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36岁我在工地，和50岁大妈同住一间板房，中间就隔了一张薄板
我第一次见到赵桂芳，是在凌晨一点十七分。
那天我刚从三十七层下来，安全帽里的头发全湿了。不是下雨，是楼顶刚做完一段浇筑，水泥浆和汗一起顺着脖子往下流，衣领硬邦邦地贴在皮肤上。
宿舍区的灯坏了两盏，走廊里一半亮一半暗。我拎着饭盒，推开最里面那间板房的门，屋里传来一声呵斥。
“谁让你进来的？”
声音又尖又急。
我站在门口没动，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下铺边上，手里攥着一把螺丝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红色棉袄，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贴着一小块止血贴。脚边放着一个黑色塑料桶，桶里泡着几件衣服，水面上浮着一层灰。
她盯着我，螺丝刀尖对着门。
我说：“我是新分来的电工，老邱让我住这间。”
她没放下螺丝刀，问：“你叫啥？”
“陈海。”
“多大？”
“三十六。”
她上下打量我一遍，又问：“结婚没？”
我愣了一下：“结了，有两个孩子。”
她这才把螺丝刀放在床沿上，说：“那你睡上铺。我睡下铺。中间这块板别动。”
我打开手机手电，朝屋里照了一圈。
这间板房比别的宿舍宽一点，但也不过十来个平方。两张铁架床面对面，中间竖着一块白色胶合板，板子只到人的胸口往上再高一点，顶端离屋顶还有一截。板子边缘用几根铁丝固定着，风一吹，能听见轻微的颤响。
我的床在靠门这一边，上铺铺着一张旧凉席。床头没有插座，墙上挂着一件荧光背心。她的床靠窗，床下整整齐齐码着三个纸箱，箱子上分别写着“药”“冬衣”“孩子”。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问：“这板子是你弄的？”
“我弄的。”
“为啥？”
她看了我一眼：“挡风。”
“板房里还挡风？”
“挡人眼。”
她说完，低头继续拧一个小收音机的后盖。收音机只有巴掌大，外壳掉了一块漆，里面露着几根彩色电线。她把螺丝刀插进缝里，用力撬了两下，啪的一声，后盖弹开了。
我本来想问她挡什么人眼，后来觉得没必要。工地上什么人都有，住一间屋本来就尴尬，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我爬上上铺，把被子铺开。刚躺下，下面就传来她的声音。
“你晚上打呼噜不？”
“不知道。”
“翻身呢？”
“正常翻。”
“别越过板子伸胳膊。”
我探头往下看：“我没那么大胳膊。”
她没笑，拿起收音机在耳边晃了晃。里面发出一阵沙沙声。
“还有，晚上别带人回来。”
我坐起来：“我带谁？”
“我先把话说清楚。你是结了婚的人，我也是有家的人，住一间屋是没办法，别给人留下闲话。”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认真，额头上的止血贴因为表情变化翘了一角。
我说：“放心，我干完活回来就睡觉，不找麻烦。”
“那就行。”
她重新低下头，把收音机后盖装了回去。
收音机终于响了。男播音员在里面读一条新闻，声音忽大忽小，像隔着水传出来。我躺在上铺，闻到下面飘上来一股机油味，混着湿衣服和板房里的霉味。
那一夜，我们谁都没睡踏实。
她翻身时，铁床发出吱的一声。
我翻身时，中间那块薄板也跟着晃一下。
每晃一下，我都以为她要开口说话。
可她始终没说。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下楼时，才知道她叫赵桂芳，五十岁，湖北孝感人，在工地做夜间清运和材料登记。
她不属于我们项目部，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班组。谁缺人，她就去谁那里顶一夜。晚上看材料进场，白天帮着清理楼层垃圾，偶尔替门卫值班。
老邱把她带到我面前，说：“小陈，你俩先凑合住几天。女宿舍满了，附近村里的出租屋也涨价。赵姐人老实，你别嫌不方便。”
赵桂芳站在旁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两个馒头和一瓶咸菜，袋口扎得很紧。
她说：“谁嫌谁出去住，别互相耽误。”
老邱咧嘴笑：“都少说两句。”
我没接话。
那天上午，我在地下车库检修临时照明。头顶的线路乱得像一团麻，几条电缆被水泡过，外皮发白。我蹲在配电箱前拆线，旁边几个工人来回走，鞋底带着泥，踩得地面咯吱响。
中午吃饭时，工友孙铁柱端着碗坐过来。
“听说你跟赵姐住一屋？”
“嗯。”
“那可有福了。赵姐会修东西，宿舍里坏啥都能弄。”
“她还会修东西？”
“她以前在老家修过缝纫机，也修过收音机。手可巧了。”
孙铁柱压低声音：“不过她脾气怪，谁碰她东西，她能跟人吵半天。”
我往食堂窗口看了一眼。
赵桂芳正站在角落里，把几个工人退回来的饭盒一个个冲洗。她洗得很慢，每个饭盒都要用刷子沿着边缘刷一圈。食堂的大姐嫌她动作慢，说了句：“差不多得了，没人看你洗得多干净。”
赵桂芳没抬头：“洗不干净，明天味儿就出来了。”
“你就事多。”
“事多也比吃坏肚子强。”
她说完，把饭盒倒扣在铁架上，水珠沿着盒底一滴一滴往下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不是脾气怪，她只是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规矩。
而我，偏偏是最容易打破规矩的那种人。
我习惯下班把工装往床头一扔，袜子脱下来就放鞋里，电线钳和螺丝刀用完随手搁桌上。赵桂芳不说我，但第二天醒来，东西总会被她挪到一边。
我问她：“你动我工具了？”
她说：“扳手掉地上了，我怕你晚上踩着。”
“你叫我一声就行。”
“你睡得跟死了一样，叫不醒。”
“那也不能随便动。”
她抬头看我：“你工具上有名字吗？”
“有。”
“我没拿走，还是放桌上了。”
我看了一眼，扳手果然在那里，只是被整齐地摆在一块废纸板上。
她继续叠自己的衣服，嘴里嘟囔：“男人干活有劲，过日子没章法。”
我说：“你别一棍子打死。”
她说：“我见得多。”
这句话说完，她就不再理我。
我也没再说。
可当天晚上，我回宿舍时，发现中间那块薄板被她重新固定了一遍。铁丝换成了螺栓，板子稳了很多。我摸了摸螺栓，问：“你啥时候弄的？”
“下午。”
“你一个人？”
“还能有谁？”
“这板子挺沉。”
“沉就不能弄了？”
我看了看她手背。那上面有几道新划痕，结着薄薄的血痂。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一副棉线手套，放在她床头。
她皱眉：“干啥？”
“戴着，省得划手。”
她看了手套一眼：“我有。”
“你那副都磨破了。”
“还能用。”
“新的，拿着。”
她没有推回来，只说：“我不欠你。”
“谁让你欠了？”
“工地上的东西，拿了就得还。”
我说：“这是我自己买的。”
她把手套收进了床头的纸袋里，没再说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麻烦来了。
那天凌晨，工地进了一车钢管。赵桂芳负责登记数量，司机嫌她一根一根数得慢，递给她一包烟，让她按司机报的数字签字。
