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2年秋，朝鲜上甘岭阵地，志愿军战士在清理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坑道和山梁时，发现了一批美军遗弃的罐头。外包装看着完整，拿在手里也有分量，可打开之后，里面却不是肉类食品，而是已经被用作排泄物容器的罐头盒。
这件事听起来离奇，却折射出上甘岭战场的残酷。那里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距离很近，白天暴露在山梁上，往往意味着遭到炮火和冷枪袭击。对美军士兵来说，吃饭、喝水尚且困难，离开掩体解决生理问题，更可能成为对面狙击手的目标。
这个让敌人不敢轻易抬头的人，正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一三五团的张桃芳。
张桃芳入朝后，最初并不是专职狙击手。他曾担任通信员，行军、传令、抢修线路样样都干。部队换装苏制莫辛—纳甘步枪后，他没有足够时间熟悉新枪，第一次打靶便连续三发脱靶。连长打趣说：“三个大烧饼，一个也没打中。”
玩笑归玩笑，张桃芳却把这次失误记在了心里。他明白，战场不会因为新兵不熟悉武器就给出第二次机会。此后，他常常端枪练习，借助沙袋锻炼臂力，反复调整呼吸、准星和扣扳机的动作。一个姿势保持很久，手臂发麻也不放下。
射击技术没有捷径。
真正上阵后，张桃芳也经历过打不中目标的阶段。一次交火中，他因紧张连续射击，却没有取得战果。回到阵地后，他没有把责任推给枪械或环境，而是重新琢磨瞄准和隐蔽动作，向身边有经验的战士请教。
训练的效果很快显现。1953年春夏之交，他在三十二天的战斗中，据部队战绩统计，使用四百三十六发子弹，毙伤敌军二百一十四人，其中毙敌数字常被记为二百一十四名。这一战绩后来成为志愿军狙击作战中广为人知的纪录。
数字背后，是极高的风险。
狙击手开枪后必须迅速转移或隐蔽，否则敌方炮火和反狙击火力会立即覆盖过来。张桃芳常常先观察敌方活动规律，再寻找短暂而确切的射击机会。他并不追求盲目开枪，而是等待目标暴露在最没有防备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美军士兵后来宁愿缩在工事里，也不愿长时间出现在山坡上。有人吃饭时不敢露头，有人甚至只能把空罐头留在掩体中使用。志愿军清理阵地时看到的“粪便罐头”，正是这种压迫之下留下的痕迹。所谓“要怪就怪张桃芳”，更像是敌军对这名狙击手的畏惧和抱怨，并非正式文件中的原话。
关于他与美军狙击手交锋的故事，民间流传颇多。部分叙述提到，1953年6月，张桃芳曾与一名被称为“艾克”的美军狙击手隔阵对射。他利用钢盔诱导对方暴露，又根据机枪火力落点判断敌方观察位置，最终抓住瞬间完成射击。
这类细节在回忆文章和后来的传播中存在不同版本，具体人物身份也难以完全核实。但可以确认的是，张桃芳面对的并非普通射手，而是敌方经过训练的反狙击力量。双方比拼的，不只是枪法，还有耐心、伪装和判断力。
皮定均对这名战士十分重视。一次，他把一双总部配发的皮靴交给参谋，要求送到前沿阵地。参谋有些迟疑，皮定均说：“没有战士，哪来的首长？雪地里打狙，他比我更需要。”
张桃芳收到皮靴后没有舍得穿，后来还把弹壳装在里面。传说皮定均看到弹壳数量后，提醒他还差三枚，暗合所在团的番号。这个故事带有较强的口述色彩，但它说明了一点：在当时的部队记忆里，张桃芳的射击成绩早已不是个人荣誉，而成了整个连队、团部鼓舞士气的象征。
上甘岭的山石、坑道和弹坑，见证了这种近乎苛刻的对抗。美军拥有猛烈炮火和空中优势，志愿军则依靠坑道防御、灵活机动和步兵近距离作战苦撑阵地。张桃芳的枪声，无法改变整个战场的火力差距，却能让对方每一次探头、每一次走出掩体，都变成必须反复权衡的危险行动。
1976年7月，皮定均因飞机失事去世。追悼会上，张桃芳前来凭吊，面对曾经的老首长，他长时间跪在灵前。那双皮靴、那支莫辛—纳甘步枪，以及装在靴中的弹壳，后来都成为这段战场往事中反复被提及的物件。它们没有替人说话，却把一个狙击手在三十二天里的射击记录，留在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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