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龙凤胎后被阿联酋王子抛弃，带娃回国，19年后迪拜文件我愣住

楔子

我叫温以宁，每天清晨五点二十分，我都会准时打开店里那盏昏黄的日光灯，把门口“温家早点”的招牌擦上一遍。

这个习惯我保持十九年了，招牌上那四个字的红漆已经掉了三块，露出发白的木底子，我舍不得重新描，总觉得那颜色旧得刚刚好，像极了人过了半辈子以后才明白的那些事。

面粉袋子堆在后厨第二格货架上，有只流浪猫每天都从西墙那扇缺了半块玻璃的小窗跳进来，蹲在案板边上看我和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大事了，直到昨天下午，邮递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盖着一串曲里拐弯的外国字，那形状我十九年前见过，在迪拜，在哈利法塔脚下，在一个我不敢碰的地方。

第一章

那天下午店里正忙，蒸笼摞得老高，白气一阵一阵往外扑。我两只手在围裙上来回蹭着，刚送走三个要肉包子的建筑工人，转身就听见邮递员在门口喊：“温以宁，有你的挂号信，签个字。”

邮递员叫马德海，五十出头，骑一辆绿色电动车，后座两侧挂着两个帆布袋子，走街串巷送了二十多年信。他把牛皮纸信封递过来的时候，嘴上还叼着半截没点着的烟，含糊地说：“国外来的，迪拜，光邮费就花了不少钱，你看看是不是啥要紧事。”

我接过信封，手指头在封口那串外文上停了一下。那字弯弯绕绕，像蛇，又像沙漠里被风吹出来的波纹。十九年了，我头一回在现实生活里再看见和那个地方有关的东西。

信封很厚，里面鼓鼓囊囊，像塞了不少纸。收件人那一栏写的是中文，字迹工工整整：“中国 江城市 建设路128号 温家早点店 温以宁女士收”。寄件人地址我只能认出“Dubai”几个字母，其余的全是阿拉伯文，一个一个字母连在一起，像小时候老师罚抄写抄糊了的作业本。

“要签字。”马德海又催了一句。

我“嗯”了一声，拿过他的圆珠笔，在电子屏幕上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笔画落在“宁”字最后一竖时，手抖了一下，屏幕上的字迹出了格，马德海也没说啥，撕下签收条塞进上衣口袋，朝我摆摆手，跨上车走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个信封，像捏着一块烧红的铁。午后阳光从街对面那棵梧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信封上。信封正面有几个模糊的指纹印，不知是邮局的还是寄信人的。我翻过来看背面，封口处除了那串外文，还盖了一个红色的圆章，里面有个鹰的图案，线条很细，展开翅膀，中间是一行极小的英文字母。

店里有客人在催：“老板娘，再来一笼小笼包！”

我把信封塞进围裙前面的大口袋里，转身进了后厨。那口袋是我自己缝的，蓝底白点，平时装零钱和手机，如今装着一个从迪拜飞过来的东西，沉沉地坠在腰前，像揣着一块石头。

那天下午我照常和面、拌馅、包包子、蒸包子、收钱、擦桌子、关店门。一直到晚上八点，最后一盏灯关掉，卷帘门拉到底，锁头“咔嗒”一声扣上，我才从口袋里把那个信封摸出来。后厨还弥漫着一股葱花猪肉馅的气味，日光灯管闪了两下才亮全。我坐在平常择韭菜的小板凳上，把信封平放在膝盖上，用剪刀尖挑开封口。

封口粘得很牢，剪刀尖划了几下才开。信封里是一沓厚厚的文件，最上面一张是英文的，下面还有几张阿拉伯文，中间夹着一张对折的白纸，写着密密麻麻的中文，字迹和信封上的一样工整，像专门请人翻译过。我先看了那张中文纸，开头一行字是：

“尊敬的王后温以宁女士，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知您……”

我就看清了“王后”两个字，后面的字一个一个全在眼前跳，像锅里炸开的油星。我用力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那行字还在。

“王后温以宁。”

十九年前，在迪拜，在皇宫那间金碧辉煌的会客厅里，那个穿白袍的男人也这样叫过我。他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以宁，从今天起，你是我的王后。”他说的是英语，用的是“queen”，当时我英文不好，以为王后就是妻子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地方，王后可以不止一个，王子也不止一个，而我，只是其中之一，还是最不被承认的那一个。

我接着往下看，那张纸上写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酋长国，已故王子谢赫·哈曼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殿下，于公元2026年7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三岁。根据殿下生前所立遗嘱，其名下之部分财产及权益将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经我们初步核查，殿下与中国公民温以宁女士于2006年11月3日在迪拜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为双胞胎。该婚姻关系在殿下生前未办理任何解除手续，合法有效。因此，温以宁女士为殿下合法遗嘱继承人之一，其婚生子女亦享有合法继承权。”

“请温以宁女士及子女于2026年12月31日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及婚姻、子女出生证明文件，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酋长国遗产管理委员会办理继承登记手续。若逾期未办理，相关遗产份额将按无主财产处理，依法收归国有。”

“鉴于殿下遗产涉及金额巨大，且包含不动产、股权、基金、贵金属等多项资产，我们强烈建议您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妥善安排相关事宜。”

信的最后留了一个地址和一串电话号码，区号是+971，迪拜的。落款是“阿联酋迪拜遗产管理委员会 首席法律顾问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尔·法希姆”。

我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生怕自己看错了。看第一遍时，我脑子里嗡嗡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看第二遍时，我手指发麻，攥着信纸边角的地方湿了一小片，不是眼泪，是汗。看第三遍时，我听见后厨墙上那台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秒针每走一步都像敲在我太阳穴上。

哈曼德死了。

那个把我从中国接到迪拜、在皇宫里给我戴上金镯子、在我怀孕五个月时突然翻脸、在产房外头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把我送回中国、从此十九年没有任何音讯的男人，死了。

他死了，然后他的律师跨过大半个地球，把一份文件寄到江城市建设路128号温家早点店，上面管我叫“王后”。

我坐小板凳上，后背靠着冰柜，凉意一丝一丝透过围裙钻进脊骨。我低下头，看着脚边那袋刚拆封的低筋面粉，面粉袋上印着“雪花牌”，商标旁边有只蓝喜鹊，十九年一直用这个牌子。这只蓝喜鹊陪我的时间，比哈曼德长多了。

我把信纸折好，重新放进信封，又把信封塞回围裙口袋。然后我站起来，走到案板前，摸出明天早上要用的面剂子，一个一个地揉圆摆好。面剂子在掌心里滚来滚去，冰凉柔软，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晚我走回家时已经快十点。我们租的房子在建设路后头的桂花巷，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四楼，两室一厅，我和两个孩子在里头住了十六年。楼梯间灯坏了，我摸黑往上走，一步一个台阶，脚步声在楼道里弹回来，显得比平常响。

推开门，客厅灯亮着，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女儿温一诺坐在沙发上，两条腿盘着，膝盖上放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屏幕光照得她的脸发白。她听见门响，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声：“妈，你吃饭没？锅里有粥，我给你留的。”

儿子温一鸣从房间走出来，光着膀子，脖子上挂着条毛巾，瘦高的个子，站在房门口像根竹竿。他看了一眼我的脸色，皱了皱眉：“妈，你脸色咋这么差？今天是不是太累了？”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挂钩上，笑着说：“没事，就是今天风大，吹得有点头疼。”

一鸣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出来时端着一碗白粥，放在餐桌上，又拿了一碟酱黄瓜。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安静，像从小就这样，像他爸——不是哈曼德，是我爸，温一鸣的外公，那个已经去世十二年的老温头。

我坐在餐桌前喝粥。粥熬得刚好，米粒开花，不稀不稠。一诺也凑过来，把电脑放旁边，坐在我对面，托着腮看我。

“妈，”她叫我，声音软软的，带着点撒娇的意思，“今天我们学校系主任找我谈话了，说有个去阿联酋做交换生的名额，问我有没有兴趣。我一听阿联酋，就想起——就想起那地方，挺远的。”

我抬头看她。一诺的眼睛很大，眼珠子黑亮，像年轻时候的我。她这双眼睛和哈曼德不一样，哈曼德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一诺只有一鸣的鼻子和额头像他，那种轮廓分明的线条。这十九年，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哈曼德半个字，他们只知道自己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已经不在了。一诺长到十九岁，突然接到阿联酋交换生的通知，现在我又收到迪拜寄来的遗产文件——这世上的事，怎么就这么巧。

“不去。”我放下筷子，声音有点硬。

一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拒绝得这么干脆：“为什么啊？中东那边的设计专业挺好的，而且全额奖学金，不用咱家出钱。”

“我说了不去。”我站起来，把碗端到厨房水池边，拧开水龙头冲洗。水流声哗哗响，盖过了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我背对着两个孩子，手指头在碗沿上来回搓，瓷碗被洗得发烫。

一鸣在后面说：“妈，一诺就是问问，你别急。她这专业有交换名额不容易，先了解了解也没啥。”

我关掉水龙头，转过身，拿毛巾擦手。两个孩子都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困惑。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句：“阿联酋那地方太远了，你一个女孩子，我不放心。以后有的是机会，不差这一次。”

一诺“哦”了一声，没再坚持，合上电脑，说：“那我先睡觉了，明天还有课。”她站起身，走了两步又回头，“妈，你脸色真的不好，早点休息。”

我点点头。等她进房间关了门，一鸣还站在餐桌旁没走。他看着我，目光定定的，带着十九岁男孩特有的那种敏锐和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抬头看这个和我一般高、甚至比我高半个头的儿子。他站在客厅那盏旧吊灯下，肩膀很宽，胳膊上有一道从小拉架子车留下的旧疤。十九年前我抱他回来的时候，他才五斤三两，小得像只剥了皮的兔子，现在他站在这里，像堵墙，像座山。

“没事。”我笑了，笑得很淡，“就是今天收到一封信，老家那边一个亲戚，说想过来住几天。”

一鸣皱了下眉：“哪个亲戚？”

“你不认识，远房的。”我岔开话，“你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帮你妈搬面粉。”

一鸣看了我几秒钟，没再多问，转身进了房间。房间里很快传来他翻身的动静，床板吱呀响了两下，安静下去。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头顶吊灯把影子拖在水泥地上，又长又瘦。我走到窗前，拨开那层洗得发白的旧窗帘，往外看。桂花巷的黑夜很安静，巷口有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圈里，几片枯叶在地面上打转，像无家可归的人。

从四楼看下去，那棵桂花树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轮廓，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像在说着什么。我站了很久，久到脚底发麻，才转身回了房间。

房间里没开灯，我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盒盖上是一对龙凤图案，描金的，有些地方磨得露出铁皮本色。这个盒子是我从迪拜带回来的唯一东西，里面装着什么，我十九年没动过。我把它抱到床上，借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一点光，慢慢打开。

盒子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两只金镯子，很小，婴儿戴的，内圈刻着阿拉伯文。另一样是一张照片，照片边角起了毛，泛着黄。照片上，一个穿白袍的男人和我并肩站在海边，身后是湛蓝的波斯湾，男人的手搭在我肩上，我笑得见牙不见眼。那天是我到迪拜的第七天，哈曼德带我去海边，他说：“以宁，我给你拍张照，以后你会怀念今天。”

我当时说：“我为什么要怀念今天？以后每天都会这样。”

他没回答，只是笑了笑，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我十九年没翻出来看过，一直锁在铁盒子里，锁在衣柜最底层，锁在桂花巷四楼这间朝北的小房间里。我以为只要不翻开，就什么都不会想起来。可今天，一封信从迪拜飞来，把一切全翻出来了。

我把照片翻到背面，上面有一行褪色的字，是我自己写的，蓝色圆珠笔，写了十九年还没褪尽：

“2006年11月3日，迪拜，哈曼德说他会永远对我好。”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尖在“永远”两个字上停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放回盒子，盖上盒盖，重新塞回衣柜底层，拉上门，躺到床上，拿被子蒙住头。

被子里一片漆黑，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起一伏，像海浪。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迪拜，站在一片金黄色的沙漠里，太阳很大，晒得人眼睛睁不开。远处有个人骑着骆驼走过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我认出那是哈曼德。他停在我面前，从骆驼上跳下来，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想听清他说什么，可风太大，把他的声音全吹散了。

然后我醒了。窗外天还没亮，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四点五十分。我掀开被子下床，穿衣服，洗脸，出门去店里。

