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女子跟工友搭伙过了20年，熬到54岁忽然记起乡下还有个原配

四川一女子跟工友搭伙过了20年，熬到54岁忽然记起乡下还有个原配

周素芬的手是五十岁那年彻底坏掉的。

指关节肿得像泡发的黄豆，早晨起来要泡十分钟热水才能弯下去。工地食堂的刘姐说她这是风湿，让她少碰凉水。可食堂后厨哪有不碰凉水的？五百个人的土豆要削，三百斤的青菜要洗，冬天水刺骨，夏天水沤手。二十年了，她从打杂的帮工一路做到掌勺的，颠勺颠得右胳膊比左胳膊粗一圈，手腕上那道疤是当年炸鱼时油溅的，白花花地卧在那里，像条沉默的蚕。

跟她搭伙的男人叫孙国平，瓦工，比她大六岁。两个人合住在工地后面的板房里，中间拉一道布帘子，后来帘子撤了，床并了，日子就这么过下来。没人问他们领没领证，工地上这种事儿多了——两个人都拖家带口，拖不动了，就在外面另起炉灶。孙国平每月往老家汇钱，她也汇，彼此心照不宣，从不问对方家里还剩下什么。

那天黄昏她蹲在板房门口剥蒜。蒜皮薄脆，一捻就碎，风一吹，白花花的碎屑飘到孙国平的洗脚盆里。他刚从脚手架上下来，裤腿上沾着水泥点子，正拿热水泡脚。他的脚趾也是畸形的，大拇指外翻，指甲灰黄，干瓦工的人十个有九个这样。

她忽然停下手里的蒜。孙国平脚边放着收音机，里面不知哪个台在放川剧，咿咿呀呀的，像是《别洞观景》。那些拖长的腔调弯弯绕绕地钻进她耳朵里，勾出些黏稠的东西，像糖稀，化不开。

她想起另一个男人的脚。那双脚宽大，脚底板全是茧，踩在田埂上跟铁掌似的。那个人不爱洗脚，每晚她都要烧一壶水逼着他泡，他就憨憨地笑，说庄稼人脚脏洗不净。他叫周大贵，是她十九岁那年爹娘做主嫁的，就在隔壁县，走路翻两个山头就到。

她是三十五岁那年跑出来的。家里三个娃，大的刚上初中，小的还尿床。周大贵在矿上砸了腰，瘫了半年，她一个人种八亩地，喂两头猪，伺候老的小的。有天夜里她给周大贵擦身，擦到腰上那道蜈蚣一样的疤痕时，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说素芬你走吧，娃我来管。

她以为他说的气话。可第二天早晨，他把藏在枕头底下的四百块钱塞进她包袱里，那是矿上赔的抚恤金，他一直没舍得花。"走，"他说，"你这辈子不能折在这儿。"

她真走了。走的头三年每年往家寄钱，后来渐渐断了。不敢问，不敢想，怕一问就回不去。孙国平从不过问她的过去，就像她也不过问他家里那位瘫了十年的老婆。

剥蒜的手停下来。她看着孙国平的脚在水盆里轻轻晃动，水面映着板房顶上一盏昏黄的灯。二十年了，这双脚每天回来泡一泡，泡完了她递毛巾，他擦干，然后两个人对着一个搪瓷盆吃晚饭。日子过得像一锅反复加热的剩菜，说不上好，但也不坏，温吞吞地养着人。

可川剧唱到她耳朵里，那些山就一座一座地冒出来了。她想起周大贵瘫在床上那半年，每天傍晚她也烧水给他泡脚，他脚上的茧子被热水泡软了，她拿浮石给他搓，搓下一盆的皮屑。他从来不叫疼，就那么躺着，歪着头看她，眼睛又黑又亮，像是要把她看进骨头里。

"素芬？"孙国平的声音把她拽回来。他脚已经擦干了，端着小半盆水看她。"蒜呢？"

她低头一看，蒜还在手里攥着，皮剥得稀烂，指甲缝里嵌着白屑。她把蒜丢进碗里站起来，腿蹲麻了，一个趔趄扶住门框。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镇上。公共电话亭里，她拨那个二十年没拨过的号码——旧信封上的地址记不太清，但号码她居然记得，七个数字顺顺溜溜地从嘴里滚出来。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人，声音陌生，说找谁？她说我找周大贵。对方沉默了一下，说你是谁？她说我是他……话噎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

"他去年走了，"年轻女人的声音平得像水泥地面，"肺癌。"

电话那头传来孩子哭闹的声音，女人哄了两句，又回来问："你到底是谁？"

周素芬把电话挂了。话柄上湿漉漉的，她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走回去的路上经过一条河，她蹲在河边洗手，搓着指关节上那些肿大的疙瘩，搓得皮都红了。河水很凉，凉得她想起四川老家的井水，想起每年夏天周大贵从地里回来，一桶井水从头浇到脚，她在灶屋里骂他作死，他就呵呵笑。

她回到板房的时候孙国平已经下了工，正坐在床边补那双胶鞋。用鱼线缝，针脚粗得跟他这个人一样。他抬头看见她，什么也没问，继续低头穿针。过了一会儿他说："锅里热着饭。"

周素芬坐下来，端起碗。饭是剩的，菜是早上炒的，有点咸。她扒了两口，眼泪又掉进碗里，和着米饭一起咽下去。孙国平缝完了鞋，把针插在线团上，站起来走到她旁边，伸出那只水泥磨得粗砺的手，在她背上拍了拍，就两下，轻得像掸灰。

他说："明天歇一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手。"

她低头吃饭，嗯了一声。

那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周大贵还瘫在床上，她照例烧了水给他泡脚。水温刚好，他脚上的茧子泡软了，她拿浮石一点点搓。可搓着搓着，那双脚就变成了孙国平畸形的脚趾，灰黄的指甲，外翻的大拇指。她吓了一跳抬头看，床上躺着的人脸上半是周大贵的眉眼，半是孙国平的皱纹，合在一起，陌生又熟悉。

她惊醒过来。孙国平在旁边打着均匀的呼噜，一只手搭在床沿外，手指弯着，像要抓什么。她轻轻把那只手拉回来放进被子里，碰到的指关节跟她一样肿，一样硬。

窗外有月亮，照着板房前的空地上堆的砖和沙。再过两个月这个工地就要完工了，孙国平说下一个活在南边，问她去不去。她还没回他。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把后背对着孙国平的鼾声。二十年来她第一次想，那些堵在身体里的东西——那些说不出口的亏欠，那些流不走的眼泪，那些被生活腌渍得变了形却还在跳的心——它们走的是哪条路？能不能也像孙国平每天泡的那双脚一样，用一盆热水慢慢地、慢慢地通开？

天快亮的时候她翻过来，挨近孙国平的后背。他的体温透过来，暖的，实的。她闭上眼，在他后背的弧线上找到了一个凹陷，把头埋进去。

明天去医院看手。看完了手，再想想怎么回一趟四川。周大贵不在了，可山上还有三座坟——爹娘和他。她欠的纸钱，该去烧一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