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895年5月，辽东金州失守后，日军在清军阵地中缴获了大批火炮和弹药。那些武器并不寒酸，其中不乏德国克虏伯炮等近代装备。问题是，武器落到日军手里，立刻成为战利品；留在清军手中，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这件事很能说明甲午陆战的症结：清军输的并不只是枪炮，更是使用枪炮的制度、训练和战场意志。所谓“装备近代化”，在清军那里往往只是买来几批洋枪洋炮，并没有同步建立一支近代军队。
当时的淮军、练军中，确有部队装备了毛瑟枪、连珠枪和西式火炮，也有将领熟悉筑垒、测绘与炮兵协同。但各部武器来源不同，口径不一，弹药难以通用，训练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有的部队刚换上新枪，士兵却不会正确瞄准和维护。
日军的优势，不单在于三十年式步枪或山炮本身，而在于军队已经形成统一体系。征募、训练、编制、军法、运输和医疗彼此衔接，士兵知道谁下令，军官知道部队该往哪里去，后方也能持续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
平壤之战最能看出差距。1894年9月，清军在朝鲜平壤集结，叶志超统率各部构筑了多处炮台和工事，兵力一度达到一万多人。单看城防条件，清军并非没有一战之力，日军若强攻，也必须付出代价。
9月15日，日军从多路发起攻击。玄武门方向失守后，清军各部之间的联络逐渐中断，炮台也没有形成统一支援。叶志超判断形势不利，决定撤退。有人劝他固守，他只说：“兵力分散，不能再守。”命令随即传下，部队连夜退出平壤。
撤退本身并不等于失败，问题在于清军没有准备有组织的退路。道路、渡口和粮秣都未妥善安排，大批士兵携带不全，队形混乱。日军随后追击，清军伤亡、溃散严重，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也由此彻底转入日军手中。
鸭绿江防线的崩溃，则暴露出指挥体系的毛病。1894年10月，清军在鸭绿江一线部署兵力，虎山是义州通往九连城的重要屏障，却因宋庆、依克唐阿等部各自为战，主力没有集中使用。虎山守军数量有限，难以抵挡日军重点突破。
虎山失守后，防线迅速动摇。九连城一带的部队没有按照预案依次阻击，而是相继后撤，部分营伍甚至来不及破坏器械和储存物资。日军渡江后，凤凰城、宽甸、海城等地相继受到威胁，辽东门户被逐步打开。
有意思的是，清军并非完全没有敢战之人。1895年5月的南山战斗中，徐邦道率部抵抗日军进攻，部队曾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但其他方向缺少有效策应，金州守军又未能及时组织增援，徐邦道最终只能撤退。勇敢的局部抵抗，无法弥补全局指挥的失灵。
清军将领畏战，固然与个人能力和责任心有关，却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将领无能”。淮军本是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武装，依靠将领私人关系和乡土纽带维系。战时能否出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将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统一军令。
这种军队平日缺少完整的常备训练，战时临时调集，后勤则依靠地方筹粮、民夫运输。军官熟悉的是带兵守城和维持地方秩序，不是大规模机动作战。面对日军连续推进，清军常常不知道敌情，也不知道友军位置，只能凭借传闻行动。
日军的作战方式却已发生变化。步兵以火力掩护推进，炮兵寻找射界，工兵修筑道路和阵地，后勤部队紧随其后。士兵分散利用地形，不再密集站成一排承受炮火。清军即使拿着同样的枪，也很难打出同样的效果。
甲午战争后，清廷开始更加重视编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新军强调操典、队列、军制和近代军官培养，说明清廷已经看见，单纯购买武器无法挽救旧式军队。
然而，军队一旦拥有新的组织方式和教育背景，也会产生新的政治力量。甲午战场上那些被日军夺走的火炮，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战败的证据，更暴露出一个旧军制无法驾驭近代战争的根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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