推开“温家早点”的门，打开日光灯，一切如常。我站到案板前，开始和面，面粉飞扬起来，呛得我咳嗽了一声。那只流浪猫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蹲在案板边看我，眼睛绿莹莹的，像两颗从迪拜带回的玻璃珠子。

我揉着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诺要去阿联酋的事，得拦下来；那封信的事，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 第二章

接下来三天，我像往常一样开店、收店，该和面和面，该包包子包包子。表面上看着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可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那根弦绷得一天比一天紧，紧得吃饭时牙关都发酸。

那封信被我藏到店里收银台底下最里层的抽屉里，和一摞旧发票、几本破账本、半盒橡皮筋锁在一起。抽屉钥匙我天天揣在贴身衣兜里，晚上睡觉都不取出来。

一诺到底没再提交换生的事，像是被我一盆冷水浇下去就灭了火。她照常上课、画图、做作业，晚上回来帮我择菜做饭，周末去学校美术馆帮忙布展。可我注意到，她看我的时候，眼神里多了点什么，说不上来，就是偶尔我背对她时，能感觉到她盯着我的后背看，像在找我身上哪个地方藏着秘密。

一鸣更是安静得过分。他每天早起帮我去店里蒸包子，七点半再去工地上班。他在江城三建当水电工学徒，一天十个小时，灰头土脸地回来，冲个凉就坐在阳台上抽烟，抽完烟就回房睡觉。他从来不问我信的事，也不问一诺交换生的事，好像那些都跟他没关系。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他心里在琢磨。

第四天傍晚，六点多，我在后厨调肉馅，一诺放学回来，书包往店里角落的小桌上一搁，探头进来说：“妈，今天做啥？我帮你。”

我说不用，让她上去歇着。她说：“不累，我坐这儿跟你说说话。”她搬个小凳子坐我旁边，手里拿一根洗好的葱，一点点剥外面的干叶子。

“妈，”她剥了一会儿，忽然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手上的筷子在肉馅里搅着，没停：“我瞒你什么？”

“我不知道。”她顿了顿，“就是感觉。你最近老走神，昨天给客人找零钱，多找了人家十块。还有前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你站在阳台上，站了快一个小时。”

我笑了一下：“站阳台上怎么了，我睡不着，吹吹风。”

一诺说：“你以前不这样。”

我停下手里的活，偏过头看她。她蹲坐在小凳子上，两条细腿蜷着，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这姿势让我想起她小时候，三四岁那会儿，天天蹲在我脚边，仰着脸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那时候我总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赚钱了，等钱赚够了就回来。”后来她大了，不再问了，我也就再没提过。

“我是在想，今年中秋要不要回你外婆家过。”我编了个话，“你外婆年纪大了，腿不好，我看哪天抽空回去一趟。”

一诺“哦”了一声，显然没全信，但也没再逼问。她低头继续剥葱，剥完一根又拿一根。后厨里只有筷子搅肉馅的声音，还有窗外传来的车喇叭声，一下一下，像在催什么。

那天晚上关店后，一鸣回来了。他比平时晚了一小时，进门时脸色不太好看，衣服后襟上破了一块，像是被什么东西刮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工地上搬钢管，擦了一下。”

他进卫生间冲凉，水声哗哗响。我坐在客厅里补一诺的校服袖口，一针一针地缝。一诺在旁边对着电脑改方案，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这样的晚上，我们这个家里发生着最平常的事，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压着什么，谁都不说。

又过了两天，一诺忽然在饭桌上说：“妈，学校那个阿联酋交换生的事，我还没正式回复人家。系主任说，报名今天截止，我得给个准话。”

我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

一鸣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一诺，没吭声。

我放下筷子，尽量让自己语气平和：“我不是说了吗，不去。”

一诺说：“妈，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阿联酋怎么了？不就是个中东国家吗？我同学说那边的大学挺好的，而且……”

“不为什么。”我打断她，“我是你妈，我不让你去，这就是理由。”

一诺看着我，眼睛里突然涌上一点泪光。她咬着下唇，好一会儿才说：“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你不让我去阿联酋，和你抽屉里那封外文信有关，对不对？”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一鸣也放下筷子，坐直了身子，目光锐利起来。

我看着他俩，从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们早就商量过了，至少沟通过，今天是有备而来。

“什么外文信？”我还在装，但声音已经有点发飘。

一诺说：“三天前，我在收银台底下找零钱，抽屉没锁严，我看见了那个牛皮纸信封。封面上有英文，有阿拉伯文，寄件地址写着Dubai。妈，你别骗我，我看得懂。”

我沉默了。后厨里，那台旧冰箱“嗡嗡”地响了一声，像替我叹了一口长气。

一鸣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稳：“妈，不管那封信里写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小孩子了。”

我看着他，又看一诺。两个十九岁的孩子坐在我对面，神色认真得让我心口发紧。他们当然不是小孩子了。可在我眼里，他们永远是那个我一只手抱一个、在机场里挤过人群、浑身是汗地从迪拜飞回来的婴儿。

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前，蹲下身，掏出钥匙，打开最底下那个抽屉。信封还在，和旧发票、破账本、半盒橡皮筋挤在一起。我把它抽出来，拿到餐桌上，放在两个孩子面前。

“你们自己看吧。”我说完，转身回了房间。

房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一诺拆信封的窸窣声。那声音像一把小刀，把十九年的封口一点一点划开。

我坐在床沿上，背对房门，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一层薄汗。窗外桂花树的影子映在玻璃上，被风吹得晃动，像一片一片的黑纱。我想起十九年前那个深夜，在迪拜一家私立医院的产房外，我疼得浑身发抖，两个护士一左一右架着我，我喊了三个小时，最后听见一声细弱的啼哭，接着又一声。护士把两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抱到我面前，说恭喜。我躺在产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问了一句：“他呢？”

护士没听懂，以为我问麻醉师，回了一句阿拉伯语。我没再说话，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进耳朵里，又凉又痒。

哈曼德没来。在我进产房前三天，他就再没出现过。我在医院里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是占线。后来是他的一个助手来了，穿一身黑西装，站在我的病床前，用很标准的英语说：“殿下让我转告您，孩子们出生后，会安排您和孩子返回中国。相关费用已经支付完毕，您不用担心。”

我那时候刚生产完不到一天，浑身没力气，可我还是挣扎着坐起来，抓住那个助手的袖子，问他：“哈曼德呢？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我是他的王后啊！”

助手很轻地把我的手从袖子上掰开，说了句让我记了十九年的话：“女士，您可能误会了。殿下有很多事要处理，没有办法过来看您。另外，关于‘王后’这个称呼，您最好以后不要对别人说了。迪拜的王室，不是您想的那样。”

他说完，朝我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了。病房门在他身后无声地合上。我坐在那里，两个婴儿在旁边的摇篮车里一左一右地哭，哭声叠在一起，像在比赛谁的嗓门更大。

那天以后，我一口奶水都没有了。两个孩子从生下来就喝奶粉，从迪拜到中国，一路二十多个小时，奶粉冲了一瓶又一瓶。我抱着一个，另一个就躺在旁边座位上，用包当护栏。飞机上冷气很足，我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他们身上，自己冻得牙关打战。

回到江城那天，下着小雨。我爸到火车站接我，看见我怀里抱两个、背上背一个包，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他一句话没说，接过包，拦了辆三轮车，把我们娘仨拉回桂花巷。那晚他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俩荷包蛋，端到我面前，说：“吃。”

我吃了一口，眼泪掉进汤里。他蹲在门口抽烟，抽到一半，说了句：“回来就好，爸在呢。”

一诺和一鸣的名字是我爸起的。一诺，一诺千金；一鸣，一鸣惊人。他说这俩孩子命苦，起个硬气点的名字，好养活。他那时已经知道自己肺上有毛病，一直没告诉我，直到四年后倒下，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临走时，他把两只金镯子塞到我手里，说：“镯子别卖，留着给一诺一鸣，这是他们的根。”

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这镯子是哈曼德给的，不知道孩子们的父亲是谁，不知道迪拜在哪里。他只知道，女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带着两个孩子，瘦得不像人，以后日子一定很难。他把自己攒了半辈子的钱全给我了，存折上三万七千块，是他做木工做到七十岁攒下的。

我把存折收下了，一分没动，存在银行里，每年到期转一次，十九年，从来没取过。那本存折现在还在铁盒子旁边放着，和那两张旧照片、两个金镯子一起，锁在衣柜最底层。

门外，一诺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妈！妈你出来！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我爸——那个人，他是迪拜的王子？他死了？他去——他留了遗产给我们？”

她的声音颤得厉害，像一根拉满的弦。接着是一鸣的脚步声，走到房门口，停住了。

我站起来，抹了一把脸，拉开房门。

两个孩子站在客厅里，一诺手里攥着那封翻译信，指节捏得发白，脸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一鸣站在她身后半步，两只手垂在身侧，攥成拳头，又松开，又攥上。他看着我，嘴抿成一条线，眼眶却红了。

我点了点头：“都是真的。”

一诺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那这十九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我们一直以为——以为我爸早就不要我们了，以为他是坏人……”

“他确实是坏人。”我说。

一诺愣住。一鸣也看着我，眼睛里的情绪复杂得让我不敢多看。

我说：“他确实是坏人。他把你妈妈一个人扔在迪拜，扔下刚出生的你们两个，连面都没露过。他确实不要我们了。所以这十九年，我不说，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不需要知道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王子、什么王后，那些都是假的，像做梦一样。梦醒了，我带着你们回到中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这比什么都强。”

一诺眼泪流得更凶，走到我面前，把信纸举起来：“可这上面说，你们的婚姻有效，我们是他的合法子女，他有遗产留给我们。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没有爸爸，我们只是——只是被爸爸抛弃了。被一个王子抛弃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我看着她，声音很轻。

一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一鸣在后面终于开了口：“妈，他死了。”

我转头看他。

“他死了。”一鸣重复了一遍，喉咙里像含着一把沙子，“一个死人，不可能再抛弃谁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最深的那块地方。十九年，我一直把哈曼德当成一个活着的人去恨。可今天，一鸣提醒我，他死了。死人不会再来，也不会再走。他永远停在了那个叫迪拜的地方，停在了我够不着的另一头。

我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拿起茶几上的凉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两口，才开口：“他把我们扔下的时候，你们刚出生三天。现在他死了，留了一封信，说他是王子，说我们有继承权。可这十九年，你们在学校被同学追着骂‘没爸的孩子’，一诺发高烧到四十度，一鸣被工地钢筋划破胳膊缝了九针，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过冬天，交完房租口袋里只剩八块六——这些时候，他在哪？现在他死了，寄来一封信，就想让我们回去认他、继承他的遗产？我不稀罕。”

一诺坐到我旁边，把信纸放在桌上，手还发着抖。她努力控制着情绪，说：“妈，我不是稀罕他的钱。我就是——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对你？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十九年，他真的从来没有想起过我们吗？”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睛里那股执拗的、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的光。我忽然觉得很累，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诺，妈真的不想再提了。”我说。

一诺没再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肩上，眼泪一滴一滴渗进我的衣服里。一鸣站在旁边，像一截沉默的树桩，好一会儿才去阳台抽了根烟。

那晚很晚，我才把整件事和孩子们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得很慢，像在翻一页一页泡过水的旧账本，每翻一页，都有什么东西从纸面上剥落下来。

我告诉他们，2006年秋天，我二十七岁，在江城一家外贸公司当翻译。有一天，公司接了一个中东客户的单，老板说对方是阿联酋的商人，来江城考察工厂，需要找个英语翻译。我去了。那个商人就是哈曼德。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王子。他跟我说他叫哈曼德，做石油生意的。他穿得很低调，一身灰色西装，说一口带阿拉伯口音的英语。我陪他跑了三天，看工厂、谈价格、吃饭。第三天晚上，他请我在江边一家餐厅吃饭，坐在窗边，外面是长江大桥，灯光一串串倒映在江面上，像碎金子。他说：“以宁，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女孩。”

我笑了，说：“你们中东男人都这么会说话吗？”

他没笑，很认真地看着我：“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带你去迪拜，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国家，我的家乡。”

我当时只觉得这个外国人在说疯话。我们才认识三天。可没想到，他后来真的一直联系我，打电话、发邮件，每隔一天就打国际长途，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他跟我说迪拜的沙漠、骆驼、海边的风，说他住在海边一栋大房子里，说他想娶我。