她没接烟，拿着手电把车上的钢管重新照了一遍，说：“少了三捆。”
司机骂她：“你一个临时工，管那么宽干什么？签你的字就完了。”
赵桂芳把登记本合上：“少三捆就是少三捆。”
司机把车门一摔，冲过来推了她一下。
她后背撞在车厢边，手里的登记本掉在泥里。她没摔倒，弯腰把本子捡起来，用袖口擦去封面上的泥。
我那时正在不远处给塔吊配电箱换保险丝，听见动静跑过去。
“怎么回事？”
司机指着赵桂芳：“她故意找事，不让车卸。”
赵桂芳把登记本递给我：“车上少三捆，合同上写的是三十六捆，他只拉了三十三捆。”
司机冷笑：“你看得懂合同吗？”
我接过登记本，翻到入场单。数字写得很潦草，但确实是三十六捆。旁边还有项目材料员的签字。
我对司机说：“少了就补齐。”
“你算哪根葱？”
“我不算葱。”我把登记本还给赵桂芳，“但你车少东西，就不能签字。”
司机瞪着我们，嘴里骂了几句，最后还是给货运公司打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补来的三捆钢管到了。
司机走的时候，回头冲赵桂芳说：“你等着，早晚让你滚蛋。”
赵桂芳把登记本夹在腋下：“我本来就是临时工，滚不滚不是你说了算。”
我看着她，第一次觉得这女人的脊梁比工地上的钢筋还硬。
回宿舍后，她把湿掉的登记本摊在桌上，用纸巾一点点吸水。
我问：“你不怕得罪人？”
“怕。”
“怕还顶？”
“怕也得顶。少三捆，最后从谁工资里扣？他们不会扣司机的，可能扣装卸工，也可能扣看门的。”
她把纸巾压在一页页纸上，动作很轻。
“人穷的时候，最不能丢的就是签字那一下。”
我没听懂：“啥意思？”
“签了，就等于你认了。以后别人说不是你的事，你也洗不清。”
她说完，把登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指了指那块空白：“我不想让人把我的名字写在不该写的地方。”
那晚我睡在上铺，一直想着她这句话。
第二天，项目部果然来了人。
材料员把赵桂芳叫到办公室，说她昨晚态度不好，影响司机卸货，今后不用她登记了，改去清理地下室。
赵桂芳回来时，脸色很难看。
她把手里的钥匙放在桌上，发出清脆的一声。
我问：“怎么了？”
“活被调了。”
“调去哪？”
“地下二层，清垃圾。”
“那不是更累？”
“他们说我不适合登记。”
她坐到床沿，鞋也没脱，脚尖在地上轻轻蹭着。
我说：“你可以找老邱。”
“找过了。”
“他说啥？”
“他说项目部的安排，他管不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把工具包拉链拉上：“那你别干了。”
她立刻抬头：“你说得轻巧。”
“干这种活还不如换地方。”
“换地方不要路费？不要押金？不要重新找活？你给我出？”
她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
我没想到她会冲我发火，一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盯着我：“你们年轻人说走就走，扛个包就能换工地。我不一样。我男人在医院，每个月的药不能停。我孙子下个月要交托管费，我女儿一个人带孩子，能指望谁？”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她转过身，把床头那只黑色塑料桶往里推了推。
“我不是不想走，是走不起。”
我没再劝。
晚上她去了地下二层。
她走后，我一个人留在板房里，觉得那块薄板比往常更宽。明明只有一掌多厚，却像把屋子从中间隔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地方。
凌晨十二点多，她才回来。
身上全是灰，裤脚湿到膝盖。她进门没有开灯，先在门口脱鞋，再拿毛巾擦脸。擦了两遍，毛巾还是黑的。
我从上铺坐起来：“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啥？”
“馒头。”
我下床，把自己的饭盒打开。里面是下午没吃完的两个包子，我热了一个递给她。
她没接：“我说吃了。”
“那就放着，饿了再吃。”
“你别可怜我。”
“一个包子，可怜谁了？”
她看着我，眼睛在黑暗里很亮。
过了几秒，她接过去，掰开一半，慢慢吃起来。
她吃得很小口，每一口都嚼很久。吃到最后，手里只剩一点面皮碎屑，她用指尖捏起来送进嘴里。
我问：“地下室到底啥活？”
“把碎砖、木方、废电线分开。还有几桶积水，得舀出去。”
“你腰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
她把饭盒盖上，放回桌上。
“明天你别等我，早点睡。”
我说：“我本来也没等。”
她看了我一眼，竟然笑了。
那是我住进来以后，第一次看见她笑。
笑得很短，像一根火柴刚擦亮就灭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上白班，她上夜班。我们在门口交接，像两班轮换的工人。我回来时，她刚要出门；我出门时，她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她每天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很整齐。黑色塑料桶放在床下，纸箱靠着墙，两个搪瓷碗叠在一起。她从不占我的位置，也不碰我的工具。
只是那块薄板上慢慢多了几处小孔。
有一天我问：“这些孔是干啥的？”
她说：“通风。”
我抬头看了看：“板房里有窗户。”
“窗户对着过道，晚上有人走来走去。”
“你怕人看？”
“谁愿意让人看？”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把一条旧床单缝到薄板边缘。床单原本是浅绿色的，上面印着褪色的花。她把床单裁成一条长布，用针线沿着板子的上沿缝了一圈。
我问：“你要把它遮起来？”
“嗯。”
“那以后不更闷？”
“总比一抬头就看见你强。”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我长得这么吓人？”
“你打呼噜前会张嘴，难看。”
“你还观察得挺仔细。”
她手上的针停了一下，耳朵似乎红了。
“隔这么近，想不听见都难。”
我没再逗她。
她把床单缝到一半，针尖突然扎进手指，血珠立刻冒出来。她把手指含进嘴里，眉头皱得很紧。
我说：“给我，我来。”
“你会缝？”
“缝电缆我会，缝布不知道。”
“那你别添乱。”
她把手指拿出来，用嘴吹了两下，继续低头缝。
我看着那条床单，忽然觉得它不是为了遮住谁，而是为了让她在这间屋里，至少还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第二天我从五金店买回来一根塑料窗帘轨道。
她看见了，问：“这啥？”
“装在板子上，床单可以拉开。”
“你买这个干啥？”
“你不是想遮吗？固定得结实一点。”
她拿过轨道，在手里掂了掂：“多少钱？”
“十七块。”
她从口袋里摸出钱。
我按住她的手：“算了。”
她立刻把钱拍到桌上：“拿着。”
“十七块还跟我算？”
“不是十七块的事。”
她盯着我：“我能自己买，就不用欠你。”
我把钱推回去：“那你去买。”
“已经买了。”
“谁买的？”
“我。”
