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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都被吴军攻破，伍子胥站在楚平王墓前，命人掘开坟土。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楚国贵族，等这一天等了太久。父亲伍奢、兄长伍尚惨死后，他没有选择陪葬，而是把余生押在了复仇上。
严格说来，从公元前522年伍奢遇害，到公元前506年楚平王墓被掘，中间约十六年；再到公元前484年伍子胥自杀，前后已近四十年。所谓“二十年后”，更多是对漫长岁月的概括，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何前半生拼命求生，后半生却主动赴死。
伍子胥出身楚国名门。曾祖父伍参辅佐楚庄王，祖父伍举留下“一鸣惊人”的典故，父亲伍奢担任太子建的太傅。这样的家世，本应让伍子胥拥有安稳的仕途，偏偏费无极为自保进谗，楚平王又听信谗言，太子建出逃，伍奢和伍尚被捕。
楚平王用伍奢作诱饵，写信召两个儿子入宫。伍尚明知危险，仍决定回去救父；伍子胥却看穿这是死局，转身逃往他国。临别之际，伍尚对他说：“你去吴国，替父报仇；我回去赴死，各尽其道。”
这不是简单的贪生怕死。伍子胥清楚，兄弟二人一起回去，只会多死一个人。逃走，才可能借助别国力量报仇。可父亲遇害后，这个选择也变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亏欠。
伍子胥先后辗转宋、郑，最后带着太子建之子熊胜进入吴国。途中楚兵追捕，盘缠耗尽，他甚至沿路乞讨。等他抵达吴都时，已经满头白发。一个贵族后裔，落到如此地步，求生本身就成了一场苦战。
吴国当时国君是吴王僚，公子光却因继承问题心怀不满，暗中招揽人才。伍子胥看出公子光的野心，便将勇士专诸推荐给他。公元前515年，专诸以鱼藏剑，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即位，是为吴王阖闾。
伍子胥由此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他主管外交，参与军政，协助吴国整顿兵力，并与孙武共同谋划伐楚。公元前506年，吴军在柏举之战击败楚军主力，攻入郢都。吴国的胜利有争霸因素，但对伍子胥而言，战争还背负着私人血仇。
楚平王已经死去，楚昭王又逃离都城，伍子胥找不到真正的仇人，便把怒火转向墓中的尸体。《左传》记载，他掘墓鞭尸三百，以泄父兄被杀之恨。申包胥对此极为不满，责问道：“你报仇可以，为何牵连百姓，还要羞辱死者？”
伍子胥回答：“我年老了，恐怕等不到仇恨真正结束，只能这样做。”这句话听着像辩解，实则暴露了他的困境：他已经把家族之仇和国家战争紧紧绑在一起，楚国受创越深，他越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申包胥没有与他争辩到底，而是奔赴秦国求援。秦哀公起初不愿出兵，申包胥便在秦宫外哭诉多日，最终促成秦军救楚。吴军因国内夫概作乱和秦军介入，不得不撤退，楚国因此获得喘息。
有意思的是，伍子胥并非只会复仇。他帮助吴国发展生产，修筑军事设施，辅佐阖闾称霸。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伍子胥又继续效忠。然而，君臣之间的裂痕很快出现。
公元前494年，吴国击败越国，勾践入吴为臣。伍子胥主张彻底消灭越国，太宰伯嚭却收受越国财物，替勾践说情。几年后，夫差急于北上伐齐，伍子胥反复劝阻，认为越国才是吴国真正的后患。
夫差听不进去。那个曾经靠伍子胥夺位、伐楚的君主，开始把老臣视为碍事之人。公元前484年，夫差伐齐获胜，伍子胥仍当面进谏，甚至斥责伯嚭误国。夫差震怒，赐剑逼其自杀。
伍子胥临死前留下遗言：“抉吾眼置之东门，以观吴之亡。”夫差认为这是诅咒，命人将他的尸体装入皮囊，投入江中。这个结局，与他当年逃离楚国形成强烈反差。
原因或许并不复杂。第一次面对死亡时，他身后还有父仇未报，必须活下来；第二次面对死亡时，儿子已被托付给齐国鲍氏，自己也不愿再向一个错误的君主低头。他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当年没有抛弃父亲。
伍子胥逃走，是为了复仇；伍尚赴死，是为了尽孝。一个选择活着承担，一个选择死去成名。多年以后，当夫差的剑再次指向伍子胥时，他没有再逃。父兄当年的悲剧，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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