我那时候年轻，没谈过恋爱，被这样一个成熟、有钱、会说情话的男人追了三个月，心就软了。他在电话里说：“以宁，嫁给我，来迪拜。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说我爸妈怎么办，我工作怎么办。他说他可以给我办签证，可以给我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什么都安排好。

2006年10月底，我辞了工作，跟他说我答应了。他高兴得在电话里连说了三遍“太好了”。然后很快，有一家旅行社的人联系我，帮我订了机票、办了签证。11月1号，我从江城出发，飞到上海，再转机去迪拜。

那是2006年11月1号，我二十七岁，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浦东国际机场的登机口前站了二十分钟，手里攥着一张去迪拜的单程机票。机场广播里在喊我的名字，一遍一遍，像在催我上一条不归路。

我上了飞机。

到了迪拜，哈曼德到机场接我，穿着一身白袍，站在接机口，朝我张开了双臂。我扑过去，他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说：“我的王后，欢迎回家。”

然后他带我去了海边那栋大房子。房子好大，门口有喷泉，花园里种着椰枣树，有专门的司机、管家、仆人。他跟我说，在这里，我就是女主人。但他也告诉我，出门要低调，不能随便跟别人说我们的关系，因为他的家族情况有点特殊，要慢慢来。

我那时候昏了头，觉得只要他爱我，怎么样都行。我们在一起过了十几天，甜蜜得像泡在蜜罐子里。然后11月3号，他带我去一个地方登记结婚。不是我想象中的教堂，也不是中国的那种民政局，就是一个装修豪华的办公室，有几个穿制服的人，用阿拉伯语念了一些文件，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他告诉我只要签字就行。我签了。

那张结婚证书我只看了一眼，上面全是阿拉伯文，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我觉得自己真的结婚了，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他说，仪式以后再补，等他跟他父亲正式说了我们的事之后，会在皇宫里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信了。

没过多久，我发现怀孕了。哈曼德知道后很高兴，说：“太好了，如果是男孩，我父亲一定会更高兴。”我问他：“如果是女孩呢？”他笑着说：“女孩我也喜欢，只要是你生的。”

怀孕五个月时，他的态度突然变了。他开始不接我的电话，开始夜不归宿，开始有仆人在背后议论，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我问哈曼德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你少问，安心养胎。”我说我想出去工作，他不让。我想去逛街，他不让。我想给家里打电话，他让管家给我买电话卡，但只能打给家人，其他人不行。

我像被关在笼子里。那栋海边大房子成了我的牢笼，窗户玻璃明晃晃的，外面是蓝得不真实的天和海，可我就是出不去。

快到预产期时，我下体有轻微出血，管家把我送到医院。从那时起，哈曼德就再没出现过。我在医院里一个人生了两个孩子，痛得死去活来。生完之后第三天，他的助手来了，跟我说那些话。我那时候终于明白，我只不过是他养在金屋子里的一只鸟，现在他不要了，连笼子带鸟一起扔出来。

我的英文不够好，很多法律上的事情都不懂。在医院里，他的助手让我签了几份文件，说是送我和孩子回中国的手续。我用颤抖的手签了。我太绝望了，只想快点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让我恶心的金色牢笼。

2007年3月，我带着满月的龙凤胎，从迪拜坐飞机回中国。除了两个婴儿、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还有那两只金镯子，我什么都没带。哈曼德给我的所有珠宝、手表、名牌包，我一件没拿。那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我的两个孩子。

回到江城，我什么都没有了。辞了工作，没了收入，带着两个吃奶的孩子。我爸收留了我们，让我在他那儿住下。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出去打零工，给外贸公司做兼职翻译、去商场做促销、帮人看店、发传单。最苦的时候，我一天打三份工，晚上回家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可一看见两个孩子在床上睡得香，我就觉得，再苦也值得。

一诺和一鸣两岁时，我在建设路上开了一家早点店。门面很小，不到十平米，是找一个远房表叔租的。我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和面、蒸包子，六点开门，卖到十点收摊，下午再去菜市场买第二天要用的菜和肉。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能糊口，还能攒点钱给两个孩子买奶粉、交学费。

我爸生病后，我把他接到店里照顾。他走的那年冬天，一诺和一鸣才六岁，跪在灵堂前，给外公磕头。他们不明白，最疼他们的外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了。我站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掉。不是不哭，是哭不出来。人的眼泪流到一定程度，就干涸了，只剩下一副空壳。

我从桌下摸出一包纸巾，给自己擦脸。一诺一直靠在我肩上，呼吸慢慢平稳下来。一鸣还站在客厅里，背靠着墙，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满脸都是汗。

“妈，”一鸣忽然叫我，“我想去迪拜。”

我猛地抬头看他。

“一诺去交换生，我去找那个什么遗产管理委员会。”他看着我，眼神坚定得近乎凶狠，“我要问问他们，我爸到底留了什么东西给我们。不是贪他的钱，我要去看看，他最后有没有一句话留给我们。要是没有，我们娘仨就回来，继续过我们的日子。要是有——我得知道，我得替我妈知道。”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着什么东西，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一诺从我肩上直起身，脸上的泪已经干了，只剩几道发白的痕迹。她说：“妈，让我哥去吧。我也去。我们一起去。”

我看着他们，眼前模糊了一下。朦胧里，我好像看见十九年前那个在迪拜机场里抱着两个孩子、浑身发抖、连路都走不稳的年轻女人。她站在异国的候机楼里，看着满世界肤色不同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现在，她的两个孩子站在她面前，说要带她回去，回到那个她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

我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

“让我想想。”我说。

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又像什么都没说。一诺和一鸣回房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黑暗里，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扇门，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过了很久，我做了个决定。

## 第三章

我决定去迪拜。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是被一鸣那句话砸出来的。他说：“我要看看他最后有没有一句话留给我们。”这话像根刺，扎进我心里就拔不出来。我把哈曼德恨了十九年，恨他的冷血，恨他的抛弃，恨他让我从一个满怀幻想的傻姑娘变成如今这个满手面粉的中年妇女。可我从来没想过，他临死前，到底有没有想起过我们。他留下一份遗嘱，把我们列进去，这算不算想起？还是说，那只是他的律师按照法律程序办的，根本与他本人无关？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凌晨两点，我听见一鸣的房间里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一下，没响，又一下，着了。他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店里。蒸笼里的包子该啥时出锅还啥时出锅，客人该收几块钱还收几块钱。我站在蒸笼后面，看热气把玻璃门熏得雾气蒙蒙，门外的人影来来往往，模糊得像走马灯。马德海骑着电动车经过，车铃响了三声，那是他每天跟我打招呼的方式，我探出头去朝他点点头，他摆摆手走了。

上午十点收摊后，我锁了店门，坐公交去了一趟城南的公证处。那里办事的人不多，我取了号，坐在不锈钢长椅上等。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哎呀，我儿子那房子的事，我跟你讲，公证必须做，不做将来麻烦大！”我听着，心里慢慢沉淀下来。

轮到我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戴副方框眼镜，说话细声细气：“您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我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掏出那封信，推到她面前：“我想咨询一下，这种国外的文件，说要继承遗产，我该怎么办。”

姑娘接过去，翻了翻，脸色认真起来：“阿姨，这是迪拜寄来的？阿联酋的遗产继承？”她顿了顿，“这个涉及外国法律，比较复杂。您需要先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然后再看对方要求您提供的材料。婚姻证明、出生证明这些，您都有吗？”

我摇摇头：“婚姻证明当时在迪拜签的，我手里没有。孩子们出生在迪拜一家医院，应该也有证明，但那时候我走得太急，什么都没带。”

姑娘说：“那您得想办法联系对方，看他们那边能不能提供一些证明，或者您去迪拜当地的公证部门调取。另外，您最好请一个擅长涉外遗产继承的律师，这种人命的钱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动产、股权，很复杂。”

“我不想去。”我说。

姑娘愣了一下：“那您今天来……”

“我是帮我孩子打听的。”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和面而变得粗糙的手，手指关节处有几道裂口，一碰水就疼，“他们想去迪拜。我得知道该怎么办，不能让他们两个孩子一点准备都没有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

姑娘看了我几秒钟，眼镜片后面有光闪了一下。她放低声音：“阿姨，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成年了，有些事情确实应该让他们知道。不管您以前经历过什么，至少在法律上，他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父亲的事情。您别太担心，现在国际交通方便得很，而且这个信看着挺正规的，应该不是骗局。不过您一定要把材料准备好，别空着手上门。”

我“嗯”了一声，跟她道了谢，拿着包走了。外面太阳很大，白晃晃地照在水泥地上，我走了几步，后背就汗湿了一片。

回到店里，我坐在收银台前，用手机搜了一下“迪拜遗产管理委员会”。屏幕上的字很小，我眯着眼看，费劲地读了几条中文新闻，有讲阿联酋遗产法改的，有讲外国人在迪拜继承遗产纠纷的，有讲中国人被骗去中东维权的。一条一条，看得我心惊。但有一条新闻让我停住了：“迪拜王储去世，遗嘱公开，其中涉多名外籍继承配偶。”新闻里没有指名道姓，只说是某位王室成员，享年六十三岁。

六十三岁。哈曼德享年六十三岁。对上了。

我关掉手机，坐在那里发了好长一会儿呆。六十三岁，我二十七岁那年跟了他，他比我大十一岁，今年该是六十三岁。他死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十九年，我和他中间隔着十九年的空白，这空白天很长，长到我有时候会怀疑那几年的迪拜生活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是不是我做的一场太久太久的梦。

可两只金镯子还在。一诺和一鸣的额头、鼻子还在。他们俩长得其实挺像哈曼德，尤其一鸣，侧脸那个角度，从额头到鼻梁，再往下到下巴，那条线就像从哈曼德脸上拓下来的。我每次看见一鸣的侧脸，心里就疼一下，所以我总是习惯从正面看他，正视时反而没那么像。

正想到这儿，手机响了，是一诺的微信：“妈，我今天跟系主任谈了一下，交换生的事还没彻底推掉，老师问我到底考虑得怎么样，让我周五前给他答复。”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九宫格上按了一会儿，又删掉，再按，最后只回了一个字：“知道了。”

放下手机，我把抽屉里那封信又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那串电话号码。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像在数蚂蚁。然后我站起来，走到后厨，把手机贴在耳朵边，按下了拨号键。

国际长途接得很慢，听筒里“嘟——嘟——”地响，每一声都拉得很长。我心跳得厉害，手心攥着信封的边角，攥得纸都皱了。

“Hello, this is the office of Al-Fahim Legal Consultancy……”电话那头传来一口标准的英语，声音温和而机械，提示我按键选择阿拉伯语或英语。我英语口语还能应付，就跟着提示按了“2”。

转接音又响了两声，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这次说的是英语：“我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尔·法希姆。请问哪位？”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才用有些生涩的英语说：“我是温以宁。我收到了你们的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音，接着那个声音变得清晰而郑重：“温女士，您终于联系我了。请允许我表达对殿下逝世的哀悼，以及对我之前那封信可能给您带来的震惊深感抱歉。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

“我的孩子，”我停了一下，“我的孩子也知道了。”

“这很好。”穆罕默德律师说，“因为他们同样是合法继承人。温女士，我必须告诉您，殿下的遗嘱中特意提到了您和您的孩子。不是公式化的法律程序，而是他亲口口述、由我记录的。有些话，我想当面向您和您的孩子说明，电话里不方便。”

“什么话？”我追问。

“请原谅，这些内容非常私人，殿下要求我当面转达。他希望他的遗言只在他的家人面前被宣读。温女士，您是殿下的第一任合法妻子，您的孩子是他的长子和长女。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的心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又像被一盆热水从脚浇到头。我扶着冰柜，闭上眼睛，一字一字地说：“我不会去迪拜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那地方，我一辈子不想再回去。”

穆罕默德律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理解。但温女士，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您。您如果不来，有些属于您孩子的东西，您将永远无法转交到他们手上。比如，殿下的日记中写给你们的部分。比如，他为两个孩子分别设立的信托基金的具体条款。比如，他病中录的一段视频。”

我攥着手机的手指头僵住了。

“视频？”我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是他在最后时刻录给两个孩子的。很遗憾，殿下没能亲自见到他们。”

我沉默了。后厨里，那台老冰箱“嗡嗡”地响，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把时间一点一点吃掉。

