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只要稍微回顾以色列早期和近期的谈判历史，就不难发现，这种惊讶本身，以及寄望美国迫使以色列接受其不愿接受之事，都是幼稚的。至少自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情况一直如此。
在这份协议中，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坚持收回西奈半岛作为结束与以色列战争状态的条件。这是阿拉伯方面首次关闭一条对以色列而言范围最广、代价最高的战线。此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正式战争”基本终结，因为没有埃及，这类战争已难以为继。
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埃及借此从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与苏联结成的同盟转入华盛顿阵营。当时，美国因巴列维国王倒台并流亡埃及，失去了伊朗这一盟友。尽管在埃以协议前后，巴以之间曾有过多轮秘密或非正式谈判，但始终没有取得进展。
这项协议后来被黎巴嫩国内的分裂以及反对力量推翻。叙利亚也发起行动支持推翻该协议，并希望在此后，以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名义主导谈判进程。于是，整个地区的谈判一度陷入停滞，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仍在欧洲各国首都接触。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新秩序”被提出。阿拉伯各方，包括巴勒斯坦方面，与以色列展开谈判，最终促成《奥斯陆协议》，随后又在1994年达成以约“瓦迪阿拉巴协议”。
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确认了两国边境的平静状态，而这种状态自1970年“黑色九月”后就已存在。对以色列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份协议事实上确认了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定居地位。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至少占全国人口一半，其中多数人依据1954年法律已获得国籍。
协议还建立了两国之间的水资源和贸易合作。以色列继续与巴解组织谈判，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不同区域，其中面积最大、且水资源最丰富的C区，恰好位于约旦边界一带。以色列意图在任何协议之后继续控制该区域，从而将巴勒斯坦人排除在与安曼之间有关水资源和边界的安排之外。
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与埃及和约旦达成的协议不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都以失败告终。巴以谈判失败，是因为以色列自1948年以来始终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哪怕只是在被占领土上一小部分地区。
此后，巴拉克从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撤军。原因是，以色列国内对这场占领的反对不断上升，因为它在人命上代价高昂，而这种代价来自长期针对以军及其代理人的军事行动。最早发起这些行动的是黎巴嫩共产党左翼力量，随后阿迈勒运动也参与其中，后来几乎完全由真主党主导。
不过，以色列撤军时有意将舍巴阿农场排除在外。该地在主权上属于叙利亚，在地产所有权上则属黎巴嫩。这样一来，“抵抗”的理由得以保留，也为叙利亚、伊朗、真主党乃至以色列自身提供了借口，使这一紧张点得以持续存在，并周期性引来谈判与斡旋。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尽管以色列长期歪曲事实，但“为谈判而谈判”始终是其行为的基本原则。从伊扎克·沙米尔在詹姆斯·贝克施压下被迫同意与巴勒斯坦人会面开始——这种美国施压后来再未重现，包括冻结财政和军事援助这样的做法也未再出现。
到伊扎克·拉宾时期，以方谈判代表在《奥斯陆协议》中剔除了最关键的四个问题：定居点、回归权、耶路撒冷，以及对边界、领空和资源的主权；再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无论在拉宾遇刺前后，都曾数十次表示要撕毁《奥斯陆协议》残余内容，并明确反对以任何形式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整个过程中，以色列始终在拖延、回避，并持续扩建定居点。
这正是阻碍任何巴以和解可能性的首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原因。定居点扩张及其资金支持，以及扩张伴随而来的对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更多土地的侵占、对水资源的掠夺，以及新的军事检查站不断设立，在拉宾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刺杀前就已加剧，同时还发生了希伯伦清真寺事件。
在内塔尼亚胡胜选后，这一趋势继续延续。即便后来工党在巴拉克领导下短暂重新执政，情况也没有改变。以色列持续暗杀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官员，巴勒斯坦伊斯兰派别则以袭击行动回应。实地局势逐渐脱离拉姆安拉民族权力机构的控制。
此后并未出现任何“积极”进展。尽管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下的权力机构迎合美国、接受其条件并寄望于其承诺，尽管与以色列的会晤和谈判持续不断，尽管与哈马斯发生冲突并导致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分裂，但定居点和隔离墙仍在不断吞噬西岸土地。而加沙则在封锁和自2008年以来从未停止的战争中，变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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