“那你装。”
她拿起轨道看了两眼，转身从纸箱里找出一把钳子。
“你帮我扶着。”
我站到板子旁边，替她把轨道压住。她踮起脚，把螺丝一颗颗拧进去。因为够不着，她只好把一只脚踩在床架横杆上，身体向前倾。
我说：“你下来，我来拧。”
“你扶稳。”
“我扶着呢。”
“别乱动。”
她的肩膀碰到我的胳膊，隔着两层衣服，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热气。那一刻我突然有些不自在，手里的轨道差点松开。
她回头看我：“你抖啥？”
“没抖。”
“手都晃了。”
“你说话别靠那么近。”
她愣了一下，立刻从床架上下来。
“行，以后你自己弄。”
我知道自己说错了，但没立刻道歉。
她把钳子收进箱子里，脸色冷了下来。
晚上她照例去地下室，我一个人盯着那根还没装好的窗帘轨道，越看越觉得刺眼。
我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
人穷的时候，最不能丢的是签字那一下。
也许人孤单的时候，最不能丢的，是给自己留一块能关上门的地方。
第二天凌晨，她回来时，我已经把轨道装好了。螺丝拧得不算整齐，有一颗歪着，但轨道能滑动。
我把床单挂上去，拉开，又拉上。
赵桂芳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说：“你试试。”
她走过来，手指捏住床单边缘，慢慢往旁边拉。布料滑过轨道，发出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拉到尽头，薄板就被遮住了大半，只露出下面一截床脚。
她伸手摸了摸螺丝。
“你不是说十七块吗？”
“轨道十七，螺丝三块。”
“我给你二十。”
“不要。”
她从口袋里找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
“那就算我欠你三块。”
“你怎么总想着欠不欠？”
“账清楚，人才能睡安稳。”
我看着那枚硬币。
是一块钱的，边缘被磨得发亮。
她又从兜里掏出两枚五角的硬币，和那一块放在一起。
“现在不欠了。”
我拿起那三枚硬币，放到她床头。
“先放你这儿。以后我缺零钱再拿。”
她没有反对。
那晚她第一次把帘子拉上睡觉。
我躺在另一边，听见布帘后面传出她翻身的声音。声音很轻，跟以前不一样。中间没有铁板晃动，也没有谁因为担心对方醒着而一直保持一个姿势。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
过了几天，我发现赵桂芳的手腕开始肿。
她搬垃圾时，右手一直往下垂，回宿舍后拿筷子都不利索。她以为我没看见，吃饭时故意把碗放在左手边。
我问：“你手怎么了？”
“扭了一下。”
“去医院看。”
“不用。”
“肿成这样还不用？”
“工地上的人，哪有那么娇贵。”
“手坏了以后还怎么挣钱？”
“坏了再说。”
她说完把碗端起来，左手拿筷子夹了一口菜。筷子用得很不习惯，菜掉了一半在桌面上。
我说：“明天别去地下室了。”
她猛地抬头：“你给我发工资？”
“我替你去一天。”
“你白班呢？”
“请半天假。”
“你有钱烧的？”
“我有病。”
“那你去治。”
她说完把筷子拍在碗沿上，饭粒溅出来几颗。
“你别管我。”
“我不管你，明天你就得用这只手继续搬。”
“那也是我的手。”
她的声音不大，却很硬。
我压着火：“你以为我想管？你住我屋里，出了事我还得看着。”
“住你屋里？”
她站了起来，脸一下子变了。
“这屋是你的吗？你一个月比我多挣几百块，就觉得这是你的屋了？”
我也站起来：“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啥意思？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一开始说帮个忙，后面就觉得别人什么都该听你的？”
“赵姐，你别乱说。”
“我乱说了吗？”
她抓起桌上的那三枚硬币，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轨道你装了，我欠你三块。包子你给我一个，我也记着。你替我去半天，我是不是又欠你一天？以后你帮我一次，就能管我一次，是不是？”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她把硬币放在桌上，一枚一枚摆好。
“我不要你替我去。你管好你自己。”
说完，她拿着毛巾去了水房。
水房的门砰地关上。
我站在板房里，听见里面传来水龙头哗哗的声音。
那天晚上她没有去地下室。
她坐在床边，用左手给右手缠纱布。缠了一圈又一圈，始终缠不好。纱布松了，她咬住一头，用牙齿扯紧，再用左手按住。
我看了一会儿，问：“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我不管你，也不替你干活。我只帮你把纱布缠好。”
她没说话。
我走到她面前，等了十几秒，她才把纱布递给我。
我蹲下来，先把她手腕托住，再慢慢绕纱布。她的手背粗糙，皮肤上有许多细小裂口，掌心磨出了厚茧。
我问：“这样紧不紧？”
“松一点。”
我松了些。
“现在呢？”
“可以。”
我缠好后，把纱布尾端压住。
她看着自己的手腕，说：“我不是不识好歹。”
“我知道。”
“我就是怕欠人。”
“欠三块钱不算欠人。”
“我说的不是三块。”
我抬头看她。
她的目光落在窗外，没看我。
“我以前欠过别人情。欠到最后，连自己想干什么都得先问人家。”
她说得很慢。
“那时候我男人刚瘫，家里没钱，我跟娘家借了两万。那两万我还了五年。五年里，他们逢年过节就来提醒我，谁家老人住院我得去陪，谁家孩子结婚我得帮忙。后来我才知道，钱还完了，情还没完。”
她低头看着缠好的纱布。
“所以我不愿意欠。”
我说：“那我以后不替你做决定。”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她点点头，把那三枚硬币拿起来，塞进我手里。
“这三块我还是给你。”
“行。”
我没有再推。
她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上。三枚硬币落在她手心里，发出轻轻的响声。
后来我才知道，赵桂芳的丈夫并不是瘫在床上等她养活的那种人。
她丈夫年轻时在砖厂干活，腰伤以后一直不能重活，脾气越来越差。她女儿嫁得近，但女婿常年跑运输，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照看。赵桂芳出来干活，一半是为了药钱，一半是为了不在家里被所有人叫来叫去。
她说：“在家里，我是媳妇，是妈，是外婆，是谁都能使唤的人。出来干活，至少别人叫我赵姐，还得等我把活干完。”
我问：“你不想回去？”
“想。”
“那为啥还出来？”
“想回去和愿意回去，不是一回事。”
她说完，把一颗薄荷糖塞进嘴里。
糖纸是蓝色的，她没有扔，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床头的小盒子里。
那盒子里已经有十几个糖纸折成的小方块，大小都差不多。
我问她：“你留这个干什么？”
“孩子喜欢看，说这是小星星。”
“你还会折星星？”
“不会。折成什么算什么。”
她又拿起一张糖纸，慢慢叠起来。
