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9年8月28日，延安机场，李德接到张闻天写来的纸条：“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短短几字，打断了他在延安的生活。前来送行的李丽莲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两人相处多年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的李德，已经不是刚到中国时那个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军事顾问。他走过中央苏区，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随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有人记住了他的错误指挥，也有人注意到，他后来确实在努力理解中国革命。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参加德国共产党，曾参与巴伐利亚苏维埃运动。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后前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这段经历，使他熟悉欧洲军事理论和苏联红军的作战方法。1932年，他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李德也来到瑞金，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那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战争压力不断加大的阶段。李德拥有军事训练背景，又带着共产国际的权威身份，因而在作战决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问题在于，书本上的正规战经验，并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农村革命的战场上。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更多采取阵地防御和正规作战方式，机动作战、群众条件与兵力装备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部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李德身处指挥中枢，对当时的军事部署负有重要责任。需要说明的是，长征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决定，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倾向，确实成为后来反思的重要对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逐步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之受到限制，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红军。
会后，他曾提出到红一军团前线观察，希望通过实际作战了解中国战场。后来他回忆，林彪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军事情况也不愿多谈。这种沉默并非偶然，红军将领已经用连续作战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对这位来自欧洲的顾问并不完全信服。
有意思的是，李德并非始终拒绝改变。红军重新夺取遵义、四渡赤水等行动，使他逐渐看到灵活机动战术的价值。毛泽东没有照搬现成范式，而是根据敌我力量、地形条件和地方群众基础不断调整部署，这正是李德此前缺少的认识。
1935年8月，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方面曾出现分裂中央、另立军事指挥系统的倾向。李德虽然对遵义会议仍有保留意见，却支持维护中央的决定。据相关回忆，他还曾拦住追赶而来的李特，双方发生冲突。毛泽东赶到后说：“放了他吧，让他们走。”李德这才松手。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复杂处境。他在军事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却不等于在政治立场上与分裂行为站在一起。历史人物往往不是单一的标签，既要看到责任，也要看到具体场合中的选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李德也随队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的军事顾问角色逐渐淡出，生活重心也发生变化。与肖月华的婚姻关系出现裂痕，经过组织方面同意，两人后来分开。
1937年底的一场舞会上，李德认识了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李丽莲。她会说英语，也熟悉文艺演出。两人交谈、跳舞，之后又共同观看歌舞晚会。李丽莲演唱陕北民歌《赶牲灵》，给李德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感情发展得很快。李德向她求婚，李丽莲答应了。1938年，在陈云等方面同意后，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一起散步、买菜，也参加延安的文艺活动。对一个长期处在战争和政治风暴中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日常生活显得格外难得。
李德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身份变化，说明他并没有把在中国的经历仅仅看作一次受派遣的工作。只是，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位置，早已被军事失误牢牢限定，个人生活的温情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8月28日那天，接到共产国际要求回苏联述职的通知后，李德立即收拾行装赶往机场。李丽莲随后也赶来。李德曾提出带她一起走，但她没有护照和签证，无法登机。临别时，他只能与妻子告别，独自乘机离开中国。
这次离开距离他初到中国约七年。此后，李德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回到苏联后，他继续从事军事和历史方面的工作，晚年生活主要在东德度过。1974年8月15日，他在东德去世，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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