“你告诉我，”我最后说，“他，最后那段时间，过得好吗？”

穆罕默德律师说：“这个问题，等您来迪拜，他会亲口告诉您的。”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小板凳上，手机还贴在耳边，里面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像被抽掉全身力气一样，靠在水池边，好半天没起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一诺和一鸣叫到客厅。他们坐好了，两个人都有些紧张，四只眼睛一齐望着我。

“我打了那边的电话。”我开门见山。

一诺的眼睛一下亮了。一鸣没说话，只把手里的烟盒捏得“啪嗒”响了一声。

我继续说：“那边有个叫穆罕默德的律师，说哈曼德留了一段视频，还有一些东西，要当面交给你们。他说，哈曼德在遗嘱里写了你们的名字。”

一诺站起来，又坐下去，整个人像屁股底下坐了弹簧。她说：“妈，我们去。咱们一起去，好不好？你不去，我和哥哥去。我们总得知道，那个人到底——”她说不下去了，眼圈又红了。

一鸣把烟盒放到茶几上，看着我：“妈，你当年恨他，我懂。但现在他死了。死了的人不能道歉，但活着的人可以决定是继续恨，还是把这事弄个明白。我们去迪拜，把他的东西拿回来，把他的视频看完。然后我们就回来，好好过日子。以后，这辈子的路，不用再猜。”

我看着这个十九岁的男孩，他的肩膀那么宽，表情那么稳。他长大了，比我想象中更成熟，更冷静。他说得对，死了的人不能道歉，活着的人只能自己决定怎么往前走。

“好。”我说，“我们去。”

一诺一下从沙发上蹦起来，扑过来抱住我，嘴唇在我额头上重重亲了一下：“妈，你别怕，有我们在。”

一鸣也笑了，嘴角往上扬了一点，露出左边一颗虎牙。他说：“妈，那护照怎么办？你办过护照没？”

我这才想起来，我以前的护照早就过期了，他们俩长这么大还没出过国。去迪拜，得办护照、办签证、买机票，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全都要准备。可我不怕。有孩子们在，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好怕的。

接下来的日子，办证、申请、等签证，一诺那边通过了学校交换生的申请，一鸣也请了假。我关了店，在门口挂个硬纸壳牌子，用毛笔写着：“家中有事，暂停营业。”字是一鸣写的，他的字比他的人还老练，一撇一捺都刻进纸板里。

等待签证的日子里，我整夜整夜做梦。有时梦见沙漠，有时梦见海边那栋白房子，有时梦见哈曼德的脸，有时梦见产房里明晃晃的灯。梦里他总是背对着我，我怎么喊他都不回头。醒来时满身是汗，枕头上湿一小片。

我告诉自己，就去这一次。为了孩子们。去了之后，把该知道的知道，该拿的拿回来。然后，我再也不会踏进那个地方。

可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根本不只是遗产和视频那么简单。

## 第四章

一个月后，我们到了迪拜。

从飞机上下来那一刻，热气像一面墙，劈头盖脸地拍过来，我脚下一晃，一鸣伸手扶住了我。迪拜机场还是和十九年前一样，大得让人发慌，到处是锃亮的大理石地板，来来往往的人穿白袍、黑袍、西装、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头顶的空调冷气足得像冬天。

我站在到达大厅里，抬头看见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白色挂饰，像一群展翅的银色鸟。这个大厅，十九年前我带着两个婴儿从这里跌跌撞撞走过，那时候我浑身是汗，奶水渗出来湿了前襟，一个孩子哭，另一个也哭。我背着一个包，胳膊夹一个孩子，手里还拖着一个简易婴儿车，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没有人帮我。那些穿白袍的人，那些穿西装的精英，那些背着高档旅行包的游客，没一个多看我一眼。

如今我又站在这里，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一诺和一鸣。一诺背着双肩包，手里拿着手机导航；一鸣拖着一个大行李箱，那是我从家带来的，轮子“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他们俩好奇地东张西望，眼睛里是少年人面对新世界时特有的光。

我深吸一口气，带着他们往外走。出口处有个举牌子的男人，穿一身深灰色西装，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里举着一块白色塑料板，上面写着两行字，一行中文，一行英文：“温以宁女士”。

我朝那张牌子走过去。男人看见我，微微一怔，随即露出职业化的笑容，用带着点阿拉伯口音的中文说：“温女士，欢迎回到迪拜。我是穆罕默德律师的助理，叫我萨里赫就行。车子已经备好了，请跟我来。”

我们跟着他走出机场，上了停车楼。车子是一辆黑色商务车，里面宽敞得能坐七八个人，真皮座椅凉丝丝的。车子拐上大路，两边是高的不像话的摩天楼，玻璃幕墙反射着白花花的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

一诺坐在窗边，脸贴着玻璃往外看，嘴里小声说：“这也太夸张了，像科幻片。”一鸣也看，但他的表情没那么兴奋，时不时看看我，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靠在椅背上，闻着车里那股淡淡的檀香味，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这条路，十九年前哈曼德的司机开过，我坐在后排，那时候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像梦。现在，一切都真实得残酷。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拐进一片相对安静的街区。路两旁种着密集的椰枣树，树冠像张开的手指，在风里轻轻摇。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栋三层小楼，米黄色外墙，长方形窗户，门口有个小花园，和一个喷泉。喷泉没有水，池底干涸着，落了几片枯叶。

我一下坐直了。这房子，我见过。

这是那栋海边大房子的缩小版，建筑风格几乎一样，只是面积小得多。米黄色外墙，长方形窗户，门廊上垂下来的藤蔓。十九年了，这种风格一点没变，就像刻在我骨头里。

“温女士，这是阿尔·法希姆律师事务所的客人接待处。这里很安静，适合谈话。”萨里赫停下车，扭头看我们，“请跟我来，律师已经在等你们了。”

我们下了车，阳光晒在身上，烫得皮肤疼。我跟着萨里赫走上台阶，经过门廊，进到屋内。一股凉气迎面扑来，混合着咖啡和旧纸张的味道。地板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深红色，上面有繁复的花纹，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会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个男人。他大约五十多岁，体格魁梧，穿一身黑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显得正式又不失松弛。他看见我们进来，从沙发上站起身，朝我伸出手来。

“温女士，我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尔·法希姆。”他说，英语里带着轻微的阿拉伯口音，“很高兴见到您。”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掌干燥而有力。他个子很高，我几乎要仰起头看他。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鹰钩鼻，两鬓有些灰白，典型的中东人长相。

“请坐。”他招呼我们坐下，又吩咐萨里赫倒茶。茶水很快端上来，是阿拉伯红茶，杯子里漂着几片薄荷叶，香气冲鼻。

穆罕默德律师打量了一眼一诺和一鸣，用英语问：“这两位就是殿下的孩子吧？很像他，尤其是男孩。”

一鸣听懂了“boy”，但没吭声。一诺小声用英语回了句谢谢。我看了她一眼，这丫头比我预想的更从容。

“温女士，我知道您心里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不信任。所以我直接切入正题。”穆罕默德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深棕色的皮面文件夹，放在面前的茶几上。文件夹很厚，边缘磨得发亮，像被人用过很多很多遍。

他翻开第一页，是一张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一个男人年轻时的侧脸。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哈曼德。他年轻时不穿白袍，穿格子衬衫，靠在汽车引擎盖上，身后是沙漠，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这是殿下十九岁时的照片。”穆罕默德说，“他生前最喜欢这张，说那时候他的人生还没被家族责任压垮。”

我盯着那张照片，手指不自觉地缩紧了。一诺凑过来看了一眼，轻声说：“这是他啊？”

“是他。”我说。

穆罕默德继续说：“殿下在遗嘱的第一行就写了你们三人的名字。我念给你听：‘我，谢赫·哈曼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以真主之名，立下遗嘱。我在此将我名下财产中属于我个人的部分，依法分为三份，其中第一份留给我的第一任妻子温以宁女士。第二份留给我的长女——’”

“我的长女。”穆罕默德顿了顿，抬头看我们，“殿下在这里空着，没有写名字。因为他说，他给女儿起的名字，没来得及告诉你们。他不知道你们后来取了什么名字。他只知道，女孩的生日是2006年12月19日，在迪拜皇家玛丽亚医院，出生时哭声响亮，像要把天花板掀翻。”

一诺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

穆罕默德又翻了一页，继续念：“第三份留给我的长子，同样没有名字。殿下说，长子的生日也是2006年12月19日，比他姐姐晚出生四分钟，体重五斤三两。他说他没能亲眼看见孩子睁开眼睛，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一鸣的喉结动了一下，嘴唇抿得更紧。

我坐在那里，浑身发凉。他记得。十九年，他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记得女儿的哭声，记得儿子的体重。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机会告诉我。他是在我们离开迪拜后，通过医院记录查到的？还是当时他偷偷去看了孩子们，却不肯露面？

穆罕默德合上文件夹，双手交叠放在上面：“温女士，殿下的遗嘱很长，我不一一念了。今天请您来，主要有三件事。第一，确认你们的继承人身份，办理初步登记。第二，殿下留下了一段视频，我需要当面播放给你们。第三——”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第三件事，等你们看完视频以后，我再解释。”

我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他现在人在哪？”

穆罕默德律师平静地回答：“殿下去世前住在伦敦，他在那里接受治疗。按照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迪拜，而是安葬在伦敦的一处私人墓园。他说，他这一辈子被迪拜困住了，死后想在一个下雨的地方安静待着。”

伦敦。雨。他最后选择了伦敦，一个和迪拜截然相反的地方。我脑子里浮起一个画面：哈曼德坐在窗前，外面是伦敦灰蒙蒙的雨天，他一个人，穿着睡衣，脸色苍白，望着窗外出神。这个画面让我心口疼了一下，又很快被我压下去。

“好，你放吧。”我说。

穆罕默德点点头，朝萨里赫使了个眼色。萨里赫走到墙边，按下一个开关。会客厅靠里的一面墙慢慢分开了，露出一个嵌入式屏幕，屏幕亮起来，蓝幽幽的光照在波斯地毯上。

“这段视频是殿下临终前三天录制的。他那时身体非常虚弱，说话不太清晰，我提前把转录的中文翻译做成了字幕。”穆罕默德说。

我点点头，眼睛盯着屏幕。一诺下意识握住了我的手。一鸣在旁边坐得笔直，像块石头。

屏幕亮起来。画面先是抖动了几下，然后定格在一张病床上。床上躺着一个老人，瘦骨嶙峋，脸上没有多少肉，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他穿着浅蓝色的病号服，头上戴着一顶深蓝色的绒线帽，帽沿下露出几绺灰白的头发。他的眼睛半睁着，眼珠是那种褪了色的琥珀色，像蒙了一层雾。

我看着他，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这个人，这个又老又瘦的人，是哈曼德。那个曾经站在波斯湾海边、穿着白袍、笑得肆意张扬的男人。十九年，把他的肉和神气全抽走了，只给我留下一副陌生的躯壳。

一诺“啊”了一声，声音很小，像被堵住了一样。一鸣没说话，但我听见他握紧拳头时骨节发出的“咔”声。

视频里，哈曼德动了动嘴唇。他的声音很轻，像一阵风吹过干燥的沙丘：“Is this on?”

