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女落入日军手中，一名日本军官冒险救下她，她却忍不住疑惑：自己难道真的遇到好人了吗？

十四岁

1941年农历十月，海南岛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

十四岁的黎族少女黄有良挑着稻笼，走出家门，往村外的水田去。

父亲在地里等着她。

稻子熟了，她要帮父亲收割。

她走过田埂，忽然听到几声喝叫。

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本兵。

稻笼从肩上滑落，砸在地上。

她转身就往山里跑。

日本兵紧追不舍。

她跑不动了。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了她，另一人剥开她的衣裙。

其他日本兵围在旁边，发狂大笑。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狠咬下去。

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

刀锋还没落下，一个声音喝住了他。

一名日本军官走过来。

他推开那个士兵，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黄有良说：“姑娘别怕。”

她愣住了。

军官遣走了那几个日本兵。

然后他反过来搂抱她。

她用力挣扎。

他没有强迫。

黄有良以为没事了。

她弯腰捡起稻笼，挑回家去。

她不知道那个军官什么时候跟到了家门口。

他拦住她，把她抱进卧室。

她遇到了“好人”？

这是黄有良一生中，唯一一次有日本人对她说过“姑娘别怕”。

很多年后，她向志愿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平缓，一字一句。

但那个午后的一切——稻笼、田埂、刺刀、那句“姑娘别怕”——像刀刻一样留在她九十年的生命里。

她当然没有遇到好人。

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

黄有良吓得躲了起来。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倒在地，毒打，做“四脚牛”——当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

黄有良得知后连忙回家看父母，再次被强奸。

那个军官认得她家的门。

天天来。

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她的父母。

日子从那个秋天开始，变成了一场没有尽头的凌迟。

架马村

架马村位于陵水县田仔乡，今属英州镇。

1939年2月10日，侵华日军登陆海南岛。

两年多后，1941年，日军占领了陵水县架马村。

他们在当地修桥铺路。

黄有良被强迫抓去和村里的大人一起当劳工。

白天做苦力，夜晚——如果那还能叫夜晚的话——日本兵来找她。

她十四岁。

日军在海南岛构筑了三百六十处军事据点。

在全岛设置慰安所七十六处。

藤桥有一座。

藤桥

1942年4月的一天。

或者说是1942年4月底。

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月份是确定的——1942年4月。

驻廖次峒架马村据点的日军军官，带着几名士兵，开着一辆卡车，闯进架马村。

他们抓了一批黎族少女，押上车。

黄有良在其中。

车往藤桥开去。

藤桥今属三亚市。

那里有日军分遣队营地。

卡车停在营地门口，少女们被赶下车，关进一座房子里。

和先行抓来的一批妇女关在一起。

门口有哨兵把守。

不准随便走动。

这就是藤桥慰安所。

据《日军侵陵史实概要》记载，日军在藤桥慰安所占中街龚家民房。

慰安所旁边就是日军据点。

黄有良后来回忆：“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

白天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不听话会被打。

我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有时强迫我做各种样子……”

整个身子像散了架。

每夜都要遭受折磨。

她多次想找机会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

但日本兵站岗很严，加上不熟悉路，无法逃走。

同伴中有一位汉族少女，趁天黑逃走，不幸被抓回。

日军把她打得死去活来，再将她禁闭。

黄有良看着这一切。

她记得非常清晰。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段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始终印刻在她的脑海中。

还有一名少女叫陈有红。

几名日军士兵要轮奸她，她宁死不从，惨遭毒打并被强暴，奄奄一息。

日军没有给她治伤，两天之后她含恨离世。

还有一位少女，抓来的当夜就被几名日军士兵强行轮奸，她不愿承受非人的折磨，咬断舌头自杀身亡。

黄有良记得她们的名字。

两年

从1942年4月到1944年6月，黄有良被关在藤桥慰安所，大约两年两个月。

七百多天。

白天洗衣、扫地、做杂工。

夜晚被日军蹂躏。

据同时期在海南其他慰安所做杂工的吴连生回忆，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要接客二十人次。

藤桥的情况不会更好。

黄有良后来很少提起这两年的具体细节。

不是忘了。

她记得很清楚。

是说不出口。

2000年，她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过一些片段。

2016年8月，陵水黎族自治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乙堆村，对她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口述史料搜集。

采访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黎芮希。

老人说一段，停几分钟，似乎在准备最准确的词语描述下一段。

黎芮希后来写道：“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老人，老人口述那段历史的时候出奇地平静，可是我在整理的时候眼泪一直止不住地流。”

假坟

1944年6月中旬。

同村的黄文昌来到藤桥日军营部。

他冒着生命危险。

他对日军说：黄有良的家人去世了，望她回家探望。

黄有良的父亲，其实还活着。

她在日军军营里苦苦哀求。

趴在地上磕头。

起初对方不同意。

再三哀求之后，日军终于同意她回家送葬。

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黄有良回到架马村。

推开门——父亲“好好的”。

她大吃一惊。

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

他们连夜行动。

拿着锄头、粪箕，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

然后举家连夜逃往他乡。

据说日本兵后来还曾到村里来抓黄有良。

但人已经不在了。

她活了下来。

和老人同时被日军强征的很多海南妇女，没有这么幸运。

回家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

她十九岁。

村里老一辈的乡邻们都知道她儿时被日军掳掠遭受凌辱的这段历史。

议论像潮水一样涌来。

“被糟蹋过”的女人。

她只能找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

那个男人比她小五岁。

父亲撮合的。

婚后生活并未给她带来安宁。

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她。

丈夫想当村干部，因为她的经历，选不上。

孩子有时也会说母亲。

“由于我有这段经历，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不清楚，背后议论……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黄有良老人曾亲口说。

