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昏庸到什么地步？看他干的那五件事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公元1796年2月9日，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授受大典。八十五岁的乾隆把皇帝之位传给皇十五子颙琰，兑现了“不敢超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承诺。

仪式结束，嘉庆成了皇帝，乾隆成了太上皇。然而真正决定军国大事的人并没有变。乾隆早已明令，归政以后，凡用人行政及军国大事，他仍要“躬亲指教”。他甚至刻了一方印章，只有五个字：

“归政仍训政。”

皇位可以交，权力不能交。这个看似矛盾的安排，正是乾隆晚年许多弊政的总开关。此时的他并非突然失去判断力，而是越来越相信：只要权力仍握在自己手中，那个由他定义的“盛世”便不会结束。

## 皇帝换了，朝廷仍只听一个人的

第一件事，是禅位不交权。

嘉庆即位以后，仍暂居毓庆宫；乾隆也没有搬进为养老而修建的宁寿宫，依旧住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宫中重要诏令以太上皇的意志为准，嘉庆每天所做的，与其说是独立执政，不如说是“敬聆训谕”。

这不只是父子之间的尴尬，更制造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结构：名义上的皇帝无法独立决策，真正掌权的太上皇年事已高，朝臣则必须寻找一名能够准确传递乾隆意志的人。

这个人就是和珅。

第二件事，是把和珅推成了“第一朝臣”。

和珅并非毫无能力。他精通多种文字，办事敏捷，深谙宫廷规则。问题在于，乾隆晚年对他的使用早已越过正常边界。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和珅长期兼掌人事、财政、军政和宫廷事务。

嘉庆元年，阿桂退出中枢后，和珅的权势达到顶峰。

在一个高度依赖皇帝个人意志的体制中，和珅最重要的本领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迅速领会并实现乾隆的愿望。皇帝要庆典，他筹钱；皇帝要战功，他整理捷报；皇帝要证明天下太平，他便让朝廷少听见刺耳的声音。

和珅因而不只是一个贪官。他逐渐变成乾隆晚年统治方式的一部分：皇帝维持盛世体面，和珅负责寻找银子、筛选消息、安排官员。两者彼此需要，也让正常的行政秩序一步步失去作用。

## 官员犯了错，交银子也能过关

第三件事，是放任“议罪银”侵蚀法纪。

乾隆前期惩办贪腐并不手软，甘肃冒赈案等大案中，多名高级官员被处死。但到了晚年，一种特殊的处分方式越来越流行：官员有失职或其他过错，可以自行认缴数万乃至更多银两，以求减轻处分。

这些款项被称作议罪银，由军机处相关机构秘密登记，不少缴入内务府。对乾隆而言，这笔钱既能维持宫廷开销，又不必直接动用户部国库；对地方大员而言，交银可以保住官位，甚至继续留任。

可督抚、盐政和税关官员缴出的巨款，不会凭空出现。有人变卖家产，更多人则会从下属、商人乃至普通百姓身上层层找补。

于是，制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员为了弥补“罚银”而搜刮地方，又用搜刮来的钱换取宽免。原本用来惩戒过失的办法，反而让一些人产生错觉——只要能拿出银子，行政责任就可以讨价还价。

比制度本身更危险的，是乾隆已经不愿听见制度造成的后果。

第四件事，是逼直言者收回真话。

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批评督抚交银赎罪的做法。他还指出，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地方仓库存在亏空；自己沿途所见，不少商民“蹙额兴叹”。

这份奏折直接碰到了乾隆最在意的东西：盛世名声。

乾隆没有先全面清查亏空，而是要求尹壮图说清消息来自何人、见于何处，并派官员陪同他赴地方查验。沿途督抚早有准备，银粮可以临时挪借，账册可以提前整理。尹壮图自然难以查到真凭实据，最终只得承认原奏失实。

朝廷由此得到的不是地方真实情况，而是一份被安排出来的“天下无事”。

尹壮图事件的后果远比处分一个官员严重。它让满朝官员看明白：指出问题未必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先被要求证明自己没有诬蔑盛世。此后，地方更懂得报喜不报忧，中枢所见的天下也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安静。

## 五省烽烟未熄，他已经准备庆功

被奏折遮住的亏空，并不会因为尹壮图认错而消失。进入乾隆最后几年，地方官吏借查禁秘密教门之机敲诈勒索，流民、失地农民和贫苦百姓不断增多。到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爆发，随后波及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地。

这场战事很快暴露出清军内部的积弊。将领虚报战功，军需官侵扣军饷，地方官员借战争上下馈送。有些军队追击不力，却不断向朝廷索取粮饷；有些官员甚至把战争拖延下去，当作升官发财的机会。

第五件事，是战事未平，先把局部胜利写成新的盛世功绩。

嘉庆三年，清军擒获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乾隆得到消息后十分振奋，在上谕中宣称，自己在“武功十全之外”，又亲见“成此巨功”，并给和珅等办理军务的大臣加官晋爵。

可是，王三槐被擒并不等于起义结束。各支起义军仍在多省活动，战争一直延续到嘉庆九年。清廷为此投入的军费后来达到约两亿两白银，正规军的腐败和低效暴露无遗，许多地方不得不依靠乡勇、团练协助作战。

这便构成了乾隆晚年最刺眼的反差：前线的战争还在吞噬钱粮，京城已经按照“巨功”论功行赏；百姓承担着战乱与征派，太上皇仍在给自己的“十全武功”增添注脚。

他不是看不到一切问题，而是习惯了只接受符合盛世叙事的答案。和珅提供这样的答案，官员制造这样的答案，军报则把损失、冒功与侵饷压在捷报下面。

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嘉庆便开始处理军中冒功问题，随即解除和珅的军机职务；不到半个月，和珅被逮捕、抄家，最终赐死。嘉庆随后召回曾因揭露腐败获罪的尹壮图，并着手清查军需弊案。

这些动作来得如此迅速，恰好说明积弊并非无人知晓，而是过去无人能够真正触动。

所以，乾隆晚年的“昏庸”，并不只是年老健忘或宠信某一个大臣。它更像一种被长期成功强化的权力惯性：不肯交权、不愿听真话、拿银子替代问责、用亲信过滤信息，再用庆功维持盛世外观。五件事看似不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皇帝听到的天下越来越好，真实的国家却越来越难治理。

如果你身处当时的朝廷，是冒着获罪风险揭开亏空，还是先保住官位、等待新君亲政，哪一种选择更可能真正减少百姓的损失？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清史稿·和珅传》《清史稿·尹壮图传》，清史馆纂修史料

② 林新奇《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③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 郭成康、成崇德主编《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

⑤ 故宫博物院《青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宝》《和珅专权》《御制十全记》等专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