我低头看着她的手，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对她了解得太少。只知道她五十岁，只知道她在工地上干活，只知道她有男人有孩子，却不知道她为什么每一笔钱都记得清楚，为什么不肯让别人替她做决定，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把废糖纸当成星星留着。
人跟人住在一间屋里，不等于真的靠近。
有时候，只是听见对方起床、咳嗽、走路和关门的声音。
真正靠近，是你终于知道那道声音背后，压着什么。
转眼到了九月。
工地开始赶二次结构，晚上加班越来越多。赵桂芳的手腕还没完全好，项目部又让她去做楼层清运。
那天夜里，她从二十层下来，刚进宿舍就把一双鞋脱在门口。鞋底裂开了，里面塞着一块折起来的纸壳。
她坐在地上，手指伸进鞋里，把纸壳掏出来。
“鞋坏了？”我问。
“底开了。”
“买双新的。”
“还能穿。”
“你那双鞋已经进水了。”
“买鞋不要钱？”
我拿出手机：“我这周发工资，给你转一百。”
她立刻把手机推开。
“不要。”
“你先买，发工资还我。”
“我说不要。”
“那你穿着这双鞋去搬东西，脚泡烂了自己受着？”
她抬头看我：“你是不是觉得给一百块很了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她把鞋重新穿上，脚后跟露在外面。
“陈海，我知道你是好心，可好心也要有分寸。你有老婆孩子，挣的钱不是你一个人的。我的鞋该我自己买，哪怕我买的是二十块的布鞋，也不用你掏钱。”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有出声。
她继续说：“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别以为住了几个月，就能替别人安排生活。”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
第二天我下班后，去附近市场买了一双最便宜的解放鞋。
我没有送给她，而是把鞋放在她床下，旁边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附近市场四十六块，鞋底厚，能试穿。不合适就退。
她夜班回来后，看见纸条，拿着鞋走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她回来，把鞋放在我床边。
“太大了。”
“你试了吗？”
“试了。”
“那退了换一双。”
她把鞋踢了一下：“我自己去换。”
“行。”
“这鞋多少钱？”
“四十六。”
她从口袋里掏出四十六块钱，放在我手心。
“我不是不领你的情。你帮我挑鞋，我接受。你替我买鞋，我不接受。”
我点点头：“明白了。”
她拿起鞋出门。
第二天，她穿着一双刚好合脚的黑色解放鞋回来。鞋面上还沾着一点白灰，她走路时脚步比以前稳了。
她站在门口问我：“这样行不？”
“行。”
“好看不？”
“工地上鞋都一个样，好看啥。”
她白了我一眼：“不会说话就闭嘴。”
我笑了。
她也笑了一下。
中间那块薄板上，床单被风吹起来，露出一条缝。两边的灯光从缝里照过去，在地上交叠成一小块亮斑。
那天晚上，我们各自躺在床上，没有人急着睡。
赵桂芳忽然问：“你媳妇知道你跟一个五十岁的女人住一间屋吗？”
“知道。”
“她没说啥？”
“她说，让我别欺负人家。”
赵桂芳沉默片刻：“她倒放心你。”
“她不是放心我，是不放心你。”
“为啥？”
“她说女人在外面干活不容易，让我少添乱。”
赵桂芳笑了一声：“你媳妇说得对。”
“她还说，能住单间就住单间，别让人说闲话。”
“那你咋没换？”
“项目部没空房。”
“现在也没空？”
“有一间，在门卫旁边，原来住两个保安，调走了一个。”
“那你去住啊。”
“门口太吵。”
“吵也比跟我住强。”
“你赶我？”
她隔着薄板说：“我巴不得。”
我翻了个身：“那我明天问问。”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帘子后面传来她整理被子的声音。
那一晚，我们第一次因为“搬不搬走”吵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真的去找了项目部。
门卫旁边那间房虽然空着，但没有窗，靠着厕所，晚上一直有人进出。项目部说可以住，不过要自己买锁，自己修灯。
我回来收拾东西时，赵桂芳正在床边洗脸。
她看见我把衣服装进袋子，动作停住了。
“你真要搬？”
“嗯。”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她把毛巾拧干，搭在脸盆边上。
“挺好。”
“我搬走，你一个人住这儿也方便。”
“本来就是我的房间。”
“你之前不是说不是你的吗？”
“现在是我的了。”
我没吭声，把工具包放进纸箱。
她站在旁边看着，忽然问：“门卫那屋能住吗？”
“没窗，靠厕所。”
“那你去干啥？”
“住一阵。”
“你媳妇让你去的？”
“没人让。”
“那你搬什么？”
我抬头看她：“不是你一直让我搬吗？”
她把脸盆里的水倒进门口的排水沟。
“我让你搬，你就搬？你多大人了，没有自己的主意？”
我被她说得心里发闷：“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她把脸盆放回桌下，手指在盆沿上擦了一下。
“我不知道。”
“那你别管我。”
“我没管。”
“你天天说让我搬，真搬了你又问。”
“我就是问问。”
“问完呢？”
“问完就算了。”
她背过身去，拿起床边那只装糖纸星星的小盒子，轻轻往里挪了挪。
我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袋子，拉上拉链。
那天晚上，我搬去了门卫旁边的空房。
房里确实没窗，厕所里的水声一晚上没停。半夜有人敲门找门卫，我刚睡着就被吵醒。到凌晨三点，我坐在床上，听着外面铁门一开一关，忽然想起赵桂芳那边的帘子。
不知道她是不是也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在食堂门口碰见她。
她端着一盆豆浆，脸色比平常更难看。
“搬过去后睡得好不？”
“挺好。”
“那就行。”
“你呢？”
“我也挺好。”
我们站在食堂门口，谁都没有走。
她看着我手里的饭盒，问：“你早饭吃啥？”
“没吃。”
“为啥？”
“起晚了。”
她把豆浆盆往旁边一放，从窗口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鸡蛋和一根油条。
“拿着。”
我没有接：“不用。”
“我让你拿着。”
“你不是说别管我？”
“两个鸡蛋也算管？”
“算。”
她脸色一下沉下来：“那你饿着。”
她提起豆浆盆转身就走。
我看着她背影，最后还是把塑料袋拿了过来。
里面的鸡蛋还是热的。
可那天之后，我们说话明显少了。
我下班不再回原来的板房，工具也不再放在那张桌上。她有时在走廊碰到我，只问一句“今天加班不”，我回答“加”或者“不加”，没有多余的话。
那块薄板被她从中间拆了下来。
听说她把板子靠在墙边，改成了晾衣架。
我偶尔经过门口，看见她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件挂在上面。床单、毛巾、工作服，在风里轻轻摆动，遮住半个门口。