画面外有人说了句阿拉伯语，大概是“是的，开始”。

哈曼德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努力看向镜头。他的目光很涣散，但他竭力让自己集中。然后他开始说话，是英语，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屏幕下方同步出现白色的中文翻译：

“以宁……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我已经走了。我先说一声，对不起。这句话晚了十九年，晚了太久。”

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毫无预兆，像堤坝突然决了口。我连忙用袖子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视频里，哈曼德继续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个孩子。当年……我是懦夫。我父亲，我的家族，他们逼我做一个选择。我选了……我选了顺从。我知道这不是理由，我只是在解释。我那时候不敢反抗，我怕失去一切。但我后来发现，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他喘了口气，停了几秒，继续说：“我后来有了别的妻子，有了别的孩子。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我让人打听你们的下落，知道你在江城市开了一家早点店，知道两个孩子很健康，知道你很辛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你们的照片。看着一诺和一鸣长大的照片，是我那些年最高兴的事。”

我手指冰凉。他知道。他知道我在哪，知道孩子们怎么样。他有我们的照片。这十九年，他一直在暗处看着我们，却没有一个字。

“我病了以后，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我发现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我想见你们，但我没有脸。我让人起草了遗嘱，把你们的名字写进去。我知道，这不能弥补什么，但至少，是我死后能为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哈曼德说到这里，身体剧烈地咳嗽起来。镜头外有人递过水杯，他推开了。他喘了很久，才继续说话：

“一诺，一鸣。对不起，我从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我不配做你们的父亲。如果你们恨我，我很理解。我只想你们知道，在你们出生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在远方为你们点亮蜡烛。十九根。每年都多一根。今年我可能看不到第二十根了。”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让他的脸扭曲了一下，却又有种说不出的温柔：“你们妈妈，温以宁，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她一个人把你们养大。你们要好好对她。不要让她再苦了。”

视频的最后，他努力抬起右手，朝镜头挥了挥，像在告别。然后画面一闪，黑了下去。

会客厅里一片死寂。连空调的风声都显得刺耳。

我死死咬着嘴，肩膀颤抖不止。眼泪掉在衣服上，一颗一颗，烫得吓人。一诺靠在我身上，呜咽着喊了声“妈”。一鸣低着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十根手指插进头发里，用我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句什么。

穆罕默德律师沉默地坐在对面，没有打扰我们。过了好一会儿，他递过来一个纸巾盒。我抽了一张，按在眼睛上，纸巾很快就湿透了。

“他……他什么时候病的？”我哑着嗓子问。

“三年前确诊，是骨髓纤维化，一种比较罕见的血液疾病。”穆罕默德回答，“他一直在伦敦接受治疗，去年开始恶化。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他还撑了九个月，说不想让孩子们在圣诞节前收到他的死讯。”

我闭上眼睛。骨髓纤维化。这个词我不熟，但我知道是重病。他撑了三年，直到今年七月才走。这三年里，他有没有想过联系我？穆罕默德刚才说，他没有脸。可一个将死之人，真的没有脸吗？还是在逃避，到死都在逃避？

我睁开眼，看向穆罕默德：“他让人打听我们的照片，你刚才说，那些照片是谁拍的？”

穆罕默德抿了抿嘴，像在斟酌用词：“这个……等明天我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会明白的。”

我没有追问。此刻我心里乱得像一锅煮沸的粥，各种情绪翻上来又沉下去，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遗产的事，”一鸣忽然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我们不要。”

穆罕默德看向他，目光里露出一丝惊讶：“为什么？”

“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一鸣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表情很坚决，“我们来，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话留给我们。现在视频看完了，我们知道了。遗产，我们不要。我们回江城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穆罕默德没有马上说话。他沉吟了片刻，慢慢站起来，走到一鸣面前。他很高，站在一鸣面前像一堵墙。他俯下一点身子，用很低但很清晰的声音说：“年轻人，你很有骨气，我很敬佩。但我要提醒你，你母亲独自把你们养大，这十九年她吃了很多苦，你现在跟她说你不要遗产，你问过她的感受吗？”

一鸣愣住了。

穆罕默德直起身，目光扫过我：“温女士，您不要急着做决定。遗产的事情可以慢慢来。今天先请您和孩子们安顿下来。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栋房子的楼上。明天，我会带您去一个地方。看了之后，您再和孩子们商量，是接受还是放弃。”

“去哪里？”我问。

“殿下在迪拜还有一处房子。那里封存了十九年，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穆罕默德说，“但殿下在遗嘱里特别吩咐，如果您愿意来，就让我把钥匙交给您。因为他说，那房子里的东西，属于您。”

我盯着他，后脊背慢慢爬上一股凉意。

属于我的房子。十九年封存着。我好像知道他说的是哪一栋。

“今晚先休息吧。”穆罕默德对萨里赫说了句阿拉伯语，然后转向我们，“楼上有三个房间，已经打扫过了。晚餐会送到房间来。明天上午十点，我准时到这里接你们。”

我站起身来，腿有些发软。一鸣扶住我的胳膊。一诺站在我另一边，手里还攥着半张湿透的纸巾。

我们跟着萨里赫往楼上走。楼梯上铺着深色的地毯，走起来悄无声息。我回头看了一眼楼下的会客厅，穆罕默德还站在沙发旁，正低头把那个皮面文件夹重新放进公文包。他的动作很慢，像在整理一段漫长而沉重的往事。

第二天上午十点，穆罕默德准时到了。他换了一身便装，米色休闲裤，浅蓝色衬衫，看上去不再像昨天那么严肃。他亲自开车，没带助理。车子在迪拜的街道上穿行，掠过一栋栋玻璃摩天楼，掠过成片的别墅区，掠过种满椰枣树的路。

车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一诺靠着车窗，咬着指甲。一鸣坐在我旁边，目光沉静地看着前方。我盯着窗外，看那些建筑一点一点退到身后，心里隐约觉得，我认得这条路。

车子拐上一条沿海公路。风从半开的窗缝里灌进来，带着一点咸腥味。我闭上眼睛，闻着这股味道，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这条路，十九年前哈曼德带我来过。他开着一辆白色跑车，敞着篷，风把我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大声喊：“以宁，你喜欢这里吗？”我也大声回他：“喜欢！”他笑了，笑得像拥有全世界。

穆罕默德忽然开口：“马上到了。”

我睁开眼。车子正驶入一个高档住宅区，两旁的房屋稀稀疏疏，间隔很大，每家每户都有一片私人花园。路的尽头，一栋白色的房子出现在视野里。它面对大海，有一个宽阔的露台，露台上有几根希腊式的立柱，缠绕着九重葛，红色的花开得正盛。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这就是那栋房子。海边的白房子。我住过一个月的地方。我被锁在里面，像只关在笼子里的鸟。

车子在门口停下。穆罕默德熄了火，回头看看我：“这处房产在殿下名下。他当年和您结婚后，把这里作为婚房。后来您离开，他派人把房子封了。十九年，没人住，也没人动过里面的东西。”

我推开车门，腿像踩在棉花上。一诺和一鸣也跟着下车。我们站在那扇雕花铁门前，抬头看那栋白房子。墙上的漆有些剥落了，窗玻璃上有薄薄的灰，但整体还是那么整洁，像被时间遗忘了。

穆罕默德拿出一串钥匙，走到门前，插进锁孔，拧动了两下。“咔”的一声，锁开了。他往旁边让了让，说：“温女士，您自己进去吧。我们会在外面等。”

我回头看了一眼孩子们。一诺朝我点点头，一鸣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很热，也很稳。我深吸一口气，伸手推开了那扇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混合着旧木头和灰尘的气味扑鼻而来。我迈出一步，走进了十九年前的那个家。

客厅里的摆设几乎没变。沙发还在原来的位置，乳白色的皮面因为年月太久有些发黄。茶几上放着一只花瓶，花瓶里的花早就枯成了干枝，像一束褐色的标本。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落在地板上，照出一片飞舞的灰尘。

我慢慢往里走，手从沙发靠背上滑过，指腹沾上一层薄灰。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还挂在原来的地方——是迪拜老城区的街景，我怀孕时天天看。照片的玻璃蒙了灰，哈曼德的脸隐约映在里面，但不是现在的他，是十九年前那个站在海边对我笑的男人。

一诺在身后小声说：“妈，这里就是你和他住过的地方？”

我“嗯”了一声，继续往里走。厨房的案板上有一套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似乎已经很久没人碰过。冰箱的门关着，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拉开门，里面空空的，只有几盒过期的牛奶，标签上的日期是2007年1月。那个月，我还在迪拜，大着肚子被锁在这栋房子里。

一鸣站在客厅里，没有跟着我们走。他盯着墙上那张照片，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走到楼梯口，手搭在扶手上。木质扶手凉丝丝的。我抬头朝楼上看，楼梯尽头通往主卧，那是我和哈曼德住过的房间。我们曾经在楼上的阳台看海，他指着远处说：“那里是棕榈岛，再过几年会更漂亮。”

我犹豫了很久，脚像被钉在楼梯口，上不去。一诺在背后推了我一下，很轻：“妈，上去看看吧。”

我迈上第一级台阶。木楼梯在我脚下发出“嘎吱”一声响，像一声迟到了十九年的叹息。我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到一半，忽然看见扶手上系着一条丝带。淡蓝色的，打了三个结，其中一个松了，垂下来一截。我认得这条丝带。那是我离开迪拜前，随手从一件衣服上扯下来系在扶手边的，当时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想把一点什么东西留在这里。如今它还在这里，整整十九年，挂在扶手边，像在等我回来。

我伸出冰凉的手，摸了摸那条丝带。丝带已经褪了色，淡蓝变成了灰蓝，质地脆了，一碰就有细小的纤维脱落。我缩回手，继续往上走。

主卧的门关着，门把手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我握住把手，手心贴在冰凉的金属上，停了几秒，拧开。

门开了。房间里的光很暗，窗帘是拉上的，只有边角透进一点光。我摸索着打开墙上的开关，灯没亮，大概是断电太久了。我走到窗前，“哗啦”一下拉开窗帘。阳光猛地涌进来，照得满屋生辉。

然后我愣住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上，我闭着眼睛，靠在哈曼德的肩上，他低头看着我，笑得温柔。那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偷偷拍下的。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张照片。如今它就放在床头上，正对着枕头的方向。原来在我离开后的十九年里，这个房间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我，永远停在二十七岁的模样，永远睡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

我捂住了嘴，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地板上。

门外传来一诺压抑的哭声。一鸣站在走廊里，一只手扶着墙，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穆罕默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上来，站在楼梯口，轻声说：“这间卧室，殿下不让任何人进去。他说，这里只属于温以宁。”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这十九年，他每次回到迪拜，都会在这栋房子里待上一晚。一个人。”

我蹲下身去，手撑着地板，哭出了声音。

##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间卧室里哭了多久。久到一诺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久到眼泪把胸口那一片衣襟全打湿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海，浪花一层一层拍在沙滩上，像在重复一个永恒的动作。阳光白得刺眼，风从半开的窗户里灌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像在呼吸。

一鸣走进来，站在我身边。他没说话，只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那只手很重，很暖，让我有种脚底又重新踩到地面的感觉。我回头看他，十九岁的男孩子，眼眶红得厉害，但没哭。他脸上的肌肉紧紧绷着，牙关咬得发白。

“妈，”他说，“他真的很混蛋。”

我笑了一下，笑出眼泪来：“是，他混蛋。”

一诺从另一边抱住我：“你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这么放不下你，为什么当年还要赶你走？”

我抬头看穆罕默德。他站在门口，半低着脸，像在避开这个场面。我沙哑着嗓子说：“穆罕默德，现在你该告诉我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父亲逼他做什么选择，他为什么就点头了？”

穆罕默德抬起头来，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朝房间里的椅子看了一眼，我点了点头，他就走进来，坐到靠门的那把藤椅上。那椅子原来是在阳台上放着的，不知怎么挪到了屋里。他坐下后，双手交叉放在膝上，沉默了几秒，才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开始讲。

“温女士，要听懂当年的事，我得先跟您说清楚殿下的身份。他不是一般的王室成员。他的父亲，拉希德·本·阿勒马克图姆，是迪拜王室分支中最传统、最严厉的长者之一。殿下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生下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殿下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不够‘纯正’，因为他母亲的部族地位不高。所以殿下从小就没得到过父亲的重视，一直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可他到底是王子，他必须服从家族的通婚安排，必须娶有各部族背景的贵族女子为妻，以保证血脉的体面。他年轻时反抗过，被关了三个月，差点被剥夺王子头衔。后来他学乖了，学会了在表面上顺从。”

我听着，手慢慢攥紧了。

穆罕默德继续说：“他认识您的时候，正被家里安排娶第二房妻子。他不同意，逃到了中国，在江城市待了半个月，就是在那段时间遇上了您。他后来告诉我，他本来想放弃王子身份，跟您留在中国，做个普通的商人。可他的家族查到了他的下落，派了人来江城。他父亲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如果他敢再留在中国，就彻底断绝他和他母亲部族的所有关系，而且会让他在迪拜的母亲家族付出代价。温女士，您不知道，他们那个地方，家族之间的牵连非常可怕。很多人表面上是亲人，实际上是人质。他如果不答应，受牵连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母亲那一整支家族。”

我沉默着，脑子里浮现出哈曼德当年在迪拜突然变脸的样子。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这个人心狠。现在才知道，他当时的笑脸底下，藏着那么深的一把刀。

