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贞观十七年，长安大理寺狱中，唐太宗李世民见了即将受刑的侯君集。一个是坐拥天下的皇帝，一个是跟随他多年、屡立战功的旧将。到了这一步，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真正摆在面前的，只剩下一个问题：侯君集为何从凌烟阁功臣，走到了谋反受诛的地步？
史书记载，李世民曾对侯君集的遭遇十分惋惜，甚至说过“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诏令，却能看出他的复杂心情。侯君集并非普通武将，他参与过夺取帝位的关键行动，也曾替大唐解决西北边患。对这样的老臣，李世民不是没有感情。
侯君集出身将门，早年不以文章见长，却很有胆略和临机决断的本领。秦王府时期，他逐渐成为李世民信任的武将。武德九年，也就是626年，玄武门事变发生，侯君集站在李世民一边。事后，李世民即位，对参与建功的旧部大加封赏，侯君集也因此跻身朝廷重臣之列。
不过，功劳越大，皇帝对他的期待也越高。李世民看出侯君集勇猛有余，系统的兵法修养仍需加强，便让他向李靖学习。侯君集并不是天生的名将，却有一个特点：学得快，敢于用。经过磨炼之后，他开始独当一面。
贞观十四年，唐军出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与西突厥往来密切，又多次拒绝唐朝要求，李世民遂命侯君集率军西征。唐军穿越漫长道路抵达高昌时，麴文泰已经病重，不久去世，其子麴智盛继位。高昌内部失去主心骨，战局很快逆转。
这本来是一场漂亮的军事胜利。高昌灭亡后，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西域经营由此向前推进。可侯君集在善后处置上的做法，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攻下城池后，军队劫掠财物，部分将领还私分府库物品。更严重的是，侯君集擅自处理高昌官民，将一些人治罪、流放，甚至没有严格区分首从和无辜。战场上可以讲求果断，治理新附之地却必须遵循法令。侯君集把将军的权力带进了行政事务，越过了皇权与朝廷制度的边界。
有人因此弹劾他。李世民听后大怒，斥责侯君集糊涂，并将其下狱。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立即置他于死地。朝中有人替侯君集求情，皇帝最终又将他释放。这里面既有功臣的面子，也有旧日君臣关系的分量。
但侯君集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他认为自己为国征战多年，如今却因战后处置被关进牢狱，心中越想越不平。贞观十六年左右，他与同僚张亮交谈时，曾说出“郁郁不可活，能反乎？当与公反”一类的话。
侯君集或许有意试探，也可能只是愤懑之下的失言。张亮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并向李世民告发。李世民当时没有仅凭一句话定罪，反问道：“卿与君集皆功臣，今独相语而无左验，奈何？”意思是没有旁证，仅凭一面之词，确实难以立即治罪。
这一回，侯君集又躲过了惩处。可是他的问题，并不只在口无遮拦。太子李承乾后来因担心失去储位，逐渐拉拢侯君集。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在东宫任职，双方关系因此更加密切。李承乾一方谋划发动政变时，侯君集最终参与其中。
事情败露后，侯君集被捕。他的妻子察觉形势危险，劝他说：“与其等人告发，不如自己承认，或许还能求得宽宥。”侯君集没有来得及自首，便被人先行告发。到了审讯时，他仍试图否认谋反之事，但相关供词和证据已经摆在朝廷面前。
这一次，性质完全不同。高昌事件属于将领违法擅权，尚可归入功过相抵；太子谋反则直接触及皇位继承和皇帝本人。侯君集不是在边地犯错，而是卷入了长安政治核心的剧烈冲突。对李世民而言，若继续包庇，便等于允许功臣凭借军功干预储位。
据相关记载，李世民曾感叹不忍对侯君集用刑。朝臣却纷纷要求依法处置，皇帝再想保全，也难以向朝廷和天下交代。于是，李世民亲自到狱中见侯君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侯君集沉默许久，只提出一件事：“臣死不足惜，只求陛下留下臣的一个儿子，使侯家不至绝后。”
李世民答应了这个请求。侯君集被处死后，其家属并未全部遭到诛杀，妻子儿女被流放岭南，侯氏血脉因此得以保全。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侯君集无罪，而是说明唐太宗在法令之外，仍给了这位旧臣最后一点恩典。
侯君集一生的转折，恰恰在于他把军功当成了可以反复抵消过失的凭据。高昌之战后，他没有收敛锋芒；被释放之后，又没有管住自己的言语；面对太子拉拢，更没有及时抽身。功劳可以换来宽宥，却不能替代制度。到了贞观十七年，侯君集最终受刑，曾经横刀立马的凌烟阁功臣，也由此退出了唐朝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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