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红军强渡大渡河，七天后顺利抵达对岸，刘伯承直言：胜利关键靠的就是一位船家！
1935年5月25日，四川安顺场渡口，红军突击队面对的不是一条普通河流，而是一道由急流、险滩和敌军火力共同构成的防线。
大渡河水势湍急，河面宽阔，沿岸山势陡峭。船只一旦失去控制，便可能被卷入激流。更棘手的是，国民党军早已收缴附近船只，在渡口一带布置防守，企图凭借河流阻断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
红军此前刚在1935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又经过会理一带的军事部署，部队已经连续行军作战。大渡河不能绕，也不能久拖。若在南岸停留过久，敌军便可能调集更多兵力形成合围。
困难摆在眼前，办法只能从细节里找。红军没有把希望押在单纯的正面冲击上，而是把侦察、突袭、佯攻和炮火掩护结合起来。孙继先负责挑选渡河先遣力量，熊尚林率领突击队，杨得志则承担前线指挥。
安顺场的突破，关键不只在枪声响起之后。渡河需要船，船又需要熟悉水情的人。当地船工知道哪一段水流最急，什么时候该收桨，什么时候必须借着岸边水势调整方向。这些经验，地图和命令都替代不了。
5月24日晚，红军向安顺场守军发起行动。黎林带领部队实施佯攻，牵制敌军注意力，杨得志则组织力量从侧翼突入。战斗的目的很明确：夺取渡口，寻找船只，为第二天的强渡创造条件。
战斗结束后，红军取得了安顺场的控制权，并找到一只可以使用的木船。船不大，状况也谈不上理想，却成了行动能否开始的关键。突击队没有时间等待更多装备，只能边检查、边修整、边寻找船工。
帅仕高当时20多岁，是安顺场附近的船工。红军找到他时，最看重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对河道的熟悉。面对这样的任务，他明白危险，也明白红军一旦失去渡船，后续部队就很难展开行动。
有人问：“这水势，船能过去吗？”
帅仕高没有夸口，只回答：“顺着水走，才有机会。”
5月25日，熊尚林率17名战士登船，帅仕高操舟，赵章成指挥炮兵提供掩护。船离开南岸后，敌军火力随即压向河面。水流推动船身，炮火改变了原有的航线，船工必须不断修正方向，突击队员则在船上保持射击和防护。
这场渡河并非没有代价。船体受损，河水不断灌入，人员还要承受对岸射击。帅仕高凭借当地船工的经验稳住船身，突击队则以火力压制岸上守军。经过激烈行动，17名战士抵达北岸，渡口被红军控制，行动没有出现重大人员损失。
真正的难题，是让主力部队过去。一只船只能往返运送少量人员和物资，红军随后组织船工和部队分批渡河。安顺场附近的船工陆续参与进来，运输秩序、警戒和火力掩护都必须同步安排。整个渡河过程持续了7天，部队才基本完成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恰恰体现在“借力”二字上。红军有组织、有纪律、有炮火，却缺少适应当地急流的船只和技术；帅仕高有船工本领，却无法独自改变战场局势。双方在渡口形成配合，才把一条难以通过的河流变成了可以突破的通道。
红军渡河后，帅仕高因帮助红军而受到国民党方面追捕，不得不离开安顺场，辗转躲进大凉山一带。那段经历留下的具体细节并不完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此后多年没有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
1952年，解放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地区开展工作时，曾设法寻找帅仕高。熟悉当地情况、能够沟通不同群体的人，在西南地区的工作中很有价值。帅仕高后来参与地方事务，并得到妥善安置。刘伯承谈及大渡河行动时，曾直言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靠的是一船家”。
1965年，彭德怀到西南访问期间，曾看望帅仕高。一次渡河，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连在了一起：一边是经过严密组织的红军队伍，另一边是掌握河道规律的普通船工。安顺场的那只木船，承载的不只是17名突击队员，也承载着红军继续北上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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