穆罕默德又说：“后来他同意娶他父亲安排的贵族女子。但他向家族提出一个条件：他要把您送回中国，安顿好您和孩子。家族同意了。他派我——不，当年不是我，是他的另一个助手去处理您和孩子的事情。那个助手说了一些过分的话，让您误会了。事实上，他后来知道之后，辞退了那个人。但他已经没有脸面再见您了。”

“他为什么不来？”我问，“十九年，他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一个字都不写？他有我们的照片，有我们的消息，他躲在伦敦看我们，却不敢来。为什么？”

穆罕默德沉默了一下，慢慢说：“因为他不敢。他每次想联系您，最后都放弃了。他说，他已经没有资格做您的丈夫。他的存在，只会给你们带来伤害。他怕一旦联系上您，他的家族会再次找到你们。尤其是您带着孩子，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和你们还有联系。那会给你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现在呢？他死了，就没麻烦了？”一鸣突然接话，语气里带着刺。

穆罕默德看着他，目光平静：“是的。死了，就没麻烦了。因为他的父亲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的家族在八年前发生了一些变故，他在王室中的位置有所提升。但那时他已经生了病，不想再把你们拉进那个世界。他选择在伦敦养病，远离迪拜的纷争。直到临死，他才留下这些安排。”

十二年前去世。我在心里算了算，哈曼德的父亲死了十二年了。如果他的家族在八年前就变了天，他有好几年时间可以联系我。可他还是没有。他到底在怕什么？怕我恨他？怕我不原谅他？还是怕自己一旦踏出那一步，就再也无法承受我的拒绝？

我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转回身，走到床头，把那个相框拿在手里，用手指擦去玻璃上的灰。照片里，我靠在他肩上，睡得像个傻子。那个傻姑娘满脸胶原蛋白，眉眼间全是无忧无虑。可她现在变成了一个手上有裂口、眼角有细纹的中年女人。十九年，这栋房子帮我把她的样子保存了下来。可有些事情，保存不了。

我放下相框，对一诺和一鸣说：“我们到楼下去吧。这间屋子待久了，闷。”

下楼后，我们坐在客厅里。沙发皮面冰凉，坐上去发出“吱”的声响。穆罕默德也跟下来，但没有靠近，只站在落地窗前，背着光。

“穆罕默德先生，”我开口，“这处房子，他留给我了，是不是？”

“是的。”他回答，“还有另外三套房产、两辆汽车、一个外贸公司的股份、一批贵金属和一个家族信托基金的收益权。这些加起来，粗略估算，在五亿到六亿迪拉姆之间。”

一诺倒吸了一口气。一鸣没说话，但我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五亿到六亿迪拉姆，折算人民币是十亿上下。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远得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事。

穆罕默德却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一样平静：“这是殿下名下的个人财产。他把他自己那部分分成了三份，一份给您，一份给女儿，一份给儿子。还有些资产设在离岸信托里，需要办理一些文件之后才能转移。”

“我们不要。”一鸣又重复了一遍。

穆罕默德看着他，微微点头：“我尊重您的决定。不过，作为律师，我建议您和您的家人再好好考虑。这不是一笔小钱，它可以让你们全家后半生无忧。而且，这些财产的处理有时间限制。如果你们放弃，按照阿联酋法律，遗产将被收归王室基金会。”

“我们……”我正要说话，一诺忽然拉住了我的手。

“妈，”一诺喊我，声音很轻，“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低头看她。

“这些钱，我们可以不要。”一诺说，“但有些东西，我们得带走。比如楼上那张照片，比如他写给我们的日记，比如他录的视频。那是他留给我们的念想。我们不要他的钱，但我们得把自己的回忆拿回来。而且——”

她停了一下，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而且妈妈，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真的放下。你恨了他十九年，现在他死了，给了你一个解释。你可以继续恨，但至少，你得让自己活得更轻一点。”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儿比我十九年前要勇敢得多。她敢直面那些让我逃避了半辈子的东西。

“好，”我说，“我们听律师的安排。但那些钱，我们先不动。我需要时间想一想。”

穆罕默德点点头：“我尊重您的节奏。不过，在您考虑期间，我可以先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把我刚才说的第二件事办完。”

“什么地方？”

“王室的家族律师那里。”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因为殿下除了遗嘱中提到的个人财产，还有一项安排，需要你们三人同时在场才能生效。这是王室内部的文件，需要您本人亲自签名确认。”

“什么文件？”我警惕地问。

“放心，不会是陷阱。”穆罕默德说，“这件事，等您看了文件就明白了。对您和孩子们而言，可能比那些钱更重要。”

我迟疑地看了看孩子们。一鸣说：“去看看。来都来了。”

一诺也点头。

我们跟着穆罕默德重新上了车。车子沿着沿海公路掉头，往市中心方向开去。车里，我靠着车窗，脑子里乱糟糟的。窗户外的海面一闪而过，蓝得发亮，几只海鸟在半空中滑翔，翅膀白得刺眼。我忽然想起一诺和一鸣的小时候，有一年冬天，我带他们去江边玩。江城的江是浑浊的，和这里不同。一鸣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说：“妈妈，海是什么颜色的？”我说：“蓝色的。”一诺追着问：“那江为什么是黄色的？”我说：“因为江走的地方土多。”两个孩子就都笑了。

那时候，我们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一起站在海边，站在他们父亲生活过的地方，面对他们父亲留下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秘密。

车子停在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前。穆罕默德领我们上了二十五楼。电梯门打开，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王室家族徽章，地上铺着深蓝色的地毯。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在门口迎接，用阿拉伯语向穆罕默德问好，然后领我们进入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很大，中央是一张长条红木桌，四面墙上挂着几幅色调沉暗的油画。窗户紧闭着，室内开着空调，一股极淡的香薰味道在空中浮动。桌旁已经坐了几个人。我一眼认出其中一位是个年长的女性，穿一身黑袍，面上蒙着深蓝色的面纱，只露出一双褐色的眼睛。她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男人，三十岁上下，长相和哈曼德有几分相似，但更年轻，更冷峻。

穆罕默德低声说：“那是殿下的第二任妻子，法蒂玛王妃。她左边的是殿下的长子，谢赫·阿卜杜拉·本·哈曼德。”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殿下的长子。哈曼德的长子。一诺和一鸣的哥哥，或弟弟。这个称呼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某个异常敏感的地方。哈曼德后来又有了别的孩子。视频里他说过。而现在，其中一个孩子就站在我面前。

法蒂玛王妃看见我们进来，微微欠了欠身子。她面纱下的眼睛扫过我，又扫过我身后的一诺和一鸣。那双眼睛很沉，像在迅速评估着什么。阿卜杜拉则面无表情，朝我们点了点头，眼神冷得像块冰。

穆罕默德用英语介绍了双方。他说我是殿下的第一任妻子，这两位是殿下的子女。他介绍法蒂玛时，只说她是殿下的遗孀之一。

我们在桌子这边坐下。气氛很僵，只有空调“嗡嗡”地响。

法蒂玛王妃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矜持和虚弱：“你就是温以宁。”

我点头。

她说：“哈曼德活着的时候，常常提起你。他说你是他最珍贵的人。我和他结婚十七年，他从来没有用那种语气说起过我。”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嫉妒，没有怨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这份平静让我更不舒服。我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一诺在下面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今天请您来，不是来争家产的。”法蒂玛继续说，“哈曼德的遗嘱，我们都尊重。他留给你和你孩子的那部分，不会有任何人从中作梗。我以真主的名义保证。”

我松了口气，但放松不到两秒，她又说：“不过，哈曼德还有一项未完成的心愿。他希望在死后，你的两个孩子能够以他子女的身份，列入王室的家族名册。这是他和家族长者最终达成的安排。这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负担，但会给他们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他们在阿联酋境内将受到法律保护，并且有资格继承更多家族层面的权益。”

我一听“王室”两个字，心里就发紧。我甚至没等她说完，就摇了摇头：“不用了。我的孩子不需要什么王室身份。他们就是普通中国人，姓温。”

法蒂玛王妃没有意外，只是点了点头：“我理解。但这件事，哈曼德希望由你决定。他说过，如果你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他真是……把你保护到了最后。”

她语气里有一丝淡淡的怅然，很快又敛去了。

会议室又安静下来。那个叫阿卜杜拉的年轻人忽然用英语开口，声音冷硬：“我父亲生前，一直没有机会公开承认你们。现在他死了，家族愿意弥补这个遗憾。你们却不愿意？中国人是不是都这么清高？”

一鸣“嚯”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得地板一声尖响。他直视着阿卜杜拉，英语虽然蹩脚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We don't want your money. We don't want your name. We came here to see who our father was. Now we know. We're done.”

阿卜杜拉眯起眼看他。两个年轻人隔着长桌对视，像两头黑豹，谁也不退。

法蒂玛王妃忽然抬了抬手，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语气严厉。阿卜杜拉低下头，坐了回去，没再说话。

穆罕默德出来打圆场：“今天的会面就先到这里。文件的事，温女士可以回去考虑。不要急。”

我点点头，拉着两个孩子站起来。一鸣还紧绷着身子，我拍了拍他的后背。一诺抱紧我的胳膊。

我们转身朝门口走去。走了几步，我听见法蒂玛王妃在身后轻声说：“温以宁，你有一个很好的儿子。哈曼德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我顿了一下，没有回头，走出了会议室。

回住处的路上，一鸣还在气：“那个油头粉面的人，他跟谁摆谱呢？他爸是我爸，跟我横什么？”

我说：“你以后碰见他，躲着点。他们那边的人，我们惹不起。”

一鸣不服气：“我为什么要躲？我又不欠他的。”

一诺在旁边说：“哥，妈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平民老百姓，他们是有背景的人。妈是不想我们掺和进去。”

一鸣不说话了，扭头看向窗外。

我靠在座椅上，忽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倦意。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法蒂玛王妃那句话。她说哈曼德常常提起我，说我是他最珍贵的人。可这话从另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让人心酸。我们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最后都成了“遗孀”。她坐在轮椅上，我坐在早点店的收银台后面。我们中间隔着十九年，却在这一天，被同一个男人的遗嘱拉到了同一张桌子前。

到底谁赢了？谁也没赢。哈曼德死了。我们不过是他留在世上的两个影子。

## 第六章

回到临时住处，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萨里赫送来了午餐，是阿拉伯风味的烤鸡肉、鹰嘴豆泥和一张刚烤好的薄饼，盛在几个白瓷盘子里，盖着银盖子。一诺吃得很少，拿块饼撕着往嘴里送。一鸣反倒吃了不少，像在发泄什么。我坐在窗边，没有胃口。

吃过饭，一诺在房间里整理照片，一鸣去楼下花园里抽烟。我一个人又出了门，沿着门前的巷子慢慢走。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把影子缩成一小团。路边有个卖水果的杂货铺，老板是个巴基斯坦人，正往甘蔗堆上洒水。我买了一小瓶矿泉水，找零的时候，看见对面街角有个穿白袍的男人，正站在那里打电话。他长着络腮胡，眼睛很黑，像两颗泡在油里的橄榄。我望过去时，他刚好放下电话，也朝我这边扫了一眼。

那一眼很短，短到几乎不可能被察觉。但我心口猛地一缩，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这个男人，我见过。

我假装低头看手里找零的硬币，余光却一直追着他。那白袍男人很快转过身，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车门关上，车子发动，汇入车流，转眼就没了影。

我在原地站了好几分钟，太阳把后脖颈晒得发烫。不对劲。那种被盯上的感觉又浮上来了，比刚才更浓。我走回住处时，脚步都快了许多。

一诺看见我脸色发白，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太热了，有点中暑。”她“哦”了一声，去厨房倒了杯凉水给我。

穆罕默德晚上过来了一趟。他把一沓文件放在茶几上，说：“温女士，有件事我必须提醒您。今天你们去见了法蒂玛王妃和阿卜杜拉王子，按照王室礼仪，你们的存在已经被家族核心成员知晓了。虽然法蒂玛王妃亲口承诺不会有麻烦，但王室内部的人并不都像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在迪拜期间，最好由我安排的人随时跟着，确保安全。”

一鸣皱眉：“跟踪我们？”

“保护。”穆罕默德纠正，语气很认真，“现在不是十九年前了，但也没好到哪儿去。王室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比你们想象中要复杂。阿卜杜拉王子今天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他和我一样，是殿下的儿子。但在他看来，你们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合法继承人’，对他的地位是一种威胁。我毕竟只是个律师，说不上话。殿下的遗嘱虽然得到了家族认可，但认可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有时候，钱比血缘更让人发狂。”

