置让给我一半。

我给他送了两双厚袜。

他不要，说：“你刚开始做，钱留着。”

于是我帮他把摊位前的碎鞋底扫干净。

从那以后，我们两个摊位挨在一起，互相照看货物。谁去吃饭，另一个人就帮忙招呼客人。

周建国后来也学会了给我算账。

他不懂卖货，却懂机械上的数字，拿着算盘帮我把每一笔开销分开。我们常常在晚上收拾完孩子后，一个记账，一个核对。

婆婆也不再说我抛头露面。

她发现我每次回家都会买一点菜，还能把孩子的学费提前攒出来，便开始帮我带女儿。有时我出门晚了，她还会站在门口喊：“别忘了带零钱。”

日子没有一下子变好。

我还是遇到过压价的人，遇到过退货的人，也有过进错花色、半个月卖不出去的袜子。最难的时候，我甚至把家里那台旧缝纫机拿出来，给几双袜子重新缝脚跟。

可我没有再想过放弃。

因为我已经知道，亏损不是一句“我不行”就能解释的。有时是位置错了，有时是货拿错了，有时是没有把话说清楚。只要找得到原因，就还有机会改。

女儿五岁那年，我在市场旁边租了一个小门面。

门面只有十几平方米，夏天闷热，冬天漏风。可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招牌。

招牌是周建国用木板做的，上面写着“暖脚袜铺”五个字。字写得不算漂亮，最后一个“铺”还歪了一点。

我没有让他重写。

我说：“歪一点也没关系，能看清就行。”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常常放学后到店里写作业。她写累了，就帮我把童袜按尺码摆好。她那双小时候舍不得丢的红袜子，一直放在柜台最里面的木盒里。

我有时会打开看一眼。

不是因为舍不得过去，而是想提醒自己，最开始让我动心的，就是这样一双破了洞的袜子。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你当年为什么敢借三百块钱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说：“不是敢，是不想再等。”

等丈夫发工资，等家里宽裕，等有人带我，等自己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开始。真要一直等下去，可能一辈子也迈不出第一步。

可迈出去以后，也没有什么奇迹。

第一天，我只卖掉一双袜子，还是因为买东西的大妈顺手照顾了我的生意。

第三十天，我卖了一百二十七块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那之前，我换过位置，记过账，挨过冷眼，跟家里商量过时间，也一次次把别人嫌弃的货重新分类。

那一百二十七块钱里，有我蹲在地上捡袜子时沾上的泥，有我在宿舍楼下喊破的嗓子，也有周建国替我换来的那一把零钱。

更有女儿抱着新袜子问我：“这是给我的吗？”时，我心里那一下酸楚。

后来生意做大了，我也进过鞋垫、棉手套和围巾，还给附近几个乡镇送过货。可我一直不敢把那段日子说成什么创业传奇。

因为我清楚，三百块钱对别人可能只是一次尝试，对我来说，却是全家的柴米油盐，是丈夫半年的积攒，是母亲从米缸边上抠出来的二十七块，也是我不敢输的理由。

我记得第三十天收摊时，天已经黑了。

周建国推着自行车，女儿抱着六双新袜子，跟在我旁边。市场里的灯一盏盏熄灭，许师傅在墙边锁鞋箱，远处还有卖豆腐的人在喊最后几声。

我把那一百二十七块钱贴身放好，摸了摸口袋，第一次没有觉得它太少。

因为我知道，钱少不代表路窄。

只要我还愿意走，明天就还能继续摆摊，继续进货，继续把一双一双袜子卖出去。

1988年，我借三百块钱从义乌带回一车袜子，第一天只卖一双，第30天卖了127块钱。

那不是我人生里赚得最多的一天，却是我第一次相信，原来一个没有背景、没有手艺、手里只剩三百块钱的女人，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一点点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