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4年夏，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间作战会议室里，蒋介石面对江西中央苏区地图，部署第五次“围剿”。坐在参会人员中的莫雄，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少将，心里却清楚，这场军事会议决定的，可能是数万红军的生死。
与此前依靠快速推进不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堡垒推进、步步压缩的办法。国民党军修筑碉堡，控制交通和粮道，再逐渐向苏区腹地推进，目的不是冒险决战，而是把红军困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
这套计划在会议上得到不少人称赞。有人说：“如此布置，红军很难突围。”莫雄没有接话，只是默默记下关键内容。对他而言，会议结束并不意味着任务结束，真正危险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莫雄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长期在军政系统中任职。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并不认同，也逐渐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建立联系。由于身份特殊，他能够接触到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军事文件。
当天获得重要情报后，莫雄没有直接把消息带走，而是迅速联系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几人明白，普通传递方式极易被侦缉人员截获，必须让情报看起来像一件毫不起眼的东西。
经过商议，情报被设法写入字典一类的书籍中。具体文字经过特殊处理，平时难以察觉，只有掌握方法的人才能辨认。这个办法并不轻松，稍有差错，文件内容就可能暴露，传递者也会当场被捕。
承担送信任务的是项与年。为了避开沿途盘查，他把自己装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手里拎着破布袋，混在来往人群中向苏区方向赶路。这个选择看似寒碜，却有现实用处：盘查人员往往嫌弃脏乱，不愿在乞丐身上停留太久。
路过关卡时，哨兵果然把他拦下。“你到哪里去？”项与年低声回答：“讨饭，往南边走。”对方要求检查布袋，他只能站在原地，任凭对方靠近。就在情势最紧张时，哨兵被袋中的异味熏得皱眉，骂了几句，挥手让他离开。
项与年没有停留，直到进入安全区域，才把这份情报交到中央机关手中。由于一路奔波、衣着破烂，面容也发生变化，周恩来一时没有认出他。项与年表明身份后，周恩来才意识到事情紧急，立即拆阅材料。
情报的价值，很快显现出来。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推进方式以及封锁意图，说明苏区已经不适合继续采取原有的阵地防御。如果等到堡垒线完全合拢，红军将面临粮食短缺、机动受限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
中央领导人据此重新判断形势，决定保存主力，寻找突围机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约有8.6万人。需要说明的是，长征并非某一份情报单独造成的结果，而是军事压力、根据地处境和领导层战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莫雄提供的情报，关键在于让中央较早看清了“围剿”计划的性质。它没有替红军打赢一场战斗，却改变了决策窗口，使突围不至于等到敌军完全合围之后才仓促进行。这样的作用，往往比战场上的一次胜负更难察觉。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莫雄仍留在国民党系统内。他的身份越高，接触的消息越多，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国民党方面并非没有怀疑，只是地下工作讲究证据，在缺少直接把柄时，怀疑还不能立即变成逮捕。
卢志英后来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于上海。项与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地方工作，曾在辽宁任职。至于刘亚佛，公开资料相对有限，能够确认的细节并不多，不能随意补写其经历。
莫雄则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前后转赴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并没有忘记这位曾处在敌方军政系统中的特殊人物。毛泽东回忆中央红军突围和长征前后的情报工作，曾询问莫雄的下落，并叮嘱有关方面设法联系。
周恩来等人随后与莫雄取得联系。莫雄回到大陆后，受到接待和安排，参与广东地方工作，并担任广东省政协等方面职务。对一名曾经身处国民党军队、又长期承担地下任务的人来说，这份安排本身就是对其历史贡献的确认。
那场会议留下的，不只是纸面上的军事部署，还有一条极其隐蔽的传递链：莫雄取得情报，卢志英等人协助整理，项与年冒险送出，中央据此作出判断。任何一个环节中断，后果都可能完全不同。历史有时并不喧闹，真正改变局势的决定，可能藏在一本普通字典和一个“乞丐”的破布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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