我点头：“好，听你安排。我们办完事就尽快回去。”

穆罕默德说：“最快的话，还需要十天左右。遗产登记的手续比较繁琐，需要去几个部门盖章。另外还有亲子鉴定，这是王室要求的，确定您和孩子们的继承关系。”

“亲子鉴定？”我皱眉。

“是的。因为法律上需要确凿的生物学证据。您不用担心，这只是一道程序。等结果出来，您和孩子们就可以正式签署文件，接受或放弃相关权益。”

一诺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行。”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忙碌中度过。去遗产管理委员会登记、到警察局做指纹采集、去一个类似医院的机构做了DNA采样。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穆罕默德或他手下的人跟着。一诺和一鸣倒没表现出太多不安，两个孩子像在经历一场奇特的冒险，只是这冒险背后沉甸甸的重量，谁都没有说破。

第三天下午，我们在一间私人诊所里抽完血。一鸣让我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自己跑出去买水。一诺坐在我旁边，拿着手机给我看学校那边发来的邮件：“妈，我们学校说，交换生项目可以延期到明年春天，我还是有机会来的。”

我笑了笑：“你要真想来，等这事过去了，妈给你想办法。”

一诺眼睛亮亮的：“真的？你同意了？”

我说：“我不让你来，是怕你沾上这里的事。但你现在已经沾上了。反正都来了，以后你想走什么路，妈不拦着。但不能一声不响地跑掉。”

一诺抱了抱我：“我知道。我以后去哪都跟你报备。”

我们正说着，一鸣拿着几瓶水从外面进来。他刚走到自动门那儿，忽然停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外。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诊所大门外的玻璃幕墙边，站着一个穿白袍的男人。和昨天在街角看到的不同，这个人瘦高些，没留胡子，鼻梁上架着副墨镜，正背对着我们打电话。

一鸣走回来，把水分给我们，低声说：“妈，那个人刚才一直盯着我们。我从便利店里出来，他就在马路对面。现在又跟到诊所来了。”

我拧开水瓶喝了一口，心跳得很快。穆罕默德说过，会有人保护我们。可这些白袍男人是保护我们的，还是来盯我们的？我分不清。

我把水放下，对一诺说：“跟你哥在诊所里等着。我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

一诺不放心：“妈，别去。”

我说：“没事，妈是大人了。这大白天的，还能出啥事。”

我朝诊所大门走去。自动门滑开，热气扑面而来。我往外头一站，那个白袍男人似乎察觉到了，微微侧了侧身，但没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直接走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跟着我们，穆罕默德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穆罕默德的声音带着些焦躁：“温女士，你们现在在哪？我刚收到消息，你们下榻的地方刚才有人想闯进去，被我们的人拦住了。您和孩子们暂时不要回去，我来接你们。”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有人闯进来？什么人？”

“不确定。可能是王室内部反对您继承的人，也可能是阿卜杜拉王子那边的激进支持者。这不奇怪，您一旦登记，就意味着正式进入继承程序，钱越多，盯上你们的人就越多。我这几天确实也疏忽了，以为把你们安排在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处就安全了，没想到有人敢直接动手。”

我抬头看那个白袍男人。他还站在那里，像尊雕像。太阳热得我头晕目眩，但我听见自己用尽量稳的声音说：“我现在在克里夫私人诊所，就是做亲子鉴定的那个地方。有人跟着我们。一个白袍男人，瘦高个，戴墨镜。”

穆罕默德沉默了两秒，说：“您回到诊所里面去，我的人马上就到。千万待在大厅，不要出去。”

我挂掉电话，转身往里走，没再看那个人。回到大厅，一诺和一鸣都看着我。我挤出一丝笑：“穆罕默德马上来接我们，说是咱们住的地方出了点小状况。”

一鸣皱了皱眉，没说话，但往门口的方向瞄了一眼。那个白袍男人已经不见了。

二十分钟后，穆罕默德亲自到了。他带了两个身材壮实的男人，都穿深色T恤，腰上鼓鼓囊囊的。他走进诊所，低声对我说：“温女士，从今天起，我重新安排了住处，更隐蔽一些。我的安保人员会二十四小时跟着你们。我们先走。”

我站起来，带着孩子们跟他往停车场走。一路上，穆罕默德走在我前面，步速很快，但不停地左右张望。两个保镖一左一右护着，把我围在中间。一诺紧紧挽着我的胳膊，一鸣跟在后头，神情紧绷。

车子走了一段高速，又在城里东拐西拐。车厢里，穆罕默德的手机响个不停，他用阿拉伯语接了几次，语气一次比一次硬。我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事情不简单。

到了新住处，是一栋位于城郊的小别墅，周围林木茂密，围墙很高，门口有铁门和监控。两个保镖一个守在门口，一个在院子里巡逻。穆罕默德把车停进车库，带我们进屋。

屋里布置得清爽干净，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浅色地砖，冷气很足。我坐到沙发上，双腿发软，整个人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穆罕默德把手机放进裤兜，面对我坐下，表情严肃：“温女士，事情比我预想的要复杂。我建议，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你们立刻离开迪拜。剩下的手续，我可以作为你们的授权代理人继续办理。”

“谁要对付我们？”我直接问。

穆罕默德抿了抿嘴，像在犹豫。过了几秒，他说：“我不能确定。但我怀疑，是殿下第二任妻子的长子阿卜杜拉王子身边的人。阿卜杜拉王子对你们的态度，那天你也看到了。他嘴上不说什么，背后未必会安静。如果你们正式继承，光是在王室家族内部登记为殿下子女，就可能影响他将来在家族中的位置。再加上殿下留给你们的那部分财产，对任何势力来说都不是小数字。有些人，不想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地拿到钱。”

一鸣从旁边走过来，坐到我斜对面：“那我们放弃继承，是不是就没事了？”

穆罕默德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小先生，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已经不是你们说放弃就能全身而退的了。一旦你们来过迪拜，见过法蒂玛王妃，做过亲子鉴定，王室内部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存在。你们现在离开，反而会留下太多不确定因素。最稳妥的办法，是把继承手续办完，把能固定的权益都固定下来。有了正式身份，你们反而更安全。因为没人敢轻易动登记在册的王室遗属。”

一鸣皱紧眉头，没再说话。

一诺小声问我：“妈，我们是不是走不了了？”

我握住她的手，用力捏了捏：“放心，有妈在。”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但我不能在孩子们面前露出一点怯。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栽过一次了，绝不能再让孩子们栽第二次。

## 第七章

接下来几天，我们被保护得很严。要外出办手续，都有穆罕默德派的保镖跟着。一诺和一鸣虽然嘴上说着“不害怕”，可晚上睡觉时，两个人的房间都亮着灯。我睡得很少，每晚都起来检查几次门锁，再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围墙上装着几盏感应灯，风一吹，灯就亮起来，明晃晃地照在院子里的石子路上。

亲子鉴定结果是在第八天出来的。穆罕默德带着报告来找我们，脸上带着欣慰：“恭喜你们，鉴定结果完全符合亲子关系，法律手续没有障碍了。”

我接过报告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专业术语，我只能看懂最后一行英文：“The tested individuals are determined to be the biological mother and full siblings.”意思是，我和一诺、一鸣是生物学上的母亲和亲子关系。一诺拿过去看了，说：“他说我们是同父同母的，这还用测吗。”我笑了笑，没说话。

穆罕默德收起报告：“按照我们这边的程序，明天就可以去办理继承登记。登记完成后，你们在阿联酋境内受法律保护。然后我会帮你们申请家属签证，给你们留下一张长期有效的居留卡。以后你们想什么时候来迪拜，就什么时候来。”

“我们还急着回去呢。”我说，“早点弄完，早点回家。”

穆罕默德点头：“我明白。下午有个会议，我需要离开一会儿。你们待在这里，尽量不要外出。”

他走后，我们三个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诺拿着遥控器换来换去，换到一个英文纪录片，讲沙漠里的骆驼迁徙。一鸣在旁边用手机跟江城那边的工友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我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了个盹。

醒来时，窗外的天暗下去了。一诺已经不在了，厨房里传来水声。我坐起身，看见一鸣一个人坐在餐桌旁，手里摆弄着一个火柴盒，来回翻转。

“你 妹呢？”我问。

“在厨房洗碗。”一鸣说，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妈，我总觉得那个穆罕默德也没跟我们说全部实话。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帮我们？这些天他太热络了，热络得有点过分。”

我看着他：“你怀疑他？”

“说不上。但他也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哈曼德的律师，不是我们的律师。他嘴上说保护我们，可保护我们的人是他派的。他现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谁能保证他没夹带私货？”

一鸣这番话说得老练，我有些意外。他平常在工地上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没白混。我叹了口气：“你说的这些，妈想过。但现在我们在别人的地盘上，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一鸣点点头。他刚想再说什么，厨房那边突然传来“啪嚓”一声响，像碗摔碎了。我“腾”地站起来，往厨房跑。一诺站在水池前，碎成几瓣的瓷碗掉在地上，水溅了一地。她两只手还举在水龙头下，整个人像被定住了。

“怎么了？”我走过去。

一诺扭过头看我，嘴唇哆嗦着，眼里满是恐惧。她举起右手的手机：“妈……有人给我发了这个……”

我接过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用中文写的：

“滚回中国。殿下的一切，你们不配碰。下次不是摔碗。”

我心头一紧，把手机握在手里，转身朝客厅喊：“一鸣！把窗帘全拉上，门锁好！”

一鸣几步冲进来，看见我和一诺的表情，二话不说，转身去拉窗帘、检查门锁。我扶着瑟瑟发抖的一诺，声音尽量沉稳：“别怕，妈在。可能是谁恶作剧。”

可我知道这绝不是恶作剧。手机号是阿联酋的，短信里那句“殿下的一切，你们不配碰”，分明是在警告我们。更可怕的是，我们刚到厨房，短信就来了，像是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拿出自己的手机给穆罕默德打了电话。他接得很快，我把短信内容念给他听。他沉默了几秒，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的怒火：“温女士，我马上来。你们不要动，不要开门，不要看窗外。我的人就在门口，他们不会有事。”

挂了电话，我把一诺揽在怀里。她身体还在抖，像只受了惊的鸟。一鸣站在窗边，背贴着墙，眼睛透过窗帘缝往外看，呼吸又急又重。

“操。”他低低骂了一声，“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我斥道：“别在妹妹面前说脏话。”

一鸣住了嘴，但我知道，他胸腔里憋着一股火。这孩子从小不怕事，在工地上跟人抢工具车能让对方先松手。但现在，他面对的不是工地上的地痞，而是一个他从没接触过的、深不可测的势力。我怕他冲动。

穆罕默德来得很快。他一进门就直奔厨房，查看了碎碗和地上的水渍，又看了看一诺手机里的短信。他脸色铁青，用阿拉伯语对两个保镖交代了几句。保镖出去了，院子里传来脚步踩在石子上的声音。

“温女士，阿卜杜拉那边有人坐不住了。”穆罕默德说，“这条短信，虽然号码是临时的，但大概率是他们的人干的。法蒂玛王妃也许不知情，但她控制不了阿卜杜拉的每个人。我会和家族安全事务的人打招呼。明天登记完成后，你们拿到正式文件，他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现在，情况确实危险，我需要把你们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我摇头：“我们就待在屋里，哪也不去。明天办完事，我们立刻回中国。”

穆罕默德看看我，叹了口气：“温女士，实话跟您说，现在阿卜杜拉那边最怕的就是你们办完登记。明天登记的那天，他们可能会制造一点麻烦，让手续办不成。所以，明天我会加派一倍的人手。您和孩子们要紧紧跟着我，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一诺已经止住了抖，靠在我怀里小声说：“妈，我们不去登记了。我们回家吧。”

我抱住她，拍了拍她的背：“傻孩子，我们现在不登记，以后麻烦更大。穆罕默德先生说得对，我们必须把法律手续走完。走完了，他们反而不能再动我们。”

那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一鸣打了地铺，靠门的位置，身边放着一根从厨房找来的擀面杖。一诺睡在床上，我躺在她身边，两人盖同一床薄毯。空调温度调得不高，房间里很凉。我一夜没睡，听着窗外的动静，连院子里偶尔响起的一声蛙鸣都让我神经紧绷。