我没有进去。
直到十月初，工地发生了一次小事故。
不是大事，但足够让所有人后怕。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地下室排水泵突然跳闸，积水漫过了电缆沟。几个工人不知道情况，提着照明灯往里面走，差点踩进沟里。
我赶到时，赵桂芳已经在入口处拦住了人。
她穿着那双黑色解放鞋，裤脚卷到小腿，手里举着一根长木棍。
“都别进去，电还没断干净！”
有人说：“里面还有工具，晚了明天没法干。”
“谁进去谁负责？”
没人说话。
我跑到配电箱边检查线路，发现总闸的标识贴反了。按理说断开的是地下照明，实际上切断的是排水泵。泵一停，水继续上涨，漏电保护器又因为线路受潮反复跳闸。
赵桂芳站在入口处，一直盯着水面。
有人不耐烦：“你一个清垃圾的，别站着碍事。”
她回头吼：“我不站这儿，你就踩下去了！”
那人被她堵得脸一红，转身走了。
我换了备用开关，又让人把水泵接到另一条线路上。半个小时后，积水慢慢退了下去。
项目经理赶来时，第一句话不是问有没有人受伤，而是问：“谁让你们停工的？”
赵桂芳把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放。
“我。”
经理皱眉：“你负责得起吗？”
她把自己的工牌摘下来，举到他面前。
“我不负责，我只是看见水里有电。”
经理说：“你一个临时工，懂什么叫漏电？”
我走过去，把拆下来的开关递给他。
“这个开关烧了，地下室线路标识也贴错了。刚才要是有人进去，后果不是停工两个小时。”
经理接过开关，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赵桂芳把工牌重新挂回脖子上。
“我没学历，也没证书，但我知道人掉进水里会死。这个不用培训。”
那句话说完，现场没有人再出声。
经理让人重新检查线路，又把她叫到一边，问她为什么提前发现危险。
赵桂芳说：“我在地下二层干了一个多月，哪里有积水，哪里有电缆，我比你们知道。”
经理问：“谁让你停工的？”
“没人。”
“那你就不怕担责任？”
“怕。”
“怕还拦？”
“怕出事，比怕担责任更大。”
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人穷的时候，最不能丢的是签字那一下。
她怕担责任，却还是站在了水边。
因为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等别人安排。
第二天，项目部把她调回材料登记。
不是升职，也没有多给钱，只是让她负责夜间进场记录，并且给她发了一双防水胶鞋。
她把胶鞋拿回宿舍，放在门口。
我问：“合脚吗？”
“合脚。”
“多少钱？”
“项目部发的，不要钱。”
“那挺好。”
她看着我：“你那屋还住得惯？”
“习惯了。”
“厕所晚上不响？”
“响。”
“那你还说习惯？”
“耳朵习惯了。”
她低头看着胶鞋，过了一会儿说：“陈海，你回来住吧。”
我没有马上回答。
她抬头：“我不是赶你回来。”
“我知道。”
“你可以不回来。”
“我也知道。”
“我是说，那块板子我重新装好了。”
我看向她身后。
原来那块白色薄板已经被重新立在两张床中间。上面没有床单，只有几个新打的螺丝孔。靠窗的一边还挂着一个小铁钩，钩上挂着她的工牌。
我问：“你为什么又装上？”
她说：“不装，衣服没地方晾。”
“那就当晾衣架。”
“随你。”
我走进屋里，发现我的床铺还在，凉席已经被换成一张旧棉垫。床头摆着一个新的插线板，电线沿着墙角固定得很直。
我问：“插线板哪来的？”
“材料员给的。”
“为什么给你？”
“我说房里没插座，夜里登记要充电。”
“你会开口要了？”
“我又不是哑巴。”
我把工具包放在上铺，拿起插线板看了看。
赵桂芳站在下铺旁边，问：“你媳妇同意吗？”
“我没问。”
“这么大的事不问？”
“她只说别欺负人家。你不让我欺负，我就回来了。”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你少贫。”
我把床单铺好，问：“你手腕还疼吗？”
“不疼了。”
“真的？”
“真的。”
“那你抬一下。”
她抬起手，故意在我面前转了两圈。
“看见没，好得很。”
我点头：“那行。”
晚上，她去值夜班之前，站在门口问我：“你要不要吃面？”
我说：“不用，我去食堂。”
“食堂今天只有馒头。”
“那我买泡面。”
“泡面没营养。”
“你又管我。”
“我就问一句。”
“那我吃。”
她转身进了食堂。
半小时后，她端回来两碗热面。面里没有肉，只有几片白菜和一个荷包蛋。她把其中一碗放到我面前。
“这是我自己煮的，别算账。”
“我没说算。”
“你心里会算。”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面。
汤有点咸，面煮得发软。
我说：“挺好吃。”
她说：“少说假话。”
“真的。”
她低头吃自己的那碗，没有再说话。
窗外塔吊的红灯一闪一闪，照在薄板上，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藏在板子后面，规律地跳。
那一晚，她没有拉床单。
我也没有问。
之后的日子慢慢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却又和原来不一样。
她还是夜班，我还是白班。她会把我的工具挪到桌子一角，但每次都会先问一句：“我能放这儿不？”
我会说：“能。”
我下班晚了，她不会留饭，只会把食堂剩下的馒头装进袋子里，放在门口。
我问她：“你怎么不直接给我？”
她说：“你要是没回来，我就拿去喂门口的猫。”
我说：“工地上哪来的猫？”
“那你管我有没有。”
我知道她其实是在给我留。
但她不愿意把这件事说得太明白，我也不拆穿。
有时候她在屋里折糖纸，我就坐在上铺修电筒。她把折好的小星星放进盒子里，一个接一个，颜色越来越多。
我问她：“你孙子还喜欢吗？”
“喜欢。视频里看见一个就问我，今天有没有折。”
“你多久回去一次？”
“等这个项目完了回去。”
“家里人催你吗？”
“催。”
“你不回？”
“回去也得等有钱的时候。没钱回去，买一张车票都要算半天。”
她把一颗黄色糖纸星星放在掌心里，朝灯下照了照。
“人不能光靠想家活着，还得先把日子撑住。”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一年到头在外面干活，给孩子打电话时，总说“等忙完这阵就回”。可这一阵接着一阵，孩子从幼儿园长到小学，我错过了第一次家长会，错过了大儿子换牙，也错过了小女儿学会骑自行车。
有一天晚上，媳妇打来电话。
我接通后，听见小女儿在那边哭。
“她怎么了？”
“你自己问她。”
电话换到女儿手里，她抽抽搭搭地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
“快是什么时候？”
我没回答出来。
以前我总觉得孩子还小，过几个月再陪也一样。那天我忽然想起赵桂芳说的话：人不能光靠想家活着，还得先把日子撑住。
可日子如果只剩下挣钱，也会把家撑空。
我对女儿说：“下个月五号，爸爸回去。”
媳妇在旁边问：“你能确定？”
“能。”
“工地让走吗？”
“我请假。”
“请几天？”