她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

她控诉。

沉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有良从不向孩子们提起自己的那段遭遇。

儿子胡仁富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有过不幸的过去。

村落封闭的圈子总会引来许多流言蜚语。

但他从未听母亲亲口说过细节。

“她总是告诉我们要坚强，不要害怕被人瞧不起。”

黄有良把七十多年的伤痛咽进肚子里，一天一天地过。

日子过得已经没有“时间概念”。

她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四十公斤。

晚年已经不能下床，只能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

屋内物品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放着三个塑料盆和碗筷等生活用品。

一天中大多时候，她都在呆坐中度过。

坐在房间里，陷入冥想。

但她没有沉默到底。

东京

2001年7月16日。

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八名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被告是日本国。

诉讼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每位原告两千三百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元人民币。

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妇女。

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年长的十七岁。

黄有良七十四岁。

2001年11月28日下午，日本东京当地时间十三点十分。

黄有良在中日律师团日本律师和翻译胡月玲的陪同下，走进了东京地方裁判所。

代表八名中国海南妇女出庭作证。

庭审现场，坐在原告代表黄有良对面的，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日本法务省官员。

代理律师主述八名受害妇女的痛苦经历。

黄有良作证，控诉自己被害的经过和悲惨遭遇。

她讲的是黎语。

翻译胡月玲将黎语翻成汉语。

懂汉语的日方律师再将汉语翻成日文。

法庭里回荡着三种语言的声音。

黄有良是中国受害“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首位少数民族妇女。

开庭结束后，日本代理律师和黄有良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中日律师团的日方律师专门组织了支持会，向日本市民宣讲真相，反省战争，声援中国海南受害“慰安妇”。

一审

2006年8月30日下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

但是——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驳回诉求。

“没有告赢日本吗？

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

黄有良靠床而坐，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

他说，母亲知道了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该案原告之一的杨奶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二审

黄有良等人上诉。

2008年1月，八十岁的黄有良代表七位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离开海口前往日本东京。

她将在二审中出庭。

“官司上次打输了，我不甘心。

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公道！”

她说。

2009年3月26日下午。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

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终审

2010年3月2日。

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

维持一、二审判决。

终审败诉。

但法院承认了日军暴行和黄有良等受害的事实。

承认了。

不赔偿。

不道歉。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二十四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四个起诉案控告日本政府。

原告方全部败诉。

等不到

2017年8月12日晚上九点。

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赴日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乡乙堆村的黄有良阿婆，在家中含恨去世。

终年九十岁。

去世前一个星期，新华社记者探访了老人。

她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四十公斤，已经不能下床，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

去世前两天，她已经吃不下饭了。

“我老了，在等死……”她说。

但她等的东西，一直没有来。

“一定要赢，还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

这句话，儿子胡仁富听母亲说了很多遍。

“母亲身体不好，疾病缠身的她就是靠着等待裁定的决心才撑到现在。”

去世前，她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场诉讼。

还没等到公正的裁定，她就被岁月划去了名字。

随着黄有良的离世，对日诉讼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均已辞世。

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十四人。

葬礼

2017年8月14日。

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黄有良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

按照当地黎族传统仪式办理。

亲属和村里乡亲为她送行。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敬献了花圈。

她被安葬在距家二百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两排椰子树林立，茂盛的树叶从顶部“炸”出来，像浓绿色的礼花。

七十五年前，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

不远处，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是“日军抓了人，绑在上面打人用的”。

石雕师傅拿着吱吱作响的电锯，一点一点地在墓碑上刻下“黄有良”的名字。

葬礼结束后，小儿子胡仁富独自一人坐在灵堂前。

“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他说。

“我等不到了，你们替我坚持下去。”

黄有良曾对孩子们说。

胡仁富说，他会帮母亲把官司打下去。

九壮

回到1941年农历十月。

架马村外的水田。

那个喝止了士兵的日本军官，黄有良后来知道他的名字——“九壮”（音）。

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姑娘别怕”。

然后他把她抱进了卧室。

第二天，他又来了。

天天来。

黄有良曾对志愿者说，她以为遇到好人了。

她以为没事了。

七十多年后，九十岁的黄有良坐在乙堆村那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蜷缩着不足四十公斤的身体。

窗外是八月的海南，三十五度，烈日炎炎。

椰子熟了。

她也许还会想起那个午后——稻笼从肩上滑落，砸在地上。

一群日本兵。

一句“姑娘别怕”。

然后是卧室的门。

她没有等到道歉。

2017年8月12日晚上九点，她停止了呼吸。

那间十平方米的小瓦房里，除了一些止痛的药品和药膏外，什么都没有留下。

二十万

和黄有良一样，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共计二十万左右。

七十多年过去，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

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十四人。

她们老了。

身体饱受摧残，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

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从未间断。

最大的敌人，是岁月。

皱纹爬满全身，器官生了锈。

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她们答非所问，记忆错乱。

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没人等到。

黄有良等了一辈子。

1941年农历十月，十四岁的黎族少女挑着稻笼走在田埂上。

她听到喝叫，扔下稻笼，转身就跑。

她没有跑掉。

2017年8月12日晚上九点，九十岁的黄有良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瓦房里停止了呼吸。

这一次，她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