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温家早点”的后厨里，蒸笼冒着白气，一诺和一鸣在旁边帮忙。马德海骑着电动车从门口经过，车铃响三声。我抬头朝外看，门口的阳光很亮，亮得什么都看不清。

然后我醒了。一诺已经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着。一鸣也醒了，正把擀面杖收进包里。

我看了看手机，早上七点。穆罕默德的消息昨晚发过一条：“我八点到。你们提前吃点东西。”

八点，穆罕默德准时到了。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西装，打了一条深红色的领带，显得比平常更正式。身边跟着四个保镖，个个面色冷峻。他扫了我们一眼，说：“车准备好了，我们出发。”

我点点头，带着孩子们上了车。车窗玻璃贴着深色膜，从外面看不见里面。车里开着空调，温度很低。一诺靠在我身上，手指冰凉。一鸣坐在前排旁边，目光不断从后视镜里扫视后方。

车子上了路，前后各有一辆黑色轿车护着。我听见一鸣轻声说：“像电影一样。”

我说：“别说话，注意看路。”

穆罕默德从副驾驶回过头来：“温女士，一会儿到了登记处，大厅里会有不少人。你们三个跟着我，不要和任何陌生人说话。需要签字时，我递给你们文件。一鸣小先生，你能听懂英语，更要留意周围的人。如果有可疑的人靠近，就告诉我。”

一鸣点头。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停在一栋灰色大楼前。这是迪拜政府的一个综合办事大厅，楼不算高，但占地面积很大，门口有武装警卫。下了车，我们跟在穆罕默德身后，被四个保镖围着，快步穿过外面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穿各种服装的人都有。我的神经绷得死紧，总觉得每一扇玻璃门后面都藏着什么。

进了大厅，里面果然人头攒动，各种语言混成一片。穆罕默德领我们去了三号柜台。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似乎认识他，用阿拉伯语简短交流了几句。穆罕默德回头对我说：“手续很快，大概半小时。需要你们三人出示护照和亲子鉴定报告。我会把文件递给你们。”

一诺和一鸣紧挨着我。我掏出护照，手有些发抖。一鸣用英语问工作人员要了一支笔，在表上填写了一些信息。一诺也签了名。最后一关，工作人员让我本人确认签字。我接过笔，在指定的框里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温以宁”。

写完后，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然后拿过三个硬纸片，上面有我们三人的照片和阿拉伯文信息。穆罕默德低声说：“这是临时身份卡。正式文件会在两周内寄到你们中国的地址。现在，你们在阿联酋有合法身份了。”

我握着那张硬纸片，还没仔细看，就听见大厅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头看，两个男人正从入口方向快步走来。他们穿白袍，没带武器，但手里各拿着一张纸，嘴里喊着什么阿拉伯语。周围人纷纷侧目。

穆罕默德脸色骤变，对保镖低喝一声。几个保镖立刻上前，把我们紧紧围住。我和孩子们被护着往侧面一个工作人员通道退去。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白袍男人被大厅里的巡逻警察拦住了，其中一个还在挥舞手里的纸，像是在控诉什么。

穆罕默德带我们走内部通道，绕过办公区，从后门出去。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迅速上车，车门关上的一瞬间，一鸣说：“那两个人喊的是‘他们是假的’。”

我看向他。一鸣喘着气，脸色发青：“我听到一点，他们拿着我们的照片，说我们是来骗遗产的。有人设计了这一出，想在大厅里制造混乱，让登记办不成。”

穆罕默德从前排转过身，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你的听力不错。他们确实这么喊的。但你们已经办完了登记，手续生效。他们没来得及阻止。”

我脑子里嗡嗡响。这些人为了不让我们继承，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在登记大厅里当众诬陷我们是骗子，如果真闹大了，惊动警方，我们可能被扣下来调查，错过登记。差一点，就差一点点。

一诺紧紧抱着我，浑身发抖。我也在抖。一鸣朝我挨近了些，抓住了我的另一只手。

车子飞快地行驶在路上。穆罕默德一直没说话，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对着手机下命令。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头看我：“温女士，登记已经完成。但你们现在必须尽快离开迪拜。我已经让人订了最早的航班，明天一早飞上海。等你们回到中国，再安排后续的银行开户和资产过户。阿卜杜拉再猖狂，也不敢追到中国去动你们。回到中国，你们才是真正安全的。”

我点头。现在别说迪拜，这个国家我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家，回江城，回建设路128号温家早点店，回到那个每天早上五点二十分亮灯的小门面里去。那里才是我的地盘。

## 第八章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我们就出发去机场。一诺靠在车窗边，脸色很白，像生了一场病。一鸣一直保持沉默，手里攥着自己的护照，手指关节泛白。我拍拍他的肩，他扯了扯嘴角。

穆罕默德亲自送我们。到了机场，他帮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我们行李不多，除了来时那个箱子，还多了一个长方形的纸盒。盒子里装着我从海边的白房子里带出来的东西：一张照片、一摞哈曼德留下的中文日记复印件、两个他让人重新打制的金镯子。本来我只想带走照片和日记。穆罕默德说，那两只金镯子你们必须带着，是殿下用遗嘱特别指定的遗物。我犹豫了一下，收下了。

护照盖过出境章后，我站在安检通道前，回头看了一眼穆罕默德。他站在闸机外，朝我们微微鞠了一躬。我朝他点了点头。这一别，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面。

上了飞机，找了座位。一诺坐在窗边，一鸣在中间，我靠过道。我们三个挨在一起，像十九年前从迪拜飞回中国时那样。只是那时候一诺和一鸣还在襁褓里，一个哭一个闹，把我折腾得快散了架。现在他们一人一个肩膀，宽厚结实，靠在旁边，像两堵能挡住风的墙。

飞机起飞。我从舷窗看出去，迪拜的金色沙漠、蓝色海湾、白色高楼，一点一点缩小，变成一张模糊的明信片。我闭上眼睛，有泪水从眼角渗出来，但不多，只有一滴。我抬手抹掉了。

一诺在旁边说：“妈，你睡会儿吧。到了我们叫你。”

我“嗯”了一声，把头靠在椅背上。我以为自己睡不着，可身体的疲惫像一张大网，兜头罩下来。我居然真的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梦里，我变成了一只鸟，飞在很高很高的天上，下面是一片又一片的云，白得像刚蒸好的包子。

到家时是当天晚上。飞机落地上海，我们转高铁回江城。从江城火车站出来，已经快十点了。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子驶过熟悉的街道，路边的小吃店大多已经打烊，招牌灯一盏接一盏地灭。我透过车窗，看见建设路路口那盏老路灯还亮着。灯光昏黄，照在路面浅浅的水洼里。

桂花巷到了。我们拖着行李上楼。四楼，楼梯间的灯还是坏的，我摸黑走在前头，脚步轻快了许多。一诺在后面喊：“妈，你慢点，别摔了。”

开门进去，一股常年积累的旧木头味混着淡淡的桂花香。是我们家的味道。我站在玄关，深深吸了一口气。回来了。

一鸣放下箱子，走去阳台开窗通风。一诺去厨房烧水。我坐在沙发上，把那个从迪拜带回来的纸盒放在腿上，没有急着打开。我听见厨房里煤气灶“啪”地响了一声，水壶架上，发出低低的“嘶嘶”声。一诺在切什么东西，菜刀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地响。这些声音熟悉得让人想哭。

我起身走到阳台上。一鸣正靠着栏杆抽烟，烟雾飘向夜空，融入桂花树的阴影里。我走到他身边，说：“少抽点。”

他“嗯”了一声，把烟头摁灭了。我们娘俩静静站着，看巷子里几户人家的窗户亮着灯，不同的颜色，像夜里开出的花。

“妈，”一鸣说，“那个视频，我现在想想，心里很复杂。他说他每年生日给我们点蜡烛。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做那些事，到底是为了让我们以后好受点，还是为了让他自己好受点？”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都是。人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顺便也为别人。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们现在知道了，他不是完全不在乎你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求的就是个明白。明白之后，该放下就能放下了。”

一鸣没说话，又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店里。卷帘门拉上去，日光灯“啪”地点亮。门口“温家早点”的招牌还在，红漆又掉了一点，露出更多灰白的木底。我拿来一块半干的抹布，把招牌擦了一遍，又拿扫帚把门前的地扫了扫。隔壁卖烧饼的老刘看见我，探出头来：“温姐，回来了？这么多天没开门，我还以为你搬走了呢！”

我说：“回了。过两天就开业。”

正扫着地，马德海骑着电动车经过，车铃响了三声。他停下车，从后座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递给我：“温以宁，你这么多天不在，我帮你收了两封信。一封是银行来的，一封不知道，没写寄信人。”

我接过来，道了谢。回到店里，我拆开那封没写寄信人的信。里面是一张贺卡，封面印着一只立体的小羊。我打开贺卡，上面用中文写着：

“给我最勇敢的两个人，温一诺、温一鸣，生日快乐。今年的蜡烛，我让人给你们补上了。”

落款只有一个字母：“H”。

我拿着贺卡，坐在收银台后面。日光灯“嗡嗡”响着，像在给谁念经。我笑了，眼泪又一次掉下来。这个混蛋，死了还要惹我哭。

那天下午，我把一诺和一鸣叫到店里，把贺卡拿给他们看。一诺看了一会儿，说：“他什么时候写的？”我摇摇头。一鸣翻来覆去看了看，说：“邮戳是迪拜的，日期是上个月。那个律师帮忙寄的吧。”

我看着他们，正色道：“妈想好了。迪拜的那些财产，我们接受。”

一鸣抬头看我，一诺也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我继续说：“不是妈贪钱。妈这十九年，什么苦都吃过了，有没有那些钱都能活。但你们还年轻。你们的人生，不该只窝在江城的建设路，守着这个小店。一诺想出国留学，想做设计；一鸣想考建筑证，想开自己的装修公司。以前咱们没这个条件，现在条件来了，我不拦着。这是你们该得的。你们身上流着他哈曼德的血，这是他欠你们的。他死了，用这种方式还。”

一鸣的眼圈红了。他说：“妈，那你呢？你怎么办？”

我笑了笑：“我还能怎么办？继续开我的早点店，蒸我的包子。一诺一鸣飞多远都好，什么时候想回来，建设路128号的门永远开着。”

一诺扑过来抱住我。一鸣也走过来，把我和一诺都圈进他的胳膊里。我们三个人在收银台前抱成一团，像三只过冬的动物挤在一起取暖。

三个月后，该办的手续陆续办完。穆罕默德律师专程来江城一趟，带来了几份正式文件。我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签了字。签完后，他对我鞠了一躬，用带着点感慨的语气说：“温女士，我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他带着两个保镖走了。我从窗口看出去，他们的车子消失在这条热闹的街道尽头，像我从迪拜带回来的那些秘密，在人群里渐渐淡去了。

一诺用她的那部分钱交了学费，去了英国留学，学的还是设计。她说，伦敦的雨有时候很冷，但她喜欢。一鸣辞了工地上的活，报了个建筑材料管理班，考完证打算自己单干。他说等公司开起来，就把我接到新房子去住。

我摇头：“我不去。我就在桂花巷，在这店里。你们有空回来看看我就行。”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每天早上五点二十分，我准时打开店里的日光灯，把“温家早点”的招牌擦上一遍。那只流浪猫还每天从西墙的小窗跳进来，蹲在案板边上看我和面。马德海骑着电动车路过，车铃响三声。我揉着面，偶尔会想到迪拜，想到波斯湾边的白房子，想到那张照片，想到一个又老又瘦的男人躺在病床上，对着镜头说“对不起”。

我不再恨他了。但也没有原谅他。我只是接受了。接受了一个事实：我这一生，曾经爱过一个错误的人，然后用十九年，换来了两个对的人。

这就够了。

一鸣的公司后来真的开起来了，叫“鸣诺装饰”。一诺在英国毕业回国后，给公司做了整套品牌设计。我们三个人，都从各自的路绕回了这间小城。我在建设路128号继续做早点，直到有一天，我推开那扇卷帘门时，发现门口多了几盆花。是一诺种的，粉色的天竺葵，开得热烈。我浇了浇水，抬头看天色。天很蓝，有几片薄薄的云，慢慢从西边飘过来。

那天，一只骆驼从我的梦里走远了。它背上的男人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他最后看了一眼。

我也看见了，天边的云，是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