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愿访华，中方对日称呼已变，通牒送到东京，劝高市做三件事

日本跨党派议员团8月24日抵达北京，27日与中联部副部长陆慷会谈。四天访问，两小时正式磋商。日方来的是伊佐进一、桥本岳、川村雄大。8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

中方对日称呼从“日本政府”转为“日本当政者”，等于把责任从国家层面压到了政权层面。北京不再把日本当成一个整体来提要求，而是直接指向高市早苗本人。这个变化意味着，中方已经把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因于高市个人的政策选择，而不是日本国家的固定立场。

外交措辞从来不是随意的，“日本政府”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对象，指向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会换届，会调整政策，会换不同的人来执掌。中方过去用“日本政府”，是给双方都留出转圜空间：即使关系恶化，那也只是政府层面的事，不代表日本国家，也不代表日本人民。“日本当政者”完全不同，这个词把矛头对准了正在掌权的这批人，尤其是高市早苗。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日关系的困难根源在当政者的错误言行，责任具体到人。二是当政者是可以更换的，日本政坛内部还有其他力量，中方愿意和那些力量接触，但高市本人必须纠错。

这个变化和这次议员访华的性质正好对应，中联部接待的是日本国会议员，不是外务省官员。中方愿意和日本政界的理性力量对话，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正式关系能不能改善，取决于高市早苗会不会改。中方把国家、政党、政府、当政者四个层级分得很清楚，每一层对应不同的交往方式和政策态度。

中方对日外交的层级化处理，在这次议员访华中体现得最完整。国家和人民之间保持交流，政界理性力量可以接触，政府间关系取决于政策走向，而当政者个人则被直接点名，这个结构让中方的立场既灵活又强硬。

伊佐进一在出发前把当前中日关系定性为“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恶劣的状态”。他的判断没有问题，但他用来突破的手段，只是一次党际交流。中方的接待规格表明，北京认可这次访问的价值，但不认为它能改变什么。中方要的是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收回错误表态，其他都是次要的。

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辩中把“台湾有事”和日本法律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挂钩，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她收回，高市的回应是“无意撤回”。

高市不是第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的日本政客，但她是第一个以首相身份在国会正式答辩中把这个问题和“存亡危机事态”挂钩的人。这个动作的影响超出了她个人的政治立场，变成了一种政策宣示，中方如果不做强硬回应，等于默认日本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

高市被中方点名的原因，是她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已经触及了中日关系的法理基础。这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空间。高市以为可以像其他问题一样拖过去，但中方的称呼变化说明，北京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她“反思”。

这次日本议员访华，伊佐进一会后对媒体说，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发生了激烈交锋。日方提出的诉求包括释放被拘日本公民、撤销稀土出口管制、恢复交流。中方的态度是：这些都牵涉到原则问题，在日本当政者改变错误言行之前，中方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松动。

日本经济界已经等不住了，稀土出口管制的冲击正在显现，今年3月4月对日稀土出口下降80%。日本国际贸促会计划9月派团访华，关西经济联合会10月来。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说“情况不乐观”，这些压力会传导到高市那里，但能不能推动她改变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目前看不到迹象。

高市的支持率在缓慢下滑，时事通信8月调查显示48.4%，连续三个月下降。ANN的民调里，62%受访者不认可高市政府在物价问题上的应对，超过七成对日元汇率感到不安。

但她面临的压力是结构性的，党内右翼要求她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强硬，她的主要支持群体高度认同她的历史观和国防观，如果她在这个阶段收回台湾问题上的表态，等于否定自己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立场，这个成本她付不起。

高市能做的是维持现状，继续表示期待APEC，继续让议员和经济团体来华试探，继续在公开场合用“建设性关系”之类的外交辞令。但中方已经用“当政者”这个词表明，北京不会因为她的姿态变化而调整政策。

高市的困境在于，她必须在两个不可兼得的目标之间做选择。保持对华强硬，她能稳住右翼基本盘，但日本经济会持续承受损失，而修正台湾问题表态，她可能缓和对华关系，但会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她现在选择的是第三条路：不改变立场，同时派不同的人去北京试图减轻损失，不过这条路走不通。

这次访华的真正价值，是让日本政界内部对高市路线不满的声音有了一个公开表达渠道。伊佐进一、桥本岳、川村雄大三人，分属不同党派，桥本岳还是自民党议员。他们来北京，说明日本政治精英层对高市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认同，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继续恶化对华关系的代价已经超过了收益。

百田尚树骂这三人是“去赔罪”，这个反应恰恰说明，这次访问在政治上是有分量的。如果只是走过场，右翼没必要紧张，右翼的反弹，反证了这次访问可能产生实际影响。

但议员访华改变不了高市的基本盘，高市的政治根基在自民党右翼和保守派选民中，这些人支持她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议员团的访华成果，在高市那里得到的待遇，最多是“听听不同意见”。

日本政坛内部的裂缝是真实的，但这条裂缝还不足以撬动高市的政策，议员访华能做的，是给日本国内的对华务实力量保存一点活动空间，如果高市在APEC之后仍然坚持原有立场，这些务实力量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11月APEC深圳峰会，是高市必须面对的一道坎。她已经表示期待参加，但中方会不会给她提供双边会晤的机会，取决于她在接下来两个多月里做什么。

如果高市在APEC前来深圳，但没有得到中日领导人会晤的安排，她将非常被动。日本国内会认为她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右翼会用这件事证明“中国不可信”，务实派会用这件事证明“高市路线走不通”，无论哪一派获胜，高市的执政基础都会受损。

如果高市在APEC前做出某种修正，为双边会晤创造条件，那意味着她在台湾问题上至少后退了一步。这一步会引发右翼的强烈反弹，可能动摇她的党内支持。

APEC是检验高市对华政策成色的节点，她能不能来，能见到谁，会直接影响她的政治生命。中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高市不纠错，双边会晤免谈。她要么在APEC前做出选择，要么准备承受这次峰会带来的政治后果。

中方的策略是耐心的等待，不主动升级对日施压，但也不为日方的错误政策买单。稀土出口管制继续执行，赴日旅游的自然下滑不干预，日本企业和地方政府要交流，中方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

中方对日称呼的变化，是这种策略的组成部分。把“当政者”和“有识之士”分开，就是在日本政坛内部做工作。中方不希望整个日本都站在对立面，所以给理性力量留了口子，但中方也不会因为理性力量的接触而放松对高市施压的力度。

北京给东京出的题，是让高市在台湾问题上做明确选择。议员访华、经济团体访华、APEC，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高市拖得越久，日本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压力就越大，中方不用急着推动局势，时间会帮它做工作。

高市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把自己从一个可以从容应对中日关系的首相，变成了被中方直接点名的“当政者”。这个称呼变化，是过去九个月关系恶化的结果，也是接下来关系走向的预判。日本政坛里还有人愿意来北京，说明事情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能不能挽回，关键在高市的三件事做不做。