“七天。”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媳妇说：“那你把车票买了，别又改。”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桌边坐了很久。
赵桂芳问：“孩子？”
“嗯。”
“哭了？”
“嗯。”
“那就回去。”
“少七天活，可能少两千多块。”
“孩子哭一场，可能记好多年。”
她说完，把一颗绿色糖纸星星放在桌上。
“别把钱看得太重，也别把钱看得太轻。该挣的挣，该回的回。”
我把那颗星星拿起来，放在手机旁边。
五号之前，我把车票买好了。
赵桂芳知道后，问我：“你回来还住这屋吗？”
“项目部说我回来继续住。”
“那就行。”
“你呢？”
“我也在。”
“你不回家？”
“我男人的药还没买齐，等十号发工资再走。”
“差多少钱？”
她立刻抬头：“你又要管？”
“我就问问。”
“还差八百。”
“我借你。”
“不借。”
“那我预支工资给你。”
“不用。”
“赵姐，八百块不是大事。”
“对你不是，对我也不是大事。”
“那你为什么不拿？”
她把手里的糖纸折坏了，边缘皱成一团。
“因为我不想让你回家以后，跟你媳妇说，你在工地上还养着一个人。”
我一下站了起来：“我没有养你。”
“你现在没有，不代表别人不会这么想。”
“你是不是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坏了？”
“我不是把人想坏，我是知道人会怎么传。”
她把那张皱掉的糖纸展开，试着抚平。
“你对我好，是因为住一间屋。以后你回家了，孩子和媳妇在旁边，你还会觉得我可怜吗？你还会不会想起我没钱买药？”
我没说话。
她抬起头，眼睛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疲惫。
“有些关系，靠近的时候是真的，不能因为是真的，就把它带到所有地方去。”
这句话让我很久没出声。
我和她不是夫妻，也不是亲戚，更不是可以互相承担一辈子的关系。我们只是两个在工地上缺一间房的人，恰好被一块薄板隔在一起，又恰好在彼此最狼狈的时候，看见了对方。
我没有资格替她安排生活。
她也没有义务一直等我回来。
可我不想让这段关系只停在工地里，停在那间十来平方米的板房里。
我说：“那我不借你。”
她松了口气。
我继续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活。”
她皱眉：“什么活？”
“城南的家电维修铺，老板是我以前干活认识的。店里缺一个会修小电器的人，包午饭，按件算钱，住的地方自己找。活不比地下室轻松，但不用夜里搬垃圾。”
“我不会修家电。”
“收音机不是你修的吗？”
“那是小东西。”
“店老板说可以先试一个星期。”
“谁说我能去？”
“我说的。”
“你又替我答应？”
“我只替你问了，不是替你答应。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就算。”
她低头看着那张皱掉的糖纸。
“为什么帮我找？”
“因为你手腕受伤了还要搬垃圾。”
“就这个？”
“还有，你会修东西，干清运可惜了。”
她抬眼看我：“你这人说话，总要绕两圈。”
“直接说怕你不接受。”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糖纸重新折成一个小星星。
这次折得很慢，边角也不齐。
“店在哪儿？”
我把地址写给她。
她接过纸，看了看，问：“老板脾气好不？”
“比你差点。”
“那我不去。”
“他脾气比我差，你还能接受我，接受他应该没问题。”
她抬手要打我，手伸到一半又放下了。
“你回家以后，别老想着工地上的人。”
“我想谁是我的事。”
“你媳妇会不高兴。”
“她知道我住你隔壁。”
“隔着一块板。”
“嗯。”
“那就一直隔着。”
她说这句话时，脸色很平静。
可她手里的那颗糖纸星星，被她捏得变了形。
五号那天，我早早收拾好行李。
我没带太多东西，衣服装进一个旧旅行袋，工具箱托给同组的工友带回老家。赵桂芳那边也收拾好了，她要在我走后去城南维修铺试工。
她把床下的纸箱搬出来，里面东西不多：两件棉袄，一双布鞋，几本药品说明书，一盒缝衣针，还有那个装满糖纸星星的铁盒。
我问：“这些都带？”
“孙子要看。”
“你自己折的？”
“嗯。”
“他知道你折得不像星星吗？”
“他说像。”
她把铁盒盖上，锁扣咔的一声合住。
我把旅行袋提到门口，回头看那块薄板。
床单已经拆掉了，留下几个针眼。板子中间有一条旧裂缝，是我刚住进来那晚踢出来的。裂缝不宽，里面露出木头颜色。
赵桂芳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这板子也该换了。”
“项目部不给换？”
“说还能用。”
“它都裂了。”
“裂了也能挡。”
“挡不住了。”
她没说话。
我走过去，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小截透明胶带，沿着裂缝贴了一遍。胶带贴得不直，中间还起了个泡。
她站在旁边看着，问：“你就用这个修？”
“临时用。”
“能撑多久？”
“不知道。”
“那你还修？”
“先撑到它该换的时候。”
她伸手摸了摸胶带边缘，没有把它撕下来。
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说班车到了。
我提起旅行袋。
赵桂芳说：“回去好好陪孩子。”
“你去维修铺试工，别一上来就跟老板吵。”
“他欺负我再说。”
“别什么都自己扛。”
“你也一样。”
我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她把那个装糖纸星星的铁盒递过来。
“拿一颗。”
“干啥？”
“给你女儿。”
我接过铁盒，打开看了看。
里面的星星有蓝的、黄的、绿的，还有几颗用药盒上的锡纸折的，银光闪闪。每一颗都不太像真正的星星，有的歪着，有的皱着，但都被认真压过边角。
我挑了一颗橙色的。
她说：“别挑那个。”
“为什么？”
“那个是她最喜欢的。”
我换成一颗蓝色的。
她点头：“这个行。”
我把星星攥在手里：“谢谢。”
“不是给你的。”
“知道，给我女儿的。”
“你女儿问起来，就说是你折的。”
我看着她。
她别开脸：“孩子喜欢自己的爸爸做的东西。”
我把那颗星星放进口袋。
班车又在外面按了一声喇叭。
我背起旅行袋，下楼时，赵桂芳没有送我。她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到楼梯拐角，才说了一句：“陈海。”
我回头。
她扶着门框，声音不大。
“路上别把星星压坏了。”
我说：“不会。”
她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铁皮门合上的声音很轻。
回到老家以后，我把那颗蓝色糖纸星星给了女儿。
她拿在手里看了很久，问：“爸爸，这是你折的吗？”
我说：“是一个阿姨折的。”
“哪个阿姨？”
“工地上认识的。”
“她为什么给我？”
我看着女儿的脸，想起赵桂芳站在门口的样子。
我说：“因为她知道你喜欢星星。”
女儿把星星放在书桌上，第二天早上又拿到窗台上，说阳光照着更好看。
我在家待了七天。
第七天晚上，城南维修铺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赵桂芳试工通过了。她不只会修收音机，还能修电饭锅、电风扇和老式缝纫机。老板让她以后负责小家电检修，每个月底薪三千八，修好一件另算。
