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633年，山东吴桥一带，孔有德率领一批旧东江军倒戈，战火很快蔓延到登州。让明廷震动的，并不只是叛军来势凶猛，更在于这支队伍的骨干，大多出自毛文龙经营多年的皮岛军。这些人离开海岛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先后出现在明清易代的关键战场上。
毛文龙真正留下的，除了皮岛这块战略据点，还有一批能打仗、懂海防、熟悉辽东局势的将领。皮岛远离内地，粮饷常常不足，军中将领必须自己筹粮、练兵、侦察，甚至与朝鲜和辽东各方周旋。环境逼出来的能力，往往比纸面上的官职更可靠。
也正因为如此，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并未整体消失，而是出现了不同走向。有的人仍守着明朝，有的人因待遇、军饷和政治处境转而反叛，还有的人投奔后金，最终成为清军南下的重要力量。
李九成是其中极具冲击力的人物。吴桥兵变爆发后，他与孔有德等人相互依托，带着一部分东江旧部在山东作战。叛军一度接连击败明军，声势迅速扩大，迫使朝廷从各地调兵围剿。
李九成的特点很鲜明：敢冲，敢压阵，也敢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位置。这样的将领适合在乱局中打开缺口，却未必适合长期经营一支队伍。后来他在作战中被炮火击中身亡，叛军失去强力核心，局面很快发生变化。
有意思的是，孔有德后来名声远比李九成响亮，但这更多来自他投降后金后的经历。单论战场上的锐气和临阵表现，李九成并不逊色于孔有德。只是历史往往记住最后站稳的人，至于中途战死者，反而容易被一笔带过。
尚可喜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同样出身东江系统，却没有在吴桥兵变中押上全部身家，而是在明清战争中逐渐转向后金。入清以后，他长期经营广东，成为清廷倚重的藩镇将领。
南明永历政权时期，李定国曾进攻广东，尚可喜负责防守。广东战事持续多年，双方在肇庆、新会等地反复争夺。尚可喜能够凭借有限兵力守住要地，与他熟悉海岛军的组织方式、善于依托城池和水陆交通作战，有很大关系。后来他成为平南王，正是东江旧将转化为清朝军事力量的典型。
陈有时则更像传统意义上的猛将。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部矛盾加深，吴桥兵变的消息传来，他率旅顺一带兵马响应叛乱。此人作战勇悍，但缺乏足以改变全局的政治筹码，最终死在平叛战场上。
张焘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他曾参与东江军内部平乱，也在抵抗后金的战事中有过表现。后来奉命参与镇压吴桥兵变，却发现麾下士卒大多与叛军有旧，许多人临阵离去，使这位主将几乎成了孤军。
孔有德等人念及旧情，曾将被俘的张焘释放。然而，释放并没有换来朝廷的信任。张焘最终仍被处死，具体缘由与当时军政猜忌密切相关。皮岛旧部之间有袍泽情分，朝廷却更看重服从与控制，这种冲突在东江军中反复出现。
毛承禄是毛文龙的养子，也是皮岛旧部的重要人物。吴桥兵变时，他在广鹿岛任职，选择加入叛军。李九成死后，叛军内部失去主心骨，毛承禄在海上突围时被官军俘获，后来遭到严酷处置。
孔有德和耿仲明则成功逃出，转而投奔皇太极。皇太极看中的，正是他们熟悉明军编制、火器和辽东战法的经验。此后，他们率部为清军作战，在入关以及南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文龙当年招募和训练的将领，最终成了清军攻取中原的熟手。
毛文龙的副手陈继盛，曾提醒他提防袁崇焕。1629年，毛文龙在双岛被袁崇焕处死，陈继盛未能改变结局。此后，他一度主持东江事务，还曾与毛承禄等人请求为毛文龙申辩，但没有得到崇祯皇帝采纳。
陈继盛后来死于东江内部的争斗。刘兴治发动叛乱后，皮岛再次陷入火并，旧部之间的信任被彻底撕开。外敌尚未逼近，内部已经彼此猜疑，这也是东江军后来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沈世魁原本与军需、贸易关系密切，善于经营钱粮。他联合张焘等人平定刘兴治，随后掌握皮岛军政。沈世魁既有军事手腕，也有较强的权力意识，在岛上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
清军进攻皮岛时，沈世魁选择抵抗。皮岛孤悬海上，兵力、粮食和援军都十分有限，坚守本身就是一场豪赌。最终，东江军难以支撑，沈世魁被俘。关于他最后的处置，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皮岛作为明朝在辽东的重要支点，已经走到了尽头。
毛文龙死后，旧部没有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有人战死，有人被杀，有人守明，有人降清，也有人在内斗中消失。皮岛培养出的将领，像一把分叉的刀，分别刺向了明清战争的不同方向。红黑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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