我问：“她愿意留下？”
老板说：“她说先干三个月看看。”
我挂掉电话，给赵桂芳发了条消息。
“听说你过了。”
过了十几分钟，她回复：“还行。”
我问：“老板没你脾气差？”
她回复：“比你差远了。”
我看着手机笑了起来。
媳妇从厨房探出头：“谁啊？”
“工地上的赵姐。”
“她找到新活了？”
“找到了。”
“那挺好。”
她擦了擦手，走过来问：“你们住一间屋那几个月，她没受你欺负吧？”
我说：“没有。”
“那你呢？”
“我也没有。”
媳妇看了我一会儿：“回工地以后，住门卫旁边那间，别再跟别人挤。”
我愣住了。
她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别人也不是。能给人留点地方，就给人留点。”
我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回城。
到工地时，工头告诉我，原来的宿舍已经重新分配了。门卫旁边那间房住进了两个新来的小工，赵桂芳那间板房只剩下一张床，另一边空着。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进去。
薄板还靠在墙边，裂缝上的透明胶带已经翘起一角。窗台上没有植物，桌上也没有那只旧铁盒。
我转身去找老邱，问城南维修铺的地址。
老邱说：“你去那儿干啥？”
“看看赵姐。”
“人家上班，你别打扰。”
“我带了东西。”
“啥东西？”
我没有回答。
下午下班后，我去了城南。
维修铺在一条旧街的拐角，门脸不大，玻璃柜里摆着电风扇、电饭锅和各种拆开的零件。赵桂芳坐在柜台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正用镊子夹一根很细的铜线。
她看见我，手里的镊子停在半空。
“你怎么来了？”
“路过。”
“你从城西路过城南？”
“我车坏了，走过来的。”
她看了一眼我身后：“你车呢？”
“修好了。”
她把镊子放下：“你这人说谎的时候，眼睛往左边看。”
“你还研究这个？”
“住过一间屋，能不知道？”
我把手里的袋子放到柜台上。
里面是我在老家带来的腊肠、茶叶，还有一双给她丈夫买的保暖袜。
她脸色立刻变了。
“这些我不要。”
“不是给你的。”
“那也不要。”
“我媳妇让我带的。”
她一下没说话。
我继续说：“她说你男人冬天脚冷，买双袜子不费什么。腊肠是我妈做的，家里还有。茶叶是我爸喝剩下的，嫌味淡，让我拿来给你。”
赵桂芳看着袋子，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媳妇知道我家里的事？”
“我说的。”
“你跟她说啥了？”
“该说的都说了。”
“你说我跟你住一间屋？”
“说了。”
“她没生气？”
“她说你帮过我，让我别把人情说成别的东西。”
赵桂芳盯着我：“她还说了啥？”
“她说，人与人相处，先把边界放好，才能放心来往。”
她低头看着那袋东西。
很久以后，她伸手把袋子拎了过去。
“袜子我收，腊肠我收，茶叶不收。”
“为什么？”
“我不喝茶。”
“你以前不是天天喝？”
“那是为了熬夜提神。”
“维修铺不用熬夜。”
“所以不喝。”
她把茶叶拿出来，推回给我。
我收进袋子里。
她又说：“东西我会记账。”
“随你。”
“袜子多少钱？”
“二十八。”
“腊肠算一百。”
“我妈要知道你这么算，得骂我。”
“那就一百二十八。”
“行。”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下“陈海，腊肠、袜子，一百二十八”。写完后，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已收。”
我说：“你写得跟欠条似的。”
“账清楚，人才能睡安稳。”
她合上本子，把笔放回抽屉。
那天晚上我在维修铺坐了两个小时。她给我看她修好的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戏曲。声音比以前住板房时清楚多了，没有沙沙的杂音。
我问：“你把它修好了？”
“不是我的。”
“以前那台呢？”
“坏得太厉害，没带。”
“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旧东西就是用来换新的。”
她说这句话时，语气轻描淡写。
可我知道，她不是在说收音机。
走之前，我问她：“以后还回工地吗？”
“可能回。”
“为什么？”
“维修铺是按件拿钱，有时候没活。工地虽然累，钱来得实在。”
“那你还想回去？”
“想不想不重要，能不能挣钱重要。”
我点点头。
她把一颗橙色糖纸星星递给我。
我没接：“不是说那颗给你孙子吗？”
“这颗是新折的。”
我拿过来，发现它比以前的都平整。四个角压得很实，表面没有皱纹。
“给我干啥？”
“你女儿不是喜欢吗？”
“她一个就够了。”
“那你拿回去，放工地上。”
“工地上放星星？”
“怎么不能放？”
她指了指柜台旁边那只拆开的电风扇。
“电风扇里还放螺丝呢。”
我把星星装进口袋。
她说：“别压坏。”
“知道。”
“你每次都说知道。”
“这次真知道。”
我走出维修铺，街边已经亮起了灯。城南的街道比工地热闹，卖炒粉的摊子在冒烟，骑电动车的人从身边一辆辆擦过去。
口袋里的糖纸星星硌着我的腿。
我伸手摸了一下，没有拿出来。
之后我们没有天天联系。
有时候隔两三天，她会发来一条消息：“你肩膀还疼不？”
我回复：“不疼。”
她会再问：“晚上有没有按时吃饭？”
我回：“吃了。”
她回复：“别回得这么快，像敷衍。”
我就拍一张饭盒给她。
她看完，只回一个字：“嗯。”
过了一个多月，工地临时宿舍又出了问题。
一个新来的工人因为喝酒，半夜把隔断板踹塌了。两个住一间屋的人吵了起来，差点动手。项目部让我去修，我把板子重新立起来时，忽然想起那块白色薄板。
我给赵桂芳发消息：“你那块板还在吗？”
她过了一会儿回复：“在维修铺后面。”
“没扔？”
“老板说可以当工作台。”
“你把它带走了？”
“嗯。”
“为什么？”
她没有马上回复。
过了很久，她才发来一句：“那块板挺结实。”
我看着那句话，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
那块板其实一点也不结实。它薄，旧，有裂缝，挡不住声音，也挡不住灯光。可它曾经把两个陌生人的生活分开，让我们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回来了，什么时候睡着了，什么时候心情不好。
它不能解决孤独。
但它提醒人，靠近别人之前，要先知道边界在哪里。
又过了半个月，赵桂芳回了工地。
不是回原项目，而是跟着维修铺的老板来给工地修一批旧电机。
我在楼下配电房见到她时，她穿了一件深灰色工作服，胸口印着“家用电器维修”。头发还是短的，手里提着工具箱，脚上那双黑色解放鞋已经换成了防滑胶鞋。
她看见我，先看我的肩膀。
“还疼吗？”
“不疼。”
“抬起来。”
我把胳膊抬到头顶。
她盯着看了两秒：“没骗我。”
“你不信我？”
“你以前说鞋坏了也能穿。”
“那是鞋，不是肩膀。”
“都一样，坏了才知道疼。”
维修铺老板在旁边喊她。
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你晚上住哪儿？”
“门卫旁边。”
“还没搬回去？”
“没。”
“那就对了。”
我问：“你晚上回维修铺？”
“回。老板的车送。”
“那你还进宿舍看看吗？”
她手指在工具箱把手上敲了两下。
“看什么？”
“看看那块板。”
“板在维修铺，又不在宿舍。”
“我是说以前那间屋。”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下午收工去看。”
下午五点，我们一起走到原来的板房。
门锁已经换了。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工人，一个在床上打游戏，一个蹲在门口洗袜子。中间那块板还在，但已经被他们贴满了广告和快递单。
赵桂芳站在门口，没进去。
她看了一眼靠窗的位置，又看了一眼我原来睡的上铺。
年轻工人问：“你们找谁？”
我说：“以前住过。”
“那你们现在还住这儿？”
“不住了。”
赵桂芳伸手摸了摸门框。
门框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她以前搬纸箱时留下的。她的手指停在那道划痕上，轻轻按了一下。
我问：“舍不得？”
她摇头：“有什么舍不得的。”
“那你摸什么？”
“看看有没有钉子。”
“门框上哪有钉子？”
她把手收回来：“我说有就有。”
我们站在走廊里，里面的两个年轻人说笑声传出来。一个人把游戏声音开得很大，另一个人骂他别吵。
赵桂芳忽然说：“那块板以前总晃。”
“嗯。”
“你刚来的时候，行李袋砸得床都响。”
“你还记得？”
“我记性好。”
“你第一次见我，拿螺丝刀指着我。”
“谁让你半夜进门不吭声？”
“我吭声了，是你没听见。”
“我听见了。”
“那你还问谁？”
她看了我一眼：“我得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你是不是会惹麻烦的人。”
“结果呢？”
她把目光移开：“还行。”
“只是还行？”
“没有给你打差评，已经不错了。”
我笑了。
她也笑了一下。
那笑比以前自然，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
我们从板房区走出来，夕阳照在工地围挡上，橙黄色的光铺了一大片。远处塔吊正在吊运钢筋，钢丝绳绷得笔直，吊钩在半空晃了两下又稳住。
赵桂芳问：“你回家那七天，孩子高兴不？”
“高兴。小女儿让我以后每个月都回去。”
“你答应了吗？”
“答应了。”
“能做到？”
“我把下一个工地的活改成了二十六天一结，至少每个月能回一次。”
她看了我一眼：“少挣不少吧？”
“少一点。”
“你舍得？”
“孩子长得比工地快。”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句话像你自己想的。”
“本来就是我自己想的。”
“那挺好。”
她走了几步，又说：“你不是说你要买个新手机给女儿？”
“买了。”
“多少钱？”
“三百多。”
“别乱花钱。”
“这是该花的。”
“现在知道什么钱该花了？”
“跟你学的。”
她停住脚步。
我也停住。
她转过身看着我，表情有点复杂。
“陈海，”她说，“你跟我学的那些，不能都拿回家用。”
“我知道。”
“你得学会跟自己家里人说话。”
“正在学。”
“别只会挣钱。”
“也在学。”
她点点头。
“那就行。”
那天分别时，我从口袋里掏出那颗橙色糖纸星星。
它已经被我压得有些扁，四个角也软了，但还看得出形状。
我递给她：“还你。”
她没接：“给你女儿的。”
“她现在有新的了。这个还给你。”
“你留着。”
“你折的，留在你那儿比较好。”
她这才伸手接过去。
糖纸星星落进她掌心里，她低头看了看，拿指尖把其中一个角压平。
“你一直带着？”
“嗯。”
“带这么久，怎么没扔？”
“工地上没垃圾桶。”
“少骗人。”
我没说话。
她把星星放进工具箱最上面的格子里，没有放进铁盒。
我问：“为什么不跟那些放一起？”
“这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合上工具箱。
“这个是你还回来的。”
她说完，提起箱子往前走。
我跟在她旁边，没有再问。
走到工地门口时，老板的车已经停在路边。赵桂芳打开车门，回头冲我说：“晚上吃饭了吗？”
“还没。”
“去食堂吃。”
“你不管我了？”
“我管不着。”
“那你还说？”
“顺嘴。”
她坐进车里，把工具箱放在脚边。车门关上前，她又把头伸出来。
“陈海。”
“嗯？”
“你以后别总住没有窗户的房间。”
“知道了。”
“也别总把钱攒着不花。”
“知道了。”
“肩膀不疼，也得注意。”
我看着她：“你怎么只记得肩膀？”
她说：“你身上最先坏的就是肩膀。”
“那要是别的地方先坏呢？”
她愣了一下，随即瞪我：“那就去医院，别硬扛。”
我笑了。
她也没忍住，嘴角弯起来。
车开走后，我在工地门口站了一会儿。
天已经黑了，远处楼体的照明灯一盏盏亮起来。人从我身边经过，有人拿着饭盒，有人扛着工具，有人边走边打电话。每个人都在往自己的地方去。
我低头看了看手掌。
掌心里没有糖纸星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几道粗重的纹路，指甲缝里还留着洗不干净的灰。
可我知道，有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三十六岁的我，仍然要在工地上干活，仍然要住板房，仍然要在一块薄板旁边睡觉。五十岁的赵桂芳，也还是要挣钱，要给家里买药，要把修好的电器一件件交到别人手里。
我们没有因为认识彼此，就突然过上轻松的日子。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住进新的板房，会先问同住的人：“你有什么规矩？”
对方说完，我也会把自己的规矩讲清楚。
窗帘该拉就拉，门该关就关，东西可以互相帮忙，但不能拿帮助换控制。谁的生活，谁自己做主。
每个月五号，我都会回家。
有一次回去前，赵桂芳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张维修铺的工作台，那块白色的薄板被锯成了两半，拼在一起，上面摆着螺丝盒、烙铁和收音机零件。她把原来裂开的地方保留在正中间，裂缝上那截透明胶带还在，只是已经发黄。
照片下面只有一句话：
“现在它不挡人了，能干活。”
我看了很久，回她：
“那就好。”
她又发来一条：
“你肩膀呢？”
我把胳膊抬起来，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
“没事。”
她回复得很快：
“别只拍胳膊，拍脸。”
我照做了。
照片里的我刚下班，满脸灰，头发被安全帽压得乱七八糟，眼角还有一道没擦干净的水泥印。
她过了一会儿回了一句：
“看着还行，没老。”
我握着手机，站在工地宿舍门口笑了起来。
身后是一间新分的板房，里面也竖着一块薄板。风从窗缝里吹进来，板子轻轻晃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响声。
我伸手按住它，等它